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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总结 ——《北去来辞》(项 静)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是这样结尾的:后来有一个老人收留了她。这个老人就成了她的丈夫。老人就像一堵墙,挡住了她所有的新朋旧友,使她孤立得只剩下自己的一个影子了……旧的多米已经死去,她的激情和爱像远去的雷声永远沉落在地平线之下了,她被抽空的躯体骨瘦如柴地在北京的街头轻盈游逛。《北去来辞》是接着这个尾声开始的,它加入了林白在《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几部小说中的生活和故事成分,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天命之年的人生总结。总结不是一个带有强烈文学性的词汇,它质地坚硬、思维中性、声调寻常,不过它却带有时间的属性,一条顺水滑行无情流逝的时间链条被外力拉断或阻滞,带来暂时的停顿和回望,因而一个野心勃勃的视野就值得期望。《北去来辞》诞生于时间的停顿,小说是从女主角海红的失眠、烦躁症开始的——“2010年初春,海红陷入了一片噪声之中”①。在漫长的夜晚,一个敏感、备受折磨的女作家无事可做,时代、历史、世界、自我、人性、欲望、城市和乡村等诸多问题不可遏止地涌向她,她把它们剁碎之后揉在一起,写出了一份丰饶斑驳的生活大剧。
《北去来辞》的叙述结束于2012年,叙述者以略带怀疑的语气结束了这场人生的燥乱——“下一年就是2013年,海红将满五十岁。经过这么多年纠结的生活,她感到自己终于褪尽了文艺青年的伤感、矫情、自恋和轻逸,漫长的青春期在五十岁即将到来的时候终于可以结束了吧?”这个带问号的陈述句,告诉我们她始终还带着犹疑,因为生活是那样无边无际、广阔辽远,谁知道又有什么带来岔路和新的气象。就像当初写《一个人的战争》的林白,如何能料到将会写出《妇女闲聊录》?小说的结尾关于写作时间的标注:“2010年1月8日——12月13日初稿,2012年10月15日上午,定稿于东四十条。”这是一次日记式的跟生活同步的写作,作家对时间的醒目标记,让人不能忽略时间带来的提示和压力,同时能明确感受到身体离开尚未散去的温度,正是这份温度让我们对林白多了一份期待。
从《枕黄记》开始,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林白给评论界带来了惊喜,一个曾经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标志性作家、一个沉浸在自我中的女作家,打开了自己,与世界对话,并且按准了乱世中人不安、惶惑、迷茫的穴位,我们觉得林白了解焦虑的我们,也了解价值混乱的世界。一直焦虑文学脱离现实、自娱自乐无甚作为,努力寻找与现实对话途径的评论界发现了一个替他们发声的作家:一个关注农民工、当下农村、妇女的作家,一个背离了知识分子习惯道路的作家,一个代替象牙塔中的我们去接触陌生世界的作家。而《北去来辞》几乎推翻了这一些药方式的评价,回避了评论家期望的方向,她又顽强地回到了“一个人”的世界。
有必要去梳理一下女性主义作家标签之后林白的写作历程。2000年,林白沿着黄河流域旅行了两万多华里,直接接触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并最终完成了“跨文体作品”《枕黄记》,林白说自己希望通过这次艰难的行动,焕发对生活的热情,进而爱人们、爱世界。这是林白写作转变的开端,不过她似乎并不满意自己写完之后的精神状态,“这真像我生活之外的一次长征,一次肤浅的、没有胜利可言的长征,具有一种面向民间姿态,却停留在个人的困顿和疲惫之中,双脚虽然在行走,内心却远远没有打开”②。2003年写完的《万物花开》后记中林白说:“我多想成为一个别人啊!一个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多一种人生是对我们的安慰,成为万物则是我们的妄想。”③她来到王榨村,变成大头脑袋里的五个瘤子,厮混于南瓜和牛群之中,冷眼旁观乡村生活。2005年的《妇女闲聊录》,作家只是记录者,而且一字一句,原封不动地听到和写下了木珍的世界,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伤害的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林白说记录木珍的世界,“最早是一种颠覆的冲动,无论生活,还是艺术。想要给自己的生命以某种冲击,在人生的中途,带给自己另一种震荡”④。木珍的世界给林白带来另一种伦理的文学和另一种小说观。接下来她回到了“北流的故乡”,是一部写作了十余年的长篇,丢掉又重新捡起来的小说,即2007年的《致一九七五》,小说分《时光》、《在六感那边》上下两部,时间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林白说与其说是写人,不如说是在写时光,这部分以回忆录的方式写成的文字,在少女李飘扬的眼睛里,一百三十多个人物随着时光向四面八方洇开去:“就像前面是很长很长的屏风,后面有一组一组的人物走过去。”⑤2009年夏天林白在湖北住了一段,干了点农活,对银禾、雨喜(《北去来辞》中人物名)一类人物较有兴趣,回来写了几个短篇。但觉得短篇远不能容纳她对银禾这个人物的感受,所以决定写一部长篇。银禾的原形是《妇女闲聊录》里的木珍,这个人物是林白认为的“天生的文学人物”,她希望自己能多叙述一下,但银禾的形象出来之后,她又遇到了转机:

在完成十六万字的《银禾简史》后,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到埃及去。我扔下这部长篇稿子,从开罗到南方的卢克索再到红海。在红海住宿的那个夜晚,月圆海阔,天风浩浩,我忽然决定给这部长篇增加一些东西。这个念头一出现,海红这个名字即刻从虚空中咚的一下掉到我面前,仿佛是我早已熟悉的一块石头。我渐渐沉浸其中,对海红这个后加人物的兴趣超过了银禾,她的失眠、漂浮、纠结、迷乱,她的神经质和自我审视,她的日渐凋谢以及自我更新的企愿……这一切,是那样地一次一次逼近我。⑥

我更看重她这个转变,林白说如果论性格,她喜欢银禾,但作为小说人物来说她更喜欢海红,她更有丰富性。当然海红是林白“早已熟悉的一块石头”,甚至就是她自己。她一直否认自己的主角是知识分子,她不希望这些女人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被人寄予厚望,或许这也是一种她想挣脱的牢笼,她更在意的是写出一种气氛,一种实感经验、一种百感交集、斑驳与丰饶的气象。
小说的主要故事是海红的寻找,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条有意味的故事线。海红这个人物,熟悉林白小说的人可以从《一个人的战争》、《致一九七五》找到熟悉的影子,当然海红的这条故事线上增加了庞大的家族故事,追根溯源,枝枝杈杈,每一个故事都讲述得很平实朴素,就像植物从大地上生长出来一样。海红的故事分为三个阶段,童年失去父亲,缺少母爱,流离失所,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中;青年追求超现实主义,被各种理论蛊惑,陷入各色泥潭,生活千疮百孔;中年困在婚姻的茧中,与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丈夫过着节节败退的生活,于是她开始失眠和狂躁,她努力伸出头去寻找新鲜的空气,去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在她的寻找中,另一条故事线的主角银禾是作为被捕获物出现的。海红疑心自己得了忧郁症,她听从劝告,找一个人聊天——银禾出现了,她就给海红讲鬼故事,鬼神的世界比没有要更有趣。就像她刚来到北京时,道良一家都记得的她身上那种奇怪的味道,她是作为一个“陌生的世界”的使者降临这个家的,她给这个沉闷的家带来一种希望的药方:她有一个生猛新鲜、活色生香的生活世界,她有自己的语言和逻辑,尽管有讲不通被质疑的时候,她仍然坚信。她可以解释得通自己的生活,即使是丈夫外遇,孩子辍学,生老病死、命运、世界新闻、国家历史,她都有一套自己的笃定的说法。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觉得世界上没有一样能难倒她。她身上带着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种态度,她不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乡村”、弱势群体,她是真实、可感的、实体化的乡村。海红之于银禾,就像《妇女闲聊录》里的倾听者一样,她被这个世界吸引住了,银禾和史道良的故乡,于是成为了海红的海市蜃楼、乌托邦。一想到那个地方,她就感到“沉闷的日记开了一扇窗户似的,风吹朗朗”。《北去来辞》比《妇女闲聊录》多走了一步,海红去到了那个银禾的村庄,她去种菜,采风、去聊天、去记录,乡村治愈了她身体上的病痛,但她很快否定掉了田园梦,她亲眼看到大地上诞生了怪异狰狞的景象,田园将芜,“鸡屎飘荡,河流壅塞。这么快,刚刚升起的田园梦就破灭了”。
银禾提供了一个生活世界,而她本人是没有完整的故事的,就像一个活泼的插曲,很快退出海红的寻找,尽管她是海红丈夫的嫡亲,但她只是依附在史道良家族史上无关紧要的小兵,无关大的历史和光荣。“史银禾,她什么没见过?见多识广。她像一条河。天生有很多活水,垃圾啊浊泥啊动物的尸体啊,从河面流过去,它就流过去了——而河水生生不息。”对于史道良和海红,作家按照寻根的方式追溯了他们的家族历史,银禾本人的事就像河水一样无始无终,生生不息,但仿佛也无足轻重。林白称银禾的原型是“天生的文学人物”,文学在这里或者可以等同于传奇化,是烂熟、习得现实的陌生化,是强心剂,是药方,是“他者”,总之,她不是我们阵营的人。史道良,即使他是海红离了婚的前夫,他们仍然是精神上的亲密伴侣,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已经定型了,虽然早已离婚,但她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时刻想着远走高飞了。她找到了共同的爱好:书法、植物、俄罗斯文学,然后还有鲁迅,还有乡村。即使他渺无去向,她依然知道这个人在她生活中举足轻重,比她的故乡和亲人还要重要,尽管两个人困兽一样斗争,折磨,但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是海红在这个漂浮动荡世界里的一只铁锚。
被时代抛弃的左派知识分子史道良,有他固守的政治信仰,他关心世界局势,他认为奥巴马是黑人的叛徒,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替美国资本家卖命是件令人痛心的事,他希望全世界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世界霸权,他热爱《国际歌》的旋律,他诅咒这个被金钱和强权控制的世界,“这是最后的斗争”,他一边唱一边感到绝望,心情压抑。1999年是一个有隐喻性质的年份,上世纪的最后一年,史道良光荣退休,这意味着在崭新的20世纪他是一个落伍者,他清高自尊愤世嫉俗事事看不惯,再加上文化节山头林立——左右不沾,于是两头不靠。他一个人冷在了家里,各种热闹的研讨会、策划会、论证会、文化新闻都没有了他。史道良尽管有左派的信仰,但他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左派,他既不去认识世界,也不去试图改造世界,他一直有一种走向彼岸的冲动,对此岸是鄙视的,他会认为左边的和右边的邻居、楼上的和楼下的邻居,一概“都不是人”,他无法接受和认同这种庸俗的日常生活。他甚至拒绝乌有之乡的信息,他固守自己的判断和观点,对别人的世界不屑一顾。
退休和封闭使得他从一个昂扬的、男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世界退回到家庭,他的面容越来越苍茫,灰扑扑的,他背对了世界,世界更背对了他。他变得肮脏了,不修边幅,不洗脸不刮胡子。他回到了自己那间房子,呆坐在他的纸堆中间,摞摞书纸,专注于陈年版本,年谱索引、研究资料、报纸杂志,用放大镜看古钱币,写他的字帖。
史道良生活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烟花和稀有的光彩,这是他维持生活和存在价值的一个意义系统。他对世界表达他的愤怒,愤怒带给他生活的意义感,所以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愤怒和批判。同时,他有保持着模糊的对革命的向往和因循的革命语言,他喜欢说“上山打游击”啊,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比那大树常青”,不过这些都是不能回转的时间,对于现实来说俱往矣。另外还有他对美好的、有尊严的生活颠扑不灭的记忆,比如史道良记忆中的1963年。他用单位的信笺给乡下老家写信,让周围的人肃然起敬,给史家争了无限的风光。无论是史道良还是他哥哥,都喜欢回忆1963年,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史道良从北京回家过年,带回了许多吃的。1963年他父亲第一次使用暖水袋代替了烘炉。1963年,史道良一个人守着七八只旅行袋在火车上过了一天一夜。1963年,道良给父亲捎了一只手电筒。这是一个个人史上对物质丰满的记忆,也是个人往昔的光荣,尽管这与革命的记忆几乎是背道而驰的,但他奉若珍宝。第三个是感情上的期待,对女儿春泱的爱和塑造,他的心头肉和乖女儿,是他在这世上最大的亮光,他希望女儿能在自己的培养和教育下,继续焕发他已经无力参与其中的光彩。但事实是,他与女儿日渐隔膜,只能隔着鸿沟遥遥相望。在鸿沟那头,那个年轻的身影越走越远,与他背道而驰,史道良认为女儿胸无大志混日子,女儿则坚决不愿再重复父母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希望,通向死寂。最后,这些生活的光亮之处都变得暗淡无光,无法勾住他企图攀附、甚至是求救的手。
在这个无宗信的断裂社会,疏离了国家、组织、信仰的知识分子迅速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的漂浮者,无目的无意义的漂浮意味着自我放弃,自我罗列起来的不坚强的堡垒不堪一击,来自各个方向的打击总会有一次击沉你。于是,“我们的道良”留下“去意已决,不必再找”的字条。史道良就是海红的从前,即使他们相信或者迷恋的信念不同,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海红要去认识和爱这个世界,海红是寻找。史道良则是逃避,他逃避左邻右舍的“粗人”,逃避外在世界的规则,逃避日益更新的世界,他不接受这个异己的世界,只好放弃自己。
在海红的寻找中,陈青铜也是一个方向,海红爱过各种各样的男人,但只有一个陈青铜是和她没有性关系的,她不能明确陈青铜对她的意义,爱情或者某种正在消逝的理想?她生存的另一种可能?陈青铜是引导她走出自我世界的一个人,他对海红说:“生存空虚是因为你游手好闲,你去干点事看看,文人基本上是无病呻吟,活得太虚太轻,自我格局太小。”但他厌恶海红说他是雷锋,可见他与史道良不同,史道良即使在离婚的问题上也要充当牺牲者、拯救者的角色。他几乎是清教徒,常常要追问到底是市场对灵魂的压迫大还是革命对灵魂的压迫大?然而治病救人的陈青铜本身也是病人,所谓医不自医,他面临经济窘迫,妻子抛弃,他是时代的落败者,整个时代都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大倒霉蛋。小说最后,陈青铜作为摄影师加入了Ngo组织。他拍过黑砖窑的童工、精神病院、养老院、西藏的朝圣者,摄影作品出现在南方某杂志上,杂志定价昂贵、大大厚厚,刊登着奢侈品广告和边缘、贫困同时又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海红认为这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趣味。此时海红和陈青铜都是自由身,但海红却已经没有爱上陈青铜的欲望了,“他跟你说什么但你听不见。不要再等他了”。海红甚至表达了对陈青铜的偶像人物戴安•阿勃丝的抗拒,这个艺术家放弃了中产阶级趣味的时装广告,放弃了薪水优厚的时尚摄影和家庭生活,走进弱智者收容所、疯子、妓院、脱衣舞的后台、马戏团,去拍摄那些远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人们——妓女、低能儿、疯子、变性人、残废老军人、在黑夜的大街上唱歌的侏儒、同性恋者、马戏团里的巨人、天体营中的裸体主义者。海红抗拒病态的人群,她很激烈和明确地说我不要这个。海红丢掉了陈青铜,丢掉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北去来辞》还出现了三个下一代的形象。王榨村留守儿童青海辈分上说是海红的孙女,仿佛一团明亮的火,没有留守儿童的那种落寞与孤独。“未来的新人类,大概就是如此,无牵无挂,无父无母,兴致勃勃地活在未来的新世界里。在那里,河面飘着鸡屎,棉花和稻子茎叶粗壮高大,芭茅与竹子齐高,红薯叶子有锅盖那么大。未来的新人类们,将不会留恋一个古老的时代,而地球,将转动不息。”银禾的女儿雨喜,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她从小就能在抢饭的中学活下来,能自我保护,她一个人闯世界,简单明快地爱着世界:她爱游戏,底气壮、不怯场——网络这个世界是她的地盘,她改变自己的出身,做着很女王的梦。未婚先孕,不能结婚也不想结,她把孩子生下来送人,人家给她四万块钱营养费。她把一个单身女孩的羞耻和负担轻而易举地卸掉了,叙事者没有向我们展示她的痛苦。海红和史道良的女儿春泱,不想走父亲期望的文学批评家的道路,她只关心《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对父母沉闷、封闭、边缘的生活深恶痛绝,父母引以为高尚的精神生活她认为无趣,没有光彩,还埋怨父母把这样的生活带给了她。这是一个新时代,一个不需要负担和精神生活的时代,这是海红、史道良、陈青铜、银禾们都不能改变,除了死去的人,其他人仍将继续生活的新时代。
海红把生活先是做了加法,她虚构了一个田园乌托邦,她千里寻根、重游故乡、遍访亲朋、寻找自己的精神导师、尝试了各种爱情,结婚生子,后又做了减法,她离婚、从乡村回来,离开故乡、丢掉导师,她又成为了她自己,一个人,又不再是最初的那“一个人”,这些途中的人与事都写在了“一个人”的履历上。
村上春树收到过一封读者的邮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参加职业考试,遇到一道题目是“请在四页稿纸之内对自我进行描述”,读者说自己根本无法用四页稿纸描述自己。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于是他问村上,假如你遇到这种考题会怎么回答?村上的回答是,这是无意义的提问,就算无法描述自己,为何不试着描述一番炸牡蛎呢?村上个人十分钟情炸牡蛎。“通过描述炸牡蛎,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及距离感会自然得到体现,这追根溯源也等于描述自己。”⑦林白通过描述自己2010年到2012年生活中的人与事,也就等于描述了她自己,《北去来辞》就是“一个人的总结”,舍此,其他的意义或许可以不必细究。因为接下来是乐观主义者们的时代,他们对过去时代的人物、价值观、忧虑与痛苦都不留恋,他们相信会有“新的文明”⑧诞生。而对这个新文明,林白没有是非曲直的评价,这“一个人”无疑还要继续去介入,去用血肉之躯获得新时代的实感经验。

{1} 下文引文从略,均出自《北去来辞》,《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4月号。
{2} 林白:《时间的哈达》,《枕黄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3} 林白:《野生的万物》,《万物花开》“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林白《向着江湖一跃》,《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5} 林白《历经淘洗而斑斓》,《文学报》,2007年12月20日。
{6} 《林白: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抗”》,《文学报》,2013年7月8日。
{7} 村上春树:《何谓自己(或炸牡蛎的美味吃法)》,《无比芜杂的心绪》,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
{8} 林白在《写出我在这个时代的百感交集》一文中提及下一代的世界观,一个九〇后女孩对我说:如果人类被自己折腾灭绝了,那说明这个文明已经腐朽,就让它灭绝好了,肯定会有新的文明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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