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文学史

回望80年代文学批评(潘凯雄)

张清华教授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和大家谈谈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一听到这个题目我就乐了,为什么呢?近些年我参加一些文学或出版活动时,熟悉的主持人时常用“80年代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来介绍我。然后我就想,这到底是褒还是贬呢?所谓褒自然是张扬一种资历,说“贬”吧,好像也可以,无非是“过气”了的味道。这当然是事实。但无论是褒还是贬,有一点我还是很受用的,那就是本人至少还是那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以这样的角色来谈谈80年代的文学批评或许还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时光荏苒,80年代到现在已过去了三十余年,即便是80年代末迄今也有二十余年的时间了。现在如果大家去查80年代文学批评的史料,你们就会发现头绪很多,话题很多,论争很多,事件很多,人物也很多,而且彼此间不时还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站在今天的立场看,也许会觉得其中不少的“多”都是多余,这些全是事实。因此,面对那些个“多”,面对今天有限的时间,我不可能报流水账,只能是用一两条明晰的线索,把前面说的那些个“多”串起来。这当然是一种归纳的方法,只是任何归纳也都是一种省略。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现在要我来回望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一方面,我经常沉浸在对那个年代热情和纯真的追忆与怀念之中;另一方面,面对今天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现实,也常常在自省: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这样,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正是基于这样的心境,我想从如下两个角度和大家做一些沟通和交流。首先,尽可能简单明了地将80年的文学批评捋出一两条线索;其次,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望一下80年代的文学批评。

反拨: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题词

讲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能不从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开始说起。不了解当时的背景,包括政治与文学的背景,就很难理解当时文学批评的一些话题和论争。再准确点说,考察80年代的文学批评,其时代背景还要再往前提三四年,即从70年代的后半叶说起。
先说政治大背景也可以说是时代大背景。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形式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其实一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真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时代,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成为新的时代主旋律。
再看文学自身的背景。无论人们如何设法剥离文学与政治、与时代的关系,追求一种所谓纯而又纯的独立的文学,但这种关系事实上总是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结。当时光停留在1976年这个节点上时,表面上看,文坛上能够公开存活着的仅有那些后来被描述为“阴谋文艺”的玩艺儿,而更多曾经烩炙人口的作品则统统被一条“文艺黑线”而一网打尽。在不少文学史论者那里,他们总觉得文化大革命和所谓“阴谋文艺”好像是横空出世,“文革”十年是一个文化的沙漠,事实却根本不是这样。1966年到1971年这五年间确实没有什么作品,“硕果”仅存的就是毛泽东诗词和八个样板戏,更多的则是流传于民间的打油诗、大字报等。但是1971年以后,还是有些作品的。你们现在从文学史上只能看到“阴谋文艺”,其实有的也不是太“阴谋”。我估计这五年间面世的长篇小说应该也有近百部,只不过在许多文学史著述中能看到的仅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等这样一些“阴谋文艺”的代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从十年“文革”依次向前推到“十七年”甚至再到1919年以来的新文学,在深层中一直也有另外一条线贯穿下来,无非是表现得或隐秘或突出而已,那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毋庸讳言,文学与政治肯定有关系,但这种关系一旦被强调到极端,文学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彻底沦为政治的附庸。所以才会有60年代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类的说法。简单往前捋捋这条线无非是想说明,即使是观察一个点、一个阶段的文学现象,我们也不应该简单地切断历史。对1919年以来新文学本质的理解就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大背景,只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学的政治性被推到了一个极端。
文学的政治属性被推到极端,表现在文学批评上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大行其道。本来社会学批评是文学批评中一个很正常的分支,但庸俗社会学就要另当别论了,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可以一直往前追到30年代前苏联的“拉普”那边。批评的功能本是多样的,它的学科也是多样的,但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却逐渐向着单一的方向演化,到“文革”十年,它更是被推到极致,所以才会有“扣帽子”和“打棍子”之说。你们如果回头查阅一下六七十年代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批判文章的话,对于我说的庸俗社会学就会有一个非常深切和直观的理解。
一面是十年浩劫的刚刚结束,一面是解放思想大旗的刚刚树起;一面是文学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面是庸俗社会学批评的甚嚣尘上,这就是80年代文学批评面临的大背景。这样一种思想背景和时代背景不会随着三中全会的召开而一夜消失。一种思想和方法的破与立,远不是抓几个人、开几次会就能解决的,无形当中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就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而言,尽管粉碎了“四人帮”,思想上擎起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旗,但是几十年沿袭下来的极左思潮和力量还是不可小觑。明白了这一点,今天特别是年青人对当时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论争的理解就要容易得多,否则一定会觉得怪怪的。先是为“文艺黑线”与“文艺黑帮”平反,你看,“平反”这种事儿本应是司法范畴的活儿,但在那个时候却被文学界搞得风风火火;再看围绕所谓“伤痕文学”的论争,诸如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和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今天你自然会觉得这些作品都很幼稚,思想上、艺术上不过如此。但是在当时那么一个时点上这样的作品竟然会引起轩然大波,其背后之根源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极左的思潮还在不知不觉地左右着不少人的思想与意识。你只有理解了这样的背景,才能对80年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不管80年代文学批评的头绪怎么多,不管它的论争怎么多,不管它的事件怎么多,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词在运行,而这个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反拨”。反拨什么呢?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庸俗社会学批评。我当时在《文艺报》做编辑工作,当时的《文艺报》还是颇有几分辉煌的,其影响力绝不仅限于文学界,而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我印象中的那时好像每天都很热闹,不热闹就要制造一点热闹,导演一场争鸣,但当时的“打架”都比较友善。而所有这一切热闹,这一切争鸣,这一切话题,都是在围绕着“反拨”做文章。比如说,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的《为文艺正名》和《河北文学》发表的《“歌德”与“缺德”》都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些话题在今天看来自然都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则差不多是双方正面交锋的开端,而这种交锋先是就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一些外围话题展开争论,然后逐渐地沿着场子朝里面深入。这样一条轨迹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开始就是在文学与政治、“歌德”与“缺德”这样一些外围关系上缠绕,到刘再复提出“性格组合论”开始进入人本身,刘再复认为人性是一种复杂的二重组合,它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些我们现在早就司空见惯了,但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见解,按照庸俗社会学的标准,又怎么可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啊。现在我们可能更关注“性格组合论”局限的一面:怎么能把鲜活的文学写作、人物鲜活的多面性简单地说成是二重性格呢?说是N重性格也不足为奇吧?但这样的理论在当时提出来就近乎一场革命,就是对当时背景下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拨、一种挑战,从文学研究上讲,也好歹和创作规律接近了一点。
再接下来,就是以鲁枢元为代表的文学“向内转”了。所谓“向内转”就是强调文学要注重人的心灵,鲁枢元认为以前的文学过于关注外在的东西,现在应该转向人内在的心灵世界。在今天看来,这也不是什么问题,现在岂止是“向内转”?而几乎是“转”进去出不来啦。但当时提出这样的见解也是新鲜得不得了,由于“左”的影响还在,就很容易被戴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这就很麻烦了。你现在可以大讲“任何历史都是个人的心灵史”,但在那个时代里历史只能是客观的,谁要是“唯心”自然逃不掉“共诛”、“共讨”的厄运。所以,当时这个文学“向内转”的争论又是闹得沸沸扬扬。差不多与此先后展开的论争还有围绕着以王蒙、李陀、冯骥才关于高行健那本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评价的争论,他们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三封信被称为“三只小风筝”。其实,“小风筝”们不过是稍微诠释和借鉴了现代派的一点手法而已。再往下发展就是所谓的“寻根文学”之争,“寻根”即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来淡化和消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于是,就有了以韩少功、阿城、李杭育、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一场关于文学寻根的讨论。再往后,又回到刘再复身上,他从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走向了“文学的主体性”,强调文学要以自身为主体,骨子里也是让文学努力挣脱作为政治的附庸,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些大大小小的笔墨官司打下来,大概就到了80年代后半叶。1987年陈思和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组织发起了“重写文学史”的论争。文学史为什么要重写?因为我们过去对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存在着问题。我们对1919年以后的文学史的评价过于单一,以致发展到简单按照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按照庸俗社会学这样一种批评标准来取舍。于是,许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被淹没、被遮蔽。于是,才会有在七八十年代初,研究一个沈从文、研究一个钱钟书、研究一个张爱玲就可以在海外拿一个不错的博士学位的现象。显然,“重写文学史”不是从某个点而是从文学史的层面进行反拨。
概括起来说,整个80年代这样一些大小不等的论争和事件,骨子里都是在反拨,都是在我前面所说的那个背景上进行反拨,从一开始简单的正面交锋,到逐渐进入创作规律、写作角度,然后再到文学史的重写。这是一条线,80年代文学批评中一系列的论争和讨论都可以在这条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还可以换一个视角看,80年代的文学批评也是对盛极一时的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反拨。上面所列基本上都是在说创作、文学史、文学的本体以及批评实践,而有关文学批评自身的一系列命题之争在80年代也是非常突出的,最典型的就是1985年的“方法论”大论争。当时有批评者提出要将“三论”引入文学批评,而所谓“三论”是指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显然这是试图把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引进到文学批评中来。干吗要引进?那些自然科学的新方法论包括一些科学哲学的思想等对我们这些从事人文学科者而言都是半懂不懂的,更多的就是根本不懂。当时大家都搞得好像很酷爱学习似的,拚命地找这些书看,什么信息论啦、控制论啦、系统论啦,包括一些怪里怪气的概念。现在想想,本质上是在找武器,试图让批评自身独立化、学科化和科学化。这样一种努力是从方法论角度切入,当然也会有一些更具体的话题。诸如围绕着文学批评中新概念和新术语的使用所引起的论争等。当时要是在文学批评中用一个“场”啊“熵”啊“力”啊什么的,马上就会有人来质疑。好在那时候大家说一个概念,首先还是会努力确定一下它的内涵和外延,试图在逻辑上把它说得周延一点,不像现在开口就来,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现在批评中动不动就“经验”满天飞,什么中国经验、心理经验、历史经验、童年经验、女性经验、乡村经验、都市经验……我就一直在想这个“经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说了半天,好像不过就是过去所说的生活或者是体验。你能说出现在的“经验”与以前传统概念本质的差异吗?恐怕很难。因此,我觉得80年代的“方法论”大讨论以及由它延伸出来的一系列话题大都还是从一些最基础的点上出发的。其实,就理论创新而言,经常也是要从概念创新开始,但一个概念的创新和提出,应该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从逻辑上来说,它是能够展开的、可以推论的,那种不讲逻辑的、自己都廓不清内涵与外延的所谓“新概念”只能是一种伪创新。80年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大讨论虽有真伪混杂之诟,但我以为总体上还是建设性为主,并由此作为切入口而深化到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建设,随之就出现了“文艺新学科”之说。那么,这“文艺新学科”又是指一些什么呢?当时整个文艺学体系的建设大概是有这么一种三个层次的划分:最上层的即所谓形而上的,就是文艺概论、文艺原理、文艺美学之类;最下层的即所谓形而下的,就是具体的批评;在上下两层中间的这一块我开玩笑就把它叫“形而中”,也就是当时说是所谓“文艺新学科”。实际上它是在借用不同的专业学科知识来理解文学、研究文学,比如文学叙事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批评学、文学形态学、文学生态学等。当时刘再复还牵头主编了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由两个系列组成,一个叫“译文系列”全是引进,主要集中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这个引进的系列就是国外相关学科著作的引进。诸如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托多洛夫的形式主义批评、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的文艺心理学等;另外一个系列叫“论著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关于8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试图用以上这两条线把它串起来。应该说在那个十年当中,绝大部分的事件、论争、话题,包括当时的批评家,用这两条线基本上是可以把他们全部拎起来的。这样串起来后再回过头看,不管是这条线也好,还是那条线也好,是不是都在围绕着“反拨”两个字做文章?反拨过去追求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追求一种独立——文学的独立,批评的独立。而且,这种对独立的追求是在论争中逐渐走向深化,走向专业,走向科学。

平和:回望80年代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三十多年过去,站在今天的立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80年代那样一个“火红的年代”和那段热辣辣的文学批评?现在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我这个年龄段或者比我这个年龄段更大一点的人发出的感叹:80年代是文学批评最好的历史时期,而且他们还可以拿出很多论据。至于就我这个从90年代后半期始就一直在文学边缘徘徊者而言,则更愿意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回望80年代的文学批评,而且我也顽固地认为:只有持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才能对80年代的文学批评有一个相对清醒而公允的评价与理解,因此,我愿意将平和二字作为回望80年代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尽管在回望80年代的文学批评时我努力要求自己保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但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首先想说的一点还是要对当时大家围绕着文艺批评探讨的态度表示敬意,那是一种真诚、一种纯粹、一种非功利。有人用“流金岁月”来形容80年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辞?我个人基本上也是认同这样一种评价的。我记得1985年《文艺报》组织过一次不到五十人规模的全国青年文学批评家座谈会,我是会议的具体“操盘手”。当时我们自己给青年批评家的年龄划到四十岁,除了个别省带有一点“扶贫”的意思而略有放宽,其余四十岁以上的一个不邀。在那次会议之前,大家认可的是老一代批评家和中年批评家,比如说冯牧、陈荒煤、陈涌等就是老一代批评家的代表,而阎纲、刘锡诚、陈丹晨、雷达、童庆炳等一大批就是中年批评家的代表。这次会议则意味着一代青年批评家的崛起,比如陈思和、王晓明、鲁枢元、吴亮、程德培、南帆、许子东、蔡翔等都属于参会的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批评家。这个名单第一次在官方的报纸上集中亮相,好像就是官方予以认可了,一代青年批评家由此诞生,这是80年代文学批评中重要的队伍建设。这个会在当时的国务院一招(现为国谊宾馆)开了三天,但不少人几乎有两天没睡觉。当时熬通宵可不是像今天这样又是喝酒又是打牌又是卡拉OK啥的,而是呆在房间里抽着劣质的香烟争得面红耳赤。谈什么呢?无非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的话题,白天在会上说了还不够,晚上还要接着争。现在的年轻人看那批人那时的这种表现,难免会感觉傻乎乎的、神经病一样。其实那就是一份真诚,真诚得没办法。现在经常被提及的那个年代的几个会除去这个,还有先后在杭州和在厦门召开的一个会。那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激情和真诚的年代。现在这拨人中岁数大的也就六十出头,但有一些已经开始在回忆80年代了。在我的感觉中,怀旧、写回忆录,一般都得在六十五、七十岁以后,况且现在人的寿命都长了,六十左右就开始追忆往事是不是有点早?再一想,这些人真是在情感上怀念那个时代。为什么怀念?那时候大家在物质上其实还是比较匮乏的,没有版税的概念,也没有出场费、讲课费、审读费、润笔费这些名堂,至于“红包批评”更是天方夜谭。一篇批评文章所得不过数十元,一次能拿到百元就挺高兴的。从这些个意义上说,那个时代的确完全是非功利的,大家怀念的只是青春的激情和纯真沸腾的氛围。
80年代文学批评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代相对独立的批评家正式登台亮相。用人才辈出来描述那个时代真的不过分。一些老批评家老当益壮,一些中年批评家日渐老辣,而突出的则是一大批青年批评家的脱颖而出。而且当时从事文学批评也不像现在这样讲“门第”,非要有个博士、硕士之类的头衔不可。只要你认真读作品、深入思考问题,有才气,有见解再加上笔头勤快,写出文章往报刊寄,一定会有编辑认真看,认真选,选中了就发,发多了你就出头了,一切就如此简单单纯。“学院派”固然很多,但所谓“自学成才”者亦不少,像上海的吴亮、程德培不过中学学历,但看他们当年的文章,一个是对作品的解读非常之细,一个是充满了才气和思辨,两个人的特点非常鲜明。这批青年批评家的文章当时还是迷倒了不少人,无非当时没有“粉丝”之说而已。一批独立的批评家登上了历史舞台,绝对是那个时代抹不掉的一片云彩。
80年代文学批评第三个必须提及的特点是它的指向性非常清楚,个性非常鲜明。比如说“歌德”与“缺德”,比如说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比如说文学的向内转等等等等,话题所指非常清晰,但个人表达又同样鲜明,这显然不同于后来的批评。现在批评的话语看上去很有个性,但仔细一看更多都是阶段性的,某一个时段“后”流行,就“后”声一片: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而且是共性的,所有的作品在他笔下的解读都是“后”,所有的作家在他笔下的评价同样是“后”。而80年代尤其是在8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批评中,应该说这种现象非常少,末端开始出现一点苗头,特别是在强调了方法论以后,但是还不那么极端。无论是批评的学科化还是科学化,都不等于批评的制式化与批量化。
抱着平和的心态回望80年代文学批评,它的一些局限性在后来也开始显露。坦率地说,后来文学批评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否应该由80年代的文学批评来担责?对此,我也很是纠结。如前所说,80年代文学批评涉及的一些话题与争论,其针对性都很强,其“反拨”的指向也十分清晰,在80年代那种特定背景下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恰恰是由于“反拨”的意愿太强烈,在一种“矫枉过正”的集体无意识中,自觉不自觉间就犯了倒洗澡水连同婴儿一同倒掉的毛病。其实更多时候也到不了倒婴儿那般严重,无非是为了强调某一点而有意回避另一点。而这样一种顾及一点不计其余的后果在如下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望8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们也需要新一轮的“反拨”。
首先,我们曾经强调批评的方法,重视它的学科化,这都没问题。但在强调的过程中又多少不自觉地忽略了对文学的生命体验,丢掉了文学最有生命活力的东西,以致发展到后来成为文学批评中非常突出的一种现象。一部本是充满生命力的活生生的作品,在当下不少的批评文字中是没感觉、没血肉、没情感、没生命的,批评成了一种非常枯燥的,甚至非常教条的公式,前面说到的那种阶段性的话语、那种拿着某顶大帽子到处套的批评就是典型。现在这样的批评大量充斥着我们的批评刊物。没有灵气、没有活力、没有体验、没有感觉、没有地气,没有生命的灌注,没有情感的投入。因此,今天经常会看到一些很荒诞的现象:面对分明不同的作家和作品,且这种不同并不需要有很高的文学教养就能看出,但不少的批评文字中却在那里千篇一律地高谈其“能指”和“所指”,说这个解或和那个解构,这不是扯吗?我们可以讲批评的学科化,可以要科学的方法,但万不能将文学最基本的东西给拿掉了。如果把情感、把想象、把体验、把地气、把生命都拿掉了,那还有文学吗?
其次,80年代特别是后期的文学批评曾着力强调“怎么写”很重要,至于“写什么”则是第二位的。这是那个时代的腔调,矛头所指就是所谓“题材决定论”,同样是一种“反拨”。现在回过头看,强调“怎么写”的重要性这没问题,但“写什么”真的就完全不重要了吗?
这里我不妨先从文学市场真实而残酷的现状说起。当年我们曾经极力追捧的所谓纯文学、雅文学、先锋文学、实验文学的市场正在急剧萎缩,包括众多知名作家的作品销量同样是一路下跌;相反,我们曾经不屑的所谓类型读物、通俗作品销量倒是一路攀升。虽然有人为这种现象找到了解释:叫做写作的多样化与阅读的分众化,我甚至还可以为这种现象再增加两条解释,诸如社会为人们提供的选择机会多了,类型读物和通俗作品的销量从来就多于纯文学雅文学之类。这些当然都是客观现实,但同样的客观事实我们实在没理由视而不见:那就是阅读毕竟还在且永远不会死去,那为什么现在的读者宁愿选择那些叙事相对粗糙的类型读物和通俗作品而抛弃那些艺术上明显要高出一截的纯文学呢?你总不能由此就认为我们的读者全是愚昧,全是品位不高吧?你也不能因为这些书好卖,那些书不好卖就怪罪于我们数以亿计的读者吧?重要的是需要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卖得好,一个卖得不好?
其实两者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在“怎么写”的环节上,那些被称之为纯文学和雅文学的作品无论在叙述方式、语言表达还是结构、人物等方面的确要明显高出那些类型读物和通俗作品一筹,这是可以用质量的差异来衡量的;但在“写什么”这个环节,我们则只能说尽管同样存有明显差异,但这种差异性不过只是选材的不同而与质量无关。对此,我们不妨将两者作一个简单的概括比较:那些叙事比较娴熟的作家在“写什么”时,要么干脆对当下社会生活没兴趣,一下子把时空拉回到一百年前、五十年前去了,动辄“我爷爷”如何如何,“我奶奶”如何如何;要么是抽象地玩一些诸如生命、情感一类的形而上;而那些与当下生活有关联者的一个最大毛病就是苍白空洞,用百姓的话说就是“不像”、“假”。那些个小情调、小情感、泡泡吧、蹦蹦迪,没名堂地来个一夜情一类的看似与当下社会生活联系紧密,却终究只是一个“小时代”。而那些叙事一般甚至比较差的读物,在“写什么”时则大多聚焦于当下正在发生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诸如官场、职场、名利场,诸如金融证券、拍卖典当、地产风投之类的新行当……不管他们的故事讲得好不好,但至少一接地气二比较“像”,和当下人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急剧变革的生活关联度高,用现在批评的时髦话说,就是提供了当下的生活经验。经过这样一番两相比较,一个市场差,一个市场好的个中道理就逐渐浮出了水面。所谓人生经验除去直接在生活中磨砺而获取,还有不少恰是在自觉不自觉的各种形式的阅读当中得到的,包括他的为人处事,他的爱情,他的生活,甚至他的政治立场,大量都是从阅读中潜移默化地汲取,一句话,人生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在阅读中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你的作品对人生提供不了任何当下鲜活的经验,人家凭什么来读你?的确,大多数普通读者对艺术和叙事不会有太高的要求,他就要一个好的故事,他就爱看跟他生活有关的人和事。结果你一扯就扯到“爷爷”那去,一扯就扯到他不可能去的酒吧,他凭什么看你嘛?还可以将这种现象再放大一点说,如果我们现在的作品记录的全是过去式的和“小时代”的,就是没有当下的、大时代的,那么,隔三五十年回过头再来看这个时段的作品,要想从中了解这个时代就真没戏了。我们可以从巴尔扎克笔下了解19世纪的法兰西,从托尔斯泰作品中品读那时的俄罗斯,如果后来者想从当下作品了解21世纪初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又能看到什么呢?难道都是很优雅地喝咖啡,很疯狂地蹦迪?生活的艰难没了,社会和观念的变革没了,全球金融海啸没了……这样一个时代不说虚幻失真至少也太“小”了吧?
面对这些现象,意气之争和门户之夺都需要摒弃,我们更应该从学理的层面来分析来研究。我们是否过于把“怎么写”强调到了一个过于极端的地步而过于忽略了“写什么”?这样的后果本质上与我们五六十年代过于强调“写什么”其实是一样的。80年代的文学批评,面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这类典型的“怎么写”的标本,为之欢呼、为之雀跃,本身都没什么错。问题是过于忽略“写什么”甚至是以“怎么写”来贬损“写什么”,刻意强调与现实保持距离。这样一种矫枉过正发展到今天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局面,而这种局面带来的最大危害其实还不是一个市场的大小问题,更恐怖的恰是它会在文学上留下一个虚幻的时代,一个空白的时代。
最后,80年代的文学批评对庸俗社会学的反拨和抛弃,从审美、从技术、从艺术的角度去研究文学、评价文学、分析作品,这都没错,但多少又忽略了真正从社会学意义上对文学的研究,前面刚刚说过的阅读分众化问题就属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范围。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庸俗社会学的那样一种恐惧、一种厌恶、一种憎恨,本来应该正常进行的、同样很有学术价值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却很少进行了。现在你要讲讲这个作品的社会性、讲讲这个作品的社会意义、社会需求,就会觉得这个人特土、特傻。其实,真正的社会学研究是很艰苦的,它要做大量的调查、大量的采样,然后再统计再分析。这样一种非常基础的、非常需要扎扎实实做的研究少了甚至不做了,很多问题也就提不出来发现不了。
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组对比数据:那就是中国有两个百分之八,一个是我们的GDP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八,一个是我们的全民阅读每年下降百分之八(事实上,两者的升升降降未必都是百分之八,这不过只是一个概数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全民阅读率的下降主要是表现在传统纸质媒介上,而数字新媒介的阅读则是海量的上升。因此讲全民阅读率,至少应该既讲对传统纸媒的阅读,也要讲对数字新媒介的阅读;既要讲合起来的大数,也要讲各自的小数;既要讲各自的小数,也要讲每个小数中的细分。类似这样一些非常细致的、再深入一步的分析,现在就没有人做了,而这些恰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课题。拉回来,也就是说80年代的文学批评在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和抛弃的同时,把文学正常发展所必需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也一道给抛弃掉了。今天回过头看,这样一种缺失同样造成了文学批评的新短板。

在结束今天演讲的时候,我想用“矫枉过正”四个字作为本人对80年代文学批评描述与评价的基本概括语,她的辉煌得益于“矫枉”,她所留下的遗憾同样来自于“过”。回望80年代文学批评,它有哪些美好,有哪些需要新一轮的矫正和反拨,今天本人的理解肯定不全也未必对,但回望80年代,的确需要用一种更理性、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我所说的“平和”心态来面对。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我想自己对80年代文学批评的回顾应该还是基本准确的,但评价肯定是非常个人化的,而且也可能是片面的。而且我也相信,对80年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研究一定会成为文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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