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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双重身份(李 村)

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之后,国民党驻美外交官几乎都“忍气吞声”,不敢去做任何辩解。只有胡适站出来替蒋介石辩护,说国民党的失败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美国人很不服气,反问他:“依你这么说,这都是美国人的错误了?”他回答说:“正是这样。”①他还坚决反对美国人扶持“第三势力”,认为蒋介石是海内外唯一能够“团结一切反共力量,光复大陆的领袖”②。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严厉“督导”蒋介石,要求蒋介石遵守宪法,承认反对党的地位,保障言论自由,在台湾“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③。这就使他具有了一种“双重身份”:既是“国民党的发言人”④,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代理人;在美国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回台湾则代表美国,成为被国民党认可的“唯一的诤友”⑤。
正因为这样,他每一次回台湾,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自由派分子,都将其看作一件大事。蒋介石每次都派蒋经国及文武百官去机场迎接,并在总统官邸设宴,向胡适请教“反共复国”大计。《自由中国》和其他在野党团体,也各自打出自己的锦旗:“欢迎胡适先生返国。”胡适所到之处,都有中、小学生列队欢迎,“由军乐队奏乐”。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讲,更在台湾社会造成空前的盛况,“听众有九千余人,各地收音机全部开放,听众当在数百万”⑥。
只是胡适的这种特殊地位,也让蒋家父子十分紧张。国民党撤守台湾后,长期风雨飘摇,地位很不稳定。美国的对台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对蒋介石始终厌恶到极点,多次公开表示只要蒋介石放弃政权,“中国需要多少援助,美国都可以提供”。据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披露,在1950年韩战爆发前后,美国副总务卿鲁克斯曾约见胡适,希望他取代蒋介石,做中华民国的总统,胡适没有接受。然而蒋介石可能听到了一些消息,胡适每次回台湾,蒋介石都以超乎寻常的礼遇接待,甚至请胡适陪同自己一同检阅部队,令胡适受宠若惊,感慨地说:“总统对我太好了。”蒋经国由于对胡适缺乏了解,更放心不下,每次都派人跟踪胡适的行踪,注意搜集他的言论,希望从中了解美国的对台政策。
例如1952年11月,胡适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本来是支持蒋介石连任,替蒋介石助选的。但是他在台北编辑人协会发表演讲,谈到“如何争取言论自由”时,以他当年办《独立评论》为例,夸说他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能够“说话有自由”,不是政府恩赐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便让蒋介石父子格外警惕,怀疑他这次返国,“到处争言论自由,鼓励议会做合法的反对,是否负有使命”,是美国人所授意的。蒋经国特别指示《青年战士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争自由要争国家的自由”,“而个人的自由宪法已有规定,用不着争取”。以致有人担心他这次返国,“与蒋先生之间,可能不欢而散”⑦。
从《雷震日记》中看,胡适在台湾政坛上的特殊地位,也让很多人感到不解。认为他在大陆时期只不过是一位大学校长,在社会政治影响力上还不如黄炎培、梁漱溟等人,何以到了台湾就变生质变,成了政坛上的关键人物。即便在《自由中国》内部,也有人不理解何以一谈反共救国,就要谈“蒋先生如何如何,胡先生如何如何”,好像离开了胡适,台湾就少了“监护人”,没了“救世主”。但是熟悉台湾政情、与胡适关系密切的人,都很了解他身份的特殊性。据王世杰说,他曾与胡适达成一项“协议”,说:“你尽可坚持你的主张,但台湾现时国际地位太脆弱,经不起你与蒋先生的公开决裂。”⑧换言之,胡适尽可以坚持一贯的主张,做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保全台湾,不能不维护蒋介石的地位。因此,他们对雷震不断利用胡适,制造与蒋介石的对立非常反感。
最显著的事例是1951年6月,《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引起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强烈不满,“说《自由中国》的文章,侮辱了保安司令部,他从今日起要与我算账,绝不放松,法律解决也可以”⑨。经过王世杰、陶希圣等人的调解,事情始得以平息。不料事情缓和下来后,雷震又刊出了胡适的一封信。胡适在信上说,他已经了解事情的经过,提出要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以示“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结果这封信刊出后,不仅引起王世杰等人的强烈不满,也造成了台湾自由派的分化。
《自由中国》杂志是1948年2月,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由雷震倡议发起创办的。目标是动员一切民主自由人士,建立一道超党派的精神防线,“以反对共产主义,阻止政府走向投降之路”。当时胡适正要启程去美国,但是他很赞成雷震的倡议,不仅为《自由中国》起了刊名,还在去往美国的船上,为杂志起草了发刊宗旨。在这之后,雷震、王聿修还未经胡适同意,推举胡适为《自由中国》的发行人。事后证明,雷震的这项决策很有远见。《自由中国》能够在台湾生存十年之久,与胡适的金字招牌有很大关系。据说有人曾问司法部长谷凤翔,“政府觉得《自由中国》不好,何以让他办?”谷凤翔说:“因为系胡适之主办。”那人又问,“胡先生不是反共吗?”谷凤翔回答:“正因为胡先生反共,此刊才准其办。”⑩国际新闻媒体在提到《自由中国》时,也一致称为“胡适的杂志”。
客观地说,《自由中国》在创办后最初两年,在言论上还很克制。大多数文章都是“专就国际性或抽象之理论说话”{11},“建立思想斗争,宣布共党在大陆作恶之种种事实”{12},很少对政府的政策说三道四。即便有少数时评或通信“对台湾现实社会有所批评,然皆出诸善意”。理解“政府的处境艰难,禁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文章涉及蒋介石更是非常谨慎,“均为对介石忠言”,表达《蒋总统复职后我们的愿望》。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雷震发现“台湾同胞阅者寥寥,几乎未生关系,这在宣传上是失败”。决定在内容上有所调整,多发表一些切合实际、有关台湾现实的文章,“使台湾同胞对本刊发生兴趣”{13}。
1951年2月,《自由中国》的编委之一夏道平,听说最近台北市区接连发生了几起离奇的经济案件,他经过调查发现,认为这几起案件都是保安司令部的人员为了获取奖金,故意设计陷阱,“诱民入罪”的弊案。他将这件事告诉了雷震,雷震说这正是他要找的题目,要夏道平立刻写一篇社论,将真相公布出来。结果文章刊出后,彭孟缉见了勃然大怒。他先去找蒋介石告状,说《自由中国》诋毁、诽谤保安司令部,丑化政府的金融政策。接着,又直接打电话给雷震,威胁要采取司法手段。他还下令保安处长陈仙舟立刻派人,将雷震和《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人全部监视起来。
这件事发生后,首先让王世杰感到很为难。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雷震是靠王世杰起家的,是王世杰的“心腹”之一。王世杰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也是当时台湾“自由派”的最大后台。他为了息事宁人,尽快让事态缓和下来,先找黄少谷和陶希圣商量,请两人以行政院和中央党部的名义出面调解{14},“劝彭孟缉不可要《自由中国》采取什么行动,若如此,不仅保安司令部不好看,连整个台湾亦不好看”{15}。同时,要《自由中国》再发表一篇社论,换一种态度,说明自己只是监督不法,“并不反对经济管理与对办理人员之劳绩及操守廉洁”{16},间接向保安司令部赔罪。但是雷震依旧固持己见,认为这是“违心之论”,心里很不情愿。经过陶希圣的劝告,知道“此事若不能了,则最后责任必落到雪公身上”,这才勉强同意了,要夏道平写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
这场风波以这种方式解决,本来可以就此了结。想不到雷震又节外生枝,利用胡适的影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刊出后,他刚好收到了胡适的一封信,以为可以用来泄愤,便未经与王世杰商量,刊登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上。胡适在信中说:他看到《政府不可诱入罪》一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认为“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创办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不过就在他“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时,在新收到的4卷12期上,又看到了《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一文,发现这两文前后矛盾,怀疑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后来看到香港的《工商日报》,证实了自己的“猜想果然不错”。他“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没有言论自由,台湾不能没有言论自由,要求“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评,一来表示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行为表示抗议”。
这封信刊出后,立刻在海外造成反响。美国合众社首先做了郑重报道,说“胡适之先生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最近发表一文,批评台湾保安队导人犯罪,不为当局所喜,被迫登报道歉,胡先生认为奇耻,特辞去社长之职,用作抗议。不料辞职书昨(星期六)在该报发表后,星期日便不准报贩发售”。接着,前民社党副主席李大明,也在美国《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他读到这条消息后,“不禁感慨万千,大家都知道胡先生是怎样的人,以胡先生对蒋那么亲热,以蒋先生对胡那么礼重,尚有此不幸之事件发生,此何独令胡先生失望,实令所有平素附蒋之所谓自由分子,亦感觉失望矣”。他还强调,“几年以来胡先生袒蒋,故信胡先生者亦多信蒋,而蒋竟得以借重胡先生以讲民主,以欺天下。今蒋不自珍爱,居然管制到胡先生的刊物,不许其有言论自由,则何怪胡先生毅然抗议,使天下皆知台湾之所谓民主究作何解也”{17}。
这让国民党一下子紧张起来。总统府秘书李士英、萧自诚接连打电话给雷震,“认为此信不应发表,第一要被共匪引用,第二国际上反应不好,因胡先生地位太大了”{18}。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也给雷震送来“以邮代电”,指斥雷震违反组织原则,不顾政府信誉,将胡适的私人信函公开刊布,“在国际上影响甚巨”,要雷震对案情提出答辩。杭立武还听到消息,说“有人做了报告给总裁”,“总裁十分震怒”。曾在中央改造委员会上垂询此事,“对雷震此举甚表痛绝”{19}。
事情发生时,王世杰适在病中。他知道后“大吃一惊”,认为这根本是意气用事,不顾台湾的现实处境。随即让罗家伦打电话给雷震,“嘱其转达三点”:“(一)(不应该)弄到胡先生与政府对立;(二)上次答应调停人以后不再写文章,为何此次未事前通知他们?在友谊上说不过去;(三)台湾今日风雨飘摇,受不起这个风浪。”{20}但是雷震不认为自己有错,连续给王世杰写了两封信,申辩自己这样做的理由,说:“我们发表胡先生这封信,是基于胡先生的意旨,胡先生要在本刊发表这封信,他未始不多方考虑他的立场。他的立场是不是与政府对立,有他过去的言论和今后的言论来证明。不是别人可以把他‘弄成’与政府对立的。”他最后表示,“我们认为:这封信的本身,不应构成什么风浪。如果政府对于这封信的发表不能宽容,因而起了什么风波,则这种风波是由政府造成的。因而,经不经得起这种风波,政府应该自己考虑,而不是我们的责任了”{21}。
王世杰看到这两封信,没有再多做表示。但回信的态度很冷淡,只简单地说:“两函悉诵,此事得失,杰不愿深论。病后尚未复原,亦不愿多所预闻,想能谅之。”但是他提醒雷震注意,“《自由中国》期刊,实际上系由兄及编辑诸公负责,胡先生久不愿意负责(海外来人屡传此信),远居海外,对当地情形,自亦不尽了然,倘使胡先生因此刊纠纷而与政府发生裂痕,或使国际及一般中国社会发生误解,其责任将不能由胡先生负责之也”{22}。暗示雷震要做最坏的准备。
雷震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去找陈雪屏,“将《自由中国》事件详告”,说明自己发表胡适的信,不是故意和政府“呕气”,而是要“促进政府的改革”。但陈雪屏听了,同样也很反感,“认为发表此函,使目前困难局面益加困难,因毛邦初事件正在美国发展,此事此时演出,正供人以攻击之口实”。他责备雷震在发表胡适的信之前,为什么“不给雪艇一看,对三十余年老朋友不应如此云云”。{23}在这之后,杭立武又代表王世杰来找雷震,劝他不要再写文章,“以免再引起麻烦,而有严重后果,他们不能帮忙”,如此“关照再三”。{24}经过陈雪屏和杭立武的劝告,雷震终于冷静下来,决定“改变方针”,请王世杰的太太转告王世杰,他“今后一定终止此事”,对《自由中国》加以整改,“将社论改为国际文章,我的文章已腰斩不登,请雪公放心,我不会连累他”{25}。
但是无论他再怎样说,后果已经造成了。据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说,这件事发生后,王世杰对雷震已经产生了戒心。他经与罗家伦商量,决定由罗家伦出面写一封信给胡适,说明《自由中国》目前的情况。于是罗家伦在10月15日,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开头便说:“最近二三月来,我在良心上和道义上老是觉得欠先生一封信。”接着,便提到《自由中国》,说:“关于《自由中国》的事,先生站在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来说话,本是先生一贯的主张,大家是了解而敬佩的。不过这里面也有许多情形,尤其是个人的成分,不幸夹在里面,或者先生不知道——据我的愚见,以为此事已经和缓下去,并无什么了不得。只希望先生在各方面的言论行动不予人以口实或刺激,双方均不涉意气,共同顾全风雨飘摇的大局,则一切不成问题。”他还告诉胡适,以上这些,都是他与王世杰两人的共同意见。而作为胡适“忠实的老学生”,他自己还有个建议,那就是对于这件事,“先生目前最好不必过问”,“过几个月若是先生不能亲自到场来干,则在那时轻描淡写的脱离发行人的地位。‘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大概也是古人经验之谈”。
罗久芳说从这以后,王世杰、罗家伦、杭立武这些胡适的老朋友,《自由中国》的共同发起人,便对雷震敬而远之,“他们为了维护胡适作为国民党‘诤友’的地位,与《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关系,也不免渐渐疏远了”{26}。
雷震在日记里也证实了这一点。说经过这件事后,王世杰便一反常态,对他有所疏远,不愿意再介入《自由中国》的事务。还陆续有人告诉他,“说罗志希与王雪艇怕见我的面,生怕我连累他,他要我们改变态度”{27}。这种情况后来更加明显。有一天,他去王世杰家里,希望将“《自由中国》社近来遭遇和他谈谈”,请他向黄少谷解释一下,“并谓这是黄少谷的意思”。而王世杰则一再推脱,表示对“事务问题不愿过问,说话十分吞吞吐吐,闻之者殊不悦”。雷震的感觉是,“他的心境如何,不得而知,但对《自由中国》社事不愿沾边”{28}。
在这之后,他想请王世杰转告胡适,希望胡适在《自由中国》屡受围剿,处境越来越难的情况下,能多替《自由中国》说几句话,“在外面对本刊采取支持的态度”,王世杰又一口拒绝,表示“用不着”,说《自由中国》足以自己保护自己,“今日外面谁知道《自由中国》是雷儆寰在办?”{29}意谓大家都认为《自由中国》是“胡适的杂志”,《自由中国》对胡适的利用已经足够了。
实际还不只如此。1952年11月,胡适回台湾出席“国民大会”之前,王世杰为了照顾胡适的“安全”,还预先做了安排。他写信给胡适说,“兄此次抵台后,此间招呼可否即由兄三个高弟子——杨亮功、陈雪屏、罗志希代为办理?”有意将雷震排除在外。而雷震不了解底细,胡适回到台湾后,他几次想找机会与胡适详谈,征求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意见,被莫名其妙地挡在门外。
例如国民大会闭幕后,他约好了与胡适乘夜车去台南,结果他到了车站,“遍寻适之先生而不可得,车将开时,着人去车上一看,而适之先生早已入车矣”。他随车到了台南后,又再一次遭到冷遇。接待方根据“教育厅(陈雪屏)来电”,只知道“胡先生外有杨亮功及杨日旭”,不知道同来的还有雷震,早餐“只预备三个鸡蛋”{30},雷震只好尴尬在一边。他请胡适给《自由中国》写篇文章,按时去钱思亮家里取稿,又被钱思亮教训了一番,“说胡先生昨夜写文章写到今晨六时,文章未交出来”,责备他太不通情理,“太不顾”一个“六十岁以外的老人”{31}。以至于胡适在台湾整整两个月,他竟“没有机会与他单独谈过”。
直到后来雷震才明白,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他才一再受到冷遇,被说成“不懂情理,不仅逼胡先生写了一晚,且于次晨去把他吵醒。又说台南之行,渠(胡适)极不愿我去,我一定要跟着去,所以发表消息,胡先生也不要将我发表在内”{32}。即便这样,他还是不断受人指责,遭到不少埋怨。11月29日,在陈香梅举行的午餐会上,“到者均提到《自由中国》昨日茶会胡先生发表之意见,认为我可以轻松一下,似乎有保镖人到来”。言外之意,就是胡适又被他利用了。还有人说“胡先生争取自由和称赞立法院监督”的讲演,也是他别有用心“提前告诉”胡适的。总之,“一切是非都是他搬弄的”,气得他“简直说不出话来”{33}。
这样的事后来又发生一次,而且情节更加激烈。
1958年4月胡适回台湾时,正遇上立法院审议出版法修正案。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台湾的政治前途,雷震介绍《联合报》记者于衡去钱思亮家里,访问胡适对修正案的意见。这件事本来是前一天说好的,不料,于衡到了钱府,钱家却将胡适“保护”起来,不让工友开门,于衡一时口不择言,与工友吵了起来,骂工友是“奴才”。这句话被钱太太听见了,“出来放赖”,骂“新闻记者都不是好东西”,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雷震知道这件事后,赶去钱家劝解,“钱太太对于衡十分不高兴,认为他侮辱了她,说得很多,说于衡骂工友为奴才,骂钱公馆为铁幕”。第二天,雷震又接到胡适的信,责怪“于衡无理,对于衡太失望”。于衡听说胡适也偏袒钱家,气得也来找雷震评理,而“他所说与钱太太恰相反。他认为失言后已道歉,而钱太太放赖,不仅哭而且说吐血,他偷偷掀开痰盂一看,完全是一口吐痰,未含一点血”。于衡还当场发誓,“今后再不写胡先生的东西了”{34}。
问题是,以胡适的性格和政治经验,很难在政治对立中保持平衡,一面做“自由主义者”,一面当国民党的“发言人”。特别是他一生好为人师,自以为很懂得政治,还传授给蒋介石“六字心法”,而在胡汉民、王世杰等人看来,他“对政治很多地方还是门外汉”{35},这就更容易让他顾此失彼,不是得罪了国民党,就是得罪了自由派。而究竟是如何得罪的,自己又不明白{36}。以至于连《自由中国》内部,据说“私底下也都对胡有不满”;不理解雷震为什么对他如此爱戴,将台湾的希望“完全放在胡适的身上”,怀疑“这是雷先生所犯的最大错误”。{37}有人还在香港《新生力》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是“假自由主义者”。并且反问胡适:“你如果不承认是假自由主义者,请你拿出证据来。”{38}
因此,胡适每次回台湾出席国民大会,都会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还是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39}从《胡适日记》中看,他每逢遇到与台湾有关的问题,无论事情大小,总是写信回台湾,征求“忠实的老学生”、老同事的意见,王世杰尤其是他政治上的向导。如1952年8月,牛津大学请他去学校任教,他便“很感觉迟疑”,“将Duds原信及我的回信抄本,都寄给外交部长叶公超,请他同王雪艇、罗志希商量,如必要时,可问总统蒋公的意见”{40}。最后还是听从王世杰的意见,将这件事“婉言谢绝”了。《胡适日记》里还收有一封毛子水的信,劝他“《时与潮》的谈话,以不发表为好”,“若发表非特无益,恐适足为一班偏激的人所利用”。胡适在信后批有:“此谈话没有发表。”
如果遇到了大事,更要他这些老学生、老同事提心吊胆,替他从长计议,做到既不得罪蒋介石,也能获得自由派的谅解。例如他对蒋介石三次连任总统,本来很不赞成,反对蒋介石私心自用,践踏“中华民国”的宪法。曾在《自立晚报》上发表谈话,“谓蒋先生应树立合法和平转移政权之范,不应为第三任总统”。有一天,在陈诚家里吃饭,还借机“大发酒疯”,说国民大会“不可修宪,蒋先生此次也不可再为总统候选人,致遭违宪之责难”。{41}但是经过王世杰和陈诚两人的“疏解”,他很快“承认了现实”,同意“不发表谈论,不见新闻记者”。照常出席国民大会,参加总统副总统选举。陈雪屏一时不放心,“打电话给他,怕他发什么宣言,他未待对方说完,即表示绝无此事”{42}。他还对《自由中国》“反修宪专号”上市后反响强烈,不断“再版,三版,极为忧虑”,告诫雷震“反对三任是没有希望的事”,继续下去只会被人利用,“杀君马者道旁儿”{43}。
“雷震案”发生时,胡适正在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会议。他对这件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事,又不知如何处理是好,对“返台后应取之态度,颇有犹豫不决之状”。为了观察事态的发展,他以医治牙病为借口,将回程延后了一个月。当时王世杰适在美国筹办台北故宫藏品的展览,与他相见之下,发现他对“雷震案之愤激”,超出自己“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其二十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立刻紧张起来,两次提醒胡适,他现在的身份十分敏感,回台湾后的一言一行都是海内外瞩目的焦点,决不可以轻易表态。还要他顾全大局,今后只宜“注意其提倡科学,不可轻易放弃其最近两年来在此一方面努力之成果,至于政治问题,尽可继续为政府之诤友,不可改变其二十年之一贯态度”{44}。
胡适确定了回程的航班后,王世杰怕他一时冲动,在报刊记者的追问和诱导下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来,令蒋介石父子难堪,又电请陈雪屏、李济、杨亮功等人预做安排,避免胡适抵达台湾机场后,有与新闻记者接触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任何谈话”{45}。于是,陈雪屏、李济等人经过商量,决定派毛子水去日本,陪胡适一起回台湾,“在途中将最新情况恳切说明”{46}。而蒋介石也不愿与胡适对立。他特别给“驻日大使”张厉生发了一封密电,要张厉生在胡适于日本转机时,留胡适多住几天,让毛子水有机会向胡适解释政府的难处,说服胡适在发表谈话时,尽管回避《自由中国》的问题。
但是他身份太敏感,地位太重要了。无论在美国还是台湾,都会遇到太多的问题。连一些意想不到的谈话,都可能惹出很大的麻烦{47}。总是靠这种方法处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时间一久,胡适自己不堪负重,别人也会不胜其扰。特别是1957年以后,台湾岛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社会对立严峻,不断发生各种政治事件,如“李万居事件”、“倪师坛事件”、“孙秋源事件”、“中国文学史事件”以及“雷震案”等等。而每有事情发生,当事人几乎都会向他求助,将他当作“真理与正义”之所在。甚至在香港和大陆发生的事,也有媒体找上门来,要他及时做出表态。这都需要他不断写信回台湾,反复问计。而这在台湾戒严时代,给他自己也给别人都带来许多麻烦。所以早在50年代初期,他应该回台湾还是继续留在美国,就一直是他的老学生、老同事、老朋友经常争论的问题。
张佛泉认为胡适最好还是回台湾,长期留在美国,会被美国人看作台湾的“说客”,也就是蒋廷黻所说的国民党的“发言人”,伤害他一生的名誉。雷震当然更希望胡适回台湾,“站出来组党”,领导“自由中国运动”。王世杰则持中间立场,认为“并不一定要他回来,只要他答应领导就可以了”{48}。但是端木恺、胡秋原人都“甚不赞成适之先生返国”{49},认为胡适一回台湾,就会成为蒋介石的“人质”,失去说话的自由。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称病不出,以免和政府弄僵,此地不好住下去,而又不能出国”{50}。即便是为了组织反对党考虑,胡适也应该留在美国。因为“在海外组反对党才有办法,在国内组反对党则不许可”{51}。相反,如果反对党能“在海外做得有声有色,台湾自然可以响应”{52}。雷震还为这件事征求过张厉生的意见,张厉生表示,“胡先生可以回来短期住在此地,不可太久,他是爱政府、爱国家,但看事角度不同,可能引起误会”{53}。
因此,1958年4月,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为自己第三次连任清除障碍,请胡适回台湾接任中研院院长时,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对,认为他就任了院长后,也就失去了自由,再“无法讲话,他如果再讲话,人家必视之为吴国桢,对其行动感到可惜”。杜衡之在《自由人》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责备他不应就任院长”,为蒋介石服务。黄少谷还透露说,胡适这次受蒋介石利诱,同意做中研院院长,完全是被蒋介石利用了,“其目的是把他捧到高高在上,然后打击民主人士,且为三任铺路”{54}。所以当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做第三任总统后,很多人都希望他不要再回台湾,认为“蒋先生如三任则是伪朝,胡先生不能事伪朝”{55}。
这些争论都说明了他一旦回台湾定居,在国民党政府和“自由派”之间,势必陷入两难的境地,既无法彻底面对蒋介石,也无法诚实地面对“自由派”,很难再以自己的“双重身份”左右逢源,与台湾的政治环境保持距离。甚至自以为在做“自由主义者”,而实际上受人驱使,被卷入国民党的政争里面,令人产生“陈诚利用胡适,胡适利用雷震”{56}的观感。这对他一生的人格,也构成了严峻的考验。果然,他回台湾不久,就开始让自由派分子感到失望,对他“返国后的言论,只说反共,不说当前问题,甚不满意”{57}。当时胡秋原为了帮他摆脱困境,曾给他提供了三条路:“第一,大有一番作为,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专研究学术,不谈时事;第三,拥护陈诚,跟着走走。这是下策,读书人不愿为也。”{58}但是这三条路,都不是他“二十年之一贯态度。”
1959年11月,他在《自由中国》创办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提醒自由派分子:我们尽可以争取言论自由,但“言论所以必须有自由,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们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所认为是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错的”。他说他的这些话,“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自己说的,这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存有一种容忍的态度”。
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引起殷海光等人的不满,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容易容忍,有权有势的人容忍很难”。意谓他的这些话讲错了地方,应该先讲给“有权有势的人听”。傅正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台湾“自由派”最大的错误,就是对胡适期待太高,不理解胡适与国民党集团的关系,这影响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而有关这些问题,只能留待以后再谈。

{1}{2}{3} 《顾维钧回忆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页;第11册,第225页;第8册,第56页。
{4} 《雷震全集》第35卷,第77页。
{5} 周宏涛:《蒋公与我》,台湾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47页。
{6}{7} 《雷震全集》第34卷,第165页;第171页。
{8} 《王世杰日记》第6册,第360页。
{9}{10}{11}{12}{13} 《雷震全集》第33卷,第110页;第38卷,第79页;第34卷,第7页;第32卷,第187页;第180页。
{14} 黄少谷是当时行政院秘书长。陶希圣因为是“立法委员”,没有担任行政职务。但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在党内兼任重要职务,任“中央宣传督导会报”的负责人,是主持国民党宣传事务的最高负责人。
{15}{16}{17} 《雷震全集》第32卷,第111页;第109页;《胡适致雷震》附录,《雷震全集》第30卷,第169页。
{18} 《雷震全集》第33卷,第150页。
{19} 周宏涛:《蒋公与我》,第345页。
{20}{21}{22}{23}{24}{25} 《雷震全集》第33卷,第151页;第30卷,第162页;第163-164页;第33卷,第156页;第171页;第175页。
{26} 《罗家伦与张维桢》,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27}{28}{29}{30}{31}{32}{33}{34}{35}{36}{37}{38} 《雷震全集》第35卷,第147页;第40卷,第89页;第39卷,第261页;第34卷,第179页;第178页;第35卷,第18页;第39卷,第269-270页;第35卷,第272页;第40卷,第23页;第39卷,第165页;第35卷,第228页。
{39}{40} 《胡适日记全编》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第245页。
{41} 《王世杰日记》第6册,第358页。
{42}{43} 《雷震全集》第40卷,第262页;第270页。
{44} 《王世杰日记》第6册,第413-414页。
{45}{46} 常胜君:《三十年前“夜访胡适谈三事”追忆》,《传记文学》第58卷,第1期。
{47} 例如1957年9月,他有一次在美国讲演,有人问他对大陆“大鸣大放”的看法,他由于没有借题发挥,将这件事说成“是台湾所鼓励与支持”的,是台湾反攻大陆的成果,便让台湾政府“很不满意”。
{48}{49}{50}{51}{52}{53}{54}{55}{56}{57}{58} 《雷震全集》第32卷,第17页;第39卷,第297页;第40卷,第256页;第38卷,第334页;第40卷,第25页;第35卷,第258页;第267页;第223页,第39卷,第22页,第418页,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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