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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正视的深渊——从潘鸣啸《失落的一代》说起(张定浩)

文学不同于历史,而糟糕的文学却每每与流行历史叙述暗通款曲。子曰:文胜质则史。缺少了诚质的文学近似于粉饰太平的策祝史述,如果文学作者不能从裹胁时代的历史观中挣脱出来,如果他不能对历史有诚实自省的洞见,就必然成为流行历史叙述的奴仆,而随后唯一的差异只在于,他是顺从的奴仆还是反抗的奴仆。
从这个意义上,法国学者潘鸣啸的史著《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在清理一个时代的历史叙述的同时,也无意中就知青文学乃至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审视的角度。作者在《引言》部分交代资料来源,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直接资料来源,便是海内外公开发表过的涉及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当然,想在社会科学上利用文学材料,必须将真实与文学手法分得一清二楚。在中国还得分辨是否属于宣传。即使在1978年之后,‘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刘心武语),其实,当熟悉了中国革命时期文学的那老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就很容易从作品中剔出为迎合某些不得已的公式套话而写的那些篇章或段落……总体上,我认为那些作品中描绘的下乡运动和从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经获知的确实是无有虚假”。这似乎让我想起切斯特顿的妙语,“一本书作为书籍越不诚实,那它作为公开的纪实小说就越诚实”。
作为一个浸淫于法国史学传统的历史学者,潘鸣啸的志向并非在于揭示历史的所谓真相,而是重新构拟和理解这场运动发生的动机、发展的逻辑,以及其欲达到效果与实际后果的偏离。他最终和盘托给我们的,是一个深渊,一个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当代文学作者都无力正视的深渊。
这深渊首先是属名的。
从常识的观点来看,言辞的发明,是为先于它存在的思维和事实提供了表达方法,但现代语言学开始质疑这种常识,他们认为,言辞不仅是用来命名的,它也一直在生成自己的范畴,决定那些言辞使用者的思维,并悄悄改变着它所指代的名。
在作者看来,类似“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十年文革”之类的流行历史表述,多少都是与历史原貌不相符合的,但这种不相符合,其实正是刻意为之的,是一种深谙言辞力量的政治诉求。“上山下乡”的原始表述,是“下乡上山”,是“指把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地区去”,日后,“将两个词语掉过来说,并不真的意味着要把下乡发展到高山上去,可能政府当局想借此突出运动的光荣高尚的英雄性质,同时也可以让那既不好听又不得人心的‘下’不那么刺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是使用‘下乡运动’”;至于“知识青年”,实际意味也没有这个名词本身那么光鲜,它“根据中国官方规定的标准翻译,英文是‘educated youth’,法文是有点儿别扭的‘jeunes instruits’。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词语,非指有知识的青年总体,仅指那些去了农村安家落户的,或者即将成行的。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言辞生硬的政治宣传术语实例”;更关键的“十年文革”的说法,按照作者的论证,也是不能成立的,“假使说‘文化大革命’有所指,那只能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一大约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暴力斗争导致了政府体系的部分崩溃,最后在中共九大上重新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次大会正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是说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老百姓未曾认可这种偷天换日的转义。受访者们主动跟我说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后下乡的,这显然不是指‘1976年之后’,而是‘从1968年底起’”。
种种言辞的戏法,可以被权力用来重构历史,这并不奇怪,因为历史叙述原本就和权力息息相关,但奇怪的是,几代以言辞为生的文学写作者竟然也默默接受此种历史对于文学的殖民,他们抛弃了文学的一个最重要职责,即利用言辞,对旧有言辞所生成的大众思维习惯乃至意识形态范畴进行消解和重建。通过历史叙述,权力希望最终交付给大众的思想尽可能地简单、清晰而有条理,而文学一直在企图恢复这个世界原本的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以及困难性,这不意味着文学作者要首先成为智者或哲人,只意味着他要诚实,只要他足够诚实,他就自然会在亨利•詹姆斯所谓“未经整理的生活”中与这些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以及困难性相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知青文学的大多数作者都不足够诚实,当然,或许唯有不足够诚实的人才得以被赐予在这个时代公开写作的空间。
其次,潘鸣啸交付给我们的深渊,是属人的。
在书的第一部分,他探讨这场运动的动机。“为什么1968年底再度大张旗鼓地推行贯彻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为什么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并涉及绝大多数十五岁以上还未参加社会工作的城镇青年?由此出现了众多问题之后为什么这场运动依然持续了十几年?”这些追问让人隐约想起福尔摩斯,对于犯罪动机的执拗考察帮助他圈定最终的罪犯。但相较于一场自上发起的席卷一千七百万人的政治运动,小说中的连环杀人案至少在动机层面,显得相当之小儿科。
按照潘鸣啸的研究,“这场运动主要有四个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除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政治动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这些动机,有的在当时就被公开表述,有的则长期不为人所知,目睹作者对那些隐匿动机的搜抉辨析,会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但其实人类社会一直便是如此,一直都是通过讲述一部分真实来隐瞒其他的真实。一个普通人做一件小事的动机,和一个庞大集体发起剧烈运动的动机,可以拥有同等程度的复杂和暧昧,一滴水的深度并不亚于一个海洋,理解了这一点,才算是理解何谓文学,文学就是要正视和理解这种人性共有的复杂与暧昧,无论它来自一个卑微者抑或一个强大的集体,而并非以某种势利的姿态在受欺、自欺与欺人之间左冲右突。
以这本史著呈现出来的、对复杂人类境遇的洞见,来衡量当代中国文学相关的表达,会令人觉得无比沮丧。在十七年文学乃至其后很多年的文学作品中,世界一般是由好坏两种人组成的,偶尔由三种人组成,好人、坏人以及好坏参半的人。好人知道自己是好人,坏人也知道自己是坏人,都无趣得很,所谓小说表现人性,重点就是表现第三种好坏参半的人。这种人很纠结,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完成向着好人的那一跃,所以就需要小说家设置一些极端情节,比如亲爱者的死亡,来逼迫他们做出选择,这种选择,被称作人性。这种对人性的认识,虽然看似复杂辩证,但依旧不自觉地深深依附于旧有的革命战争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战胜一方的权力机构通过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先验地确立好和坏的标准,文学的作用只是为了将这种标准形象化地推行给民众,只是慢慢地,民众也许会产生一些怀疑,世界真的是这样二元对立、非黑即白吗,有没有更复杂真实的人性?我记得当年在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的交替时期,会有聪明的厂家生产一种廉价的电视彩膜,蒙在电视屏幕上,产生一种红红绿绿的彩电效果,很是流行过一阵子。那第三种好坏参半的人,就好比廉价的彩膜,它看似通向彩色电视的世界,事实上依旧是黑白电视时代的附庸,用虚假僵化的彩色来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只不过,倘若一直看不到真实的彩色,多数人似乎也的确会愿意,暂时选择这样的代用品。
“于是当我们以教育、提高别人为幌子进行着话语的蒙骗时,我们先已不自觉地蒙骗着自己,对那些更为聪明的人来说,事实上也就是先要伪装自己——用自己笔下的好人把自己伪装成好人。当国家权力一再以自身为目的而采取行动时,我们也就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伪装着自己,在国家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幌子下采取着以自身为目的的行动”(陈家琪《沉默的视野》)。
在书末的“总结”部分中,潘鸣啸谈到“思想改造”乃至“以德甄选”制度对整整一代人的心性的毁坏,这是比肉身的伤害更为可怕,因为它会波及随后的好几代人身上。“根据马克思•韦伯,在战争及革命的非常时期里,个人行为的意义和真诚是比较容易判断的。除了这种情况,魅力领袖的专制制度(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和能力基础上)智慧鼓励人们虚伪、保守、告密……大多数情况下全都是心口不一的两面派……事实就证明了那些起带头作用的最先进的积极分子通常是最早离开农村的,因此这项以德甄选的政策只能导致全面感染愤世嫉俗的犬儒病……”
潘鸣啸用“失落的一代”来指称这一代经历过上山下山运动的知青,这个词更流行的译法是“迷惘的一代”,被格鲁泰德•斯坦因用来称呼海明威那一代经历过一战的青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失落的一代”的译法,似乎更侧重他们丢失掉的,而非强调他们对于未来的诉求。“这失落的一代已经完全失去了幻想,也不再信守。他们曾经被美丽的言词所欺骗,又为自己的天真轻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他们得亲眼见到才会相信,当然还得要他们愿意去相信。”
“你们是迷惘的一代。”当迈入老年的格特鲁德•斯泰因说出这番话之后,年轻的海明威并不赞同,他在夜里走回家的途中,想到斯泰因老小姐的以自我为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以及自己这一代作家强烈的自我约束,他迷惑地想,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或者,“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他坐在丁香园内伊元帅的雕像下,喝了杯冰啤酒,“让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他起身回家。虽然很多年后,他开枪自杀,但那并不是迷惘的后遗症,那个有力量将“迷惘”与传道书并列的海明威,和那个写下《老人与海》的海明威,是一致的,他一定会同意他的同时代作家福克纳(虽然他们关系并不好)说过的一段话:“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和这些作家相比,“失落的一代”倒算名副其实,他们失落的,不仅仅是理想和青春,在“沉默的大多数”之外,他们中间最终只剩下两种人长久地活跃,伪善者和愤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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