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特稿

旅俄杂记(陈家琪)

7月18号至7月30号,随旅行社进行了一次伏尔加河之旅。
连头带尾不过十三天,加上语言不通,随团而行,自然受到诸多限制,但俄罗斯两位导游的素质甚好,分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与圣彼得堡大学,其中一位还是圣彼得堡大学的老师,导游只是一项她热爱的兼职;我们在旅途中有过多次交流,亦可印证自己的诸多观感。
所谓伏尔加河之旅其实有一半时间还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参观,另外的时间就航行在宽阔无比的俄罗斯河流上,伏尔加河只是其中的一段;更多的是连接莫斯科与伏尔加河的运河,连接波罗的海与伏尔加河的运河与更多不知其名的河流,当然也有海洋似的奥涅加湖、白湖和拉多加湖,中途去了乌格利奇、格里茨、基日岛和曼德罗格。每个地方居住的人口不过几百人,只有曼德罗格似一个专门的旅游点,但也与中国旅游景点的那种人声鼎沸、摩肩擦踵不可同日而语。这几个小镇都充满了传奇故事,很吸引人,特别是那种古老、安宁与空旷,几乎让人回到了几百年前的过去。几百年,或一两百年,并不算太古老,但我们还有这样的地方吗?还能有一个只见炊烟不见其人,只闻鸟鸣却无鸡鸭的所在吗?
问题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平静、安宁、自足,实在让人称羡不已。
我们这代人真正是被俄罗斯文学抚育长大的,某种意义上说,一生不去一次俄罗斯,也就枉活了自己的一生。然而,当年学的俄语真的忘完了,就是那些文学巨匠的名字与著作,也一时用不上。在街上偶见一座塑像(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几乎随处可见),不问导游,就不知道是谁;我们关心的并不是这座雕像塑造得如何,而是想唤起久埋在心底的那种对人名与书名的熟悉与亲切,可惜这种唤起的企图基本是徒劳的。这是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中旅游,是当我行走在阿尔巴特大街与涅瓦大街上最感到熟悉而又如此陌生的遗憾所在。
是的,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这种制度下培育出来的人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人性似乎是可以被制度塑造的),在某些方面又很不同;这种不同大约就可归因于广义的文化,一种与人种、地域、气候、饮食习惯等不可变因素密不可分的生活习性。
这次赴俄,随身带了一本金雁女士所著的《新饿乡纪程》,是作者2007年送给我的,我一直未看,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去这个“新饿乡”的,到时再看。果然,在船上的六天,有足够的时间阅读。
金雁在书中告诉我们,早在沙皇时期就有因政治原因改变地名的癖好,苏维埃时代更是大大发扬了这一传统(更大发扬了的是扩张土地),以致同一个城市几十年来不断改名,如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尤佐夫卡——斯大林诺——顿涅茨克,等等,季诺维也夫、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等等都曾作为过城市名,基洛夫遇刺后苏联竟出现了十多个城市都以基洛夫命名。后来,自然又都改了回去。我们在“文革”时也把几乎所有的街道、商店都改了名字,但似乎还未殃及城市;现在倒是开始改城市名了,如五指山市、黄山市、张家界市、井冈山市、武夷山市等,但这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为了发展旅游。导游每说到一个地名或教堂时,也总要告诉我们它原来叫什么,现在叫什么。特别是教堂,最著名的耶稣救世大教堂1931年一个夜间被偷偷炸毁,说是要修一个莫斯科最高的列宁塑像,后不知什么原因(导游说是资金原因,但我不信,那年头,政府怎么会缺钱?后来的原因倒是真的,因为爆发了战争),修成了一个大游泳池,再后来,2000年,终于恢复了东正教的主教堂,2010年正式完成。我们去的那天,电视上正在播放主教大人对民众的演讲,也真是万头攒动,群情激昂,让人感受到东正教确有不同于天主教的地方,它具有更多政教合一的力量,也怪不得俄罗斯历史上作为世俗权力的沙皇如何处理与教主的关系也一直是一个难题。到苏联时代,这个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但俄罗斯文化也就随之凋谢(请注意这二者之间看似成立的因果关系)。我们最后一天去参观的圣谢尔盖修道院被俄罗斯人视为圣地,导游说,每个俄罗斯人一生中最少要去一次,因为圣谢尔盖的遗骸还在。这个修道院在苏联时期也被关闭,现在有神学院,据说三百多个男修士在此修炼,长须冉冉,穿着黑衣黑袍飘然而过,一般来说拒绝与人合影,这很是让中国游客失望。
我发现全世界游客中最喜欢拍照的就是中国游客,大家所用照相机或手机、ipad之设备先进(自然都不是国产的),也是外国游客中少见的;特别是俄罗斯的导游,还用的是我们五六年前的旧式小手机;四星级酒店里的电视机,更是我们90年代的水平。老旧的有轨电车依然在运行,里面空空荡荡地坐着几个人看书。地铁车站俨然就是各种不同风格和特点不同的小展厅(胜利广场站的重点自然是库图佐夫,基辅站表现的是民族大团结,特别是与那个今天已独立了出去了的乌克兰的友谊,十月革命站的主题更鲜明,阿尔巴特大街站则全是精美的浮雕等),特别是当你想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第一条地铁时,就不能不啧啧称奇了,就如加加林毕竟是第一个飞上太空的人一样。
俄罗斯的旅游业远谈不上发达,给人一种爱来不来的感觉。这里面恐怕有几分特有的俄罗斯人的傲慢。《欧根•奥涅金》的书前附有普希金的一封信,里面就说,俄罗斯人的优越感,使他们对自己的好的行为或坏的行为,都淡漠处之。在俄罗斯几乎可以处处感受到这一点。对中国人手中的高级相机、手机,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对我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也不甚关心,似乎一切都在他们的了解之中,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过来人。然而给游客造成的实际困难的却是找不到洗手间。偌大的红场,每天有上万人出入,但上厕所竟要跑到对面的古姆百货大楼里去,而且很难找。每到一个地方,导游的第一句话总是要告诉大家厕所在哪里,收不收费。收费的是二十五卢布或三十卢布,但收费也绝不意味着干净。于是麦当劳那个醒目的“M”就成了厕所的标志。大家开玩笑说,想不到美国人来此是为了开办厕所。我为此与导游讨论过,她辩解说因为有车臣武装分子的恐怖活动,所以在公共场所才取消了厕所和垃圾桶。但这种辩解似乎并不成立,因为缺乏卫生间是普遍现象,而且在任何公共场所都很少见到巡逻警戒人员。我们国家的城市里其实也很难找到公共厕所,王府井、南京路,大家只好去百货大楼,最方便的自然也是麦当劳。欧美也差不多这样。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还是日本。凡去过日本的没有一个不赞美那里的卫生设施。金雁在她的书中说,她当年(1990年)去俄罗斯,只用两美元向苏联倒爷兑换了三十六卢布作零花钱;吃一顿饭一卢布,参观冬宫两卢布。现在坐地铁是二十八卢布,可以坐到任何地方。我在超市里比较了一下价钱,中俄差不多,有些东西他们便宜,有些东西我们便宜,但整体上来说,他们的收入高(那位大学老师在旅游旺季可以月收入五千美金,我作为大学教授是五千人民币,当然,有些可能的额外收入与支出是无法计算的,她在城里的房租是一千五百美金,这也很可怕),而且东西要整洁、干净、卫生得多;主要是让人放心,比如拿起苹果洗一洗就直接连皮吃,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但俄罗斯的旅游纪念品却奇贵,而且不会还价。
俄罗斯的傲慢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世界上在中国人面前最傲慢的两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俄罗斯一直充当着我们“老大哥”的角色,我们认了,反正俄罗斯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日本也竟敢这样,我们自然不堪忍受)。如此辽阔富饶的国土,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无论是音乐、诗歌、小说、戏剧、舞蹈、体育、绘画、雕塑,包括城市建筑,都雄踞世界前茅。参观夏宫、冬宫、皇村、叶卡捷琳娜一世、二世的什么宫,简直让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在冬宫看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珍品,看到达芬奇、拉斐尔、伦勃朗、鲁本斯的作品,我悄悄问导游: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她说,叶卡捷琳娜二世酷爱艺术珍品,不惜花重金购买。一游客问:从中国抢来的那些东西在哪里?导游正色道:首先,“抢”这个词不恰当,其次,敦煌是我们俄国人最先发现的,否则……这时来了另一位游客,打断了她的话。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也知道那位游客其实想问的是圆明园里的东西。以后还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机会,但我先失去了信心。我知道我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文物古迹的,也知道现在的盗掘倒卖有多么猖獗,更知道“破四旧”时砸毁了多少千古遗迹。我只有默默无言。导游说,你们想看中国的文物古迹,可以去别的博物馆,在那里有展出。但似乎没有人想去。还有领土。俄罗斯如此辽阔,显然与历代沙皇东西扩张密不可分。他们是为了寻找出海口。我们呢?彼得大帝是康熙皇帝的同时代人,两个人都在拚命扩张领土,但一个是在陆地,另一个则是面朝大海。我们又当如何评说他们的眼界与视野?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彼得大帝有参照国,他就是想把圣彼得堡建成威尼斯、阿姆斯特丹那样水路纵横的城市,而且是先请好了外国设计师,然后再开工,让一座城市几百年后也可以基本保持原样。就这样默默地,我们从冬宫里面走了出来,脑子里留下的,竟然是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一个镜头:一位冲进冬宫的士兵新奇地抚摸着一尊雕像,旁边一个人说:那是爱神!
在他们的胜利广场,我们看到俄罗斯人从13世纪到15世纪,再到以后,先后战胜了蒙古人的入侵,打败了立陶宛和波兰的占领,然后就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在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后的一败涂地。在伏尔加河游船上,我们几乎怀疑全世界的河流和森林都集中到了俄罗斯,而且河水那么洁净,眼看着海鸥在河面上随便就抓住了鱼,只是偶然才会看到个把钓鱼翁在那里悠闲垂钓,全然没有我们这里的繁忙紧张。小村舍里很少见到的几个农夫也都是很悠闲地在那里晒太阳。同行的一位曾在大庆石油会战最艰苦岁月生活在那里的童老说:这才叫幸福;苏联变修了,我们这几天的生活也跟着变修了。上岸后想了解一下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政坛的变化是否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也只是耸耸肩而已,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我忽然意识到那些以前可怕的预言,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什么“千百万人头落地”,只是用来吓唬人的。走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大街上,我也一下子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底线”:只要你走在斑马线上,汽车会自动停下来,看你不动,司机会摆手让你先走;只要鸽子可以随处飞扬,并在游人脚下随意走卧,绝无任何人为伤害;只要排队时人与人之间总能保持适当距离;只要时不时总看到有人在那里演奏,你是否会投进几枚硬币完全取决于你自己,那么在政府权力之外的社会就保持着它的基本结构与功能,政坛上的变故也影响不了大众的生活秩序。当年苏联的那种体制造成的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不允许在政府权力之外有任何组织(比如金融、保险、股票、医疗、教育等)独立生长的空间,于是,1991年的变故才如此可怕。一位导游说,我们现在的钱也不敢存在银行里了,怕再贬值。存在哪里呢?国外银行吗?没有问,但让人沉重。金雁在她的书中说,当年十月革命爆发,在圣彼得堡也只打了一夜,总共死亡六个人。更多的人死在政权变更后的镇压与反抗中。今天,尽管克里姆林宫(导游不断纠正我们,说克里姆林宫只是克里姆林这一城堡中的一个建筑而已,圣彼得堡中的那个彼得也不是彼得大帝的这个彼得)的红灯熄灭了,国旗也恢复了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但只要还允许共产党竞选(我们就看见了共产党的竞选海报),允许列宁的塑像依然屹立在莫斯科运河与伏尔加河的交汇处(其实各处都依然可见不少的列宁头像,也有排队参观列宁墓的,只是把莫斯科大学对面的“列宁山”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麻雀山”,当然,没有了斯大林的踪迹,只有一个化装成斯大林的人想拉中国人与他合影),允许随便什么报纸都可以批评政府(我们吃饭时就看到一张华人在俄罗斯办的《龙报》,7月25日的头版就问:俄罗斯已经被世界银行列入高收入国家,但你兜里的钱真多了吗?而且讽刺“莫斯科市长的竞选是在上演‘捉放曹’”。我不知道俄罗斯人懂不懂“捉放曹”是什么意思,当然他们也看不懂中文),那么社会也就依然处于某种安宁的气氛之中,人们并不必为自己说了什么话而提心吊胆。
我问过两位导游:你们愿意回到斯大林时代或1991年前的苏联吗?那时的你们可是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啊,她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就如同问你们是否愿意回到原始社会一样,让人觉得毋需回答。
我想起了黑格尔的话:当事情成为现实时,你就会发现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
莫斯科火车站的规模只相当于我们一个发达县或县级市的火车站的规模,在那么一小块地方里拥挤着三个开往不同方向的车站;但,你说怎么办?拆迁吗?周围都是上个世纪或上上个世纪上上上个世纪的建筑,你真能忍心拆了吗?是一个一百多年前的车站让你骄傲,还是重建一个现代化的宽敞无比的高楼大厦更能让你脸上放光?无论是莫斯科的机场还是圣彼得堡的码头,在我们看来都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了,机场里等候时完全找不到座椅,自然也没有开水,但,那又怎么样呢?急匆匆拥前挤后的只是我们中国人,当然包括我在内。
“破窗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窗户破了,如果不及时修补,就会有人打破另外的窗户,一面墙上有人涂鸦,不制止,就会有更多的人在上面乱涂乱画,地上有了垃圾,别人往地上扔起东西来也就毫无顾忌,一个人在参观冬宫时高声说话,别人也不得不高声。俄罗斯导游三番五次地婉言提醒我们:我知道中文有四声,有的声调高,我们说不好中文就是掌握不了四声,但你们要注意,不要总用高音。
但无论在哪里,也无论有多少人,高声说话而且一拥而上的总是我们中国人。
在游轮上,俄式餐点,一道一道慢慢上,我们不知道,抢先吃饱了,才知道后面还有,于是每每造成巨大的浪费。每天早上的牛奶、咖啡、柠檬总是最先被抢光的,于是,根据“破窗理论”,俄罗斯人也就发明了兑水,在牛奶和咖啡里面兑水。果然灵验,咖啡和牛奶都剩了多半桶。中国人味觉还是很发达的。这是最后一天的事了,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已经该下船了。但心中却有隐隐的痛。而且我相信,这支旅游团队的素质在国内应该是很高的了。
当我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时,想到了一个“变”字。
“文革”前后,当我们最充满革命激情时,知道苏联已经“变修”了,那时对“苏修”的仇恨与蔑视远在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之上;而且人人都知道伟大领袖关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教导。那时我正在农村插队落户,学的俄语都是如何让苏联人投降,每天用俄语教农民大声喊“缴枪不杀”。今天也许在有些人心目中,那时的苏联才是最值得怀念的,因为他们虽然提出了要在经济上与美国“和平竞赛”,但政治上却是正确的,即保持了苏共的一党专政。
后来,苏联就从“变修”变成了“变色”,那大约就指的是1991年之后的事了。那时的苏联已经解体(我们能不能把“解体”也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溃散”或“崩溃”?),或者说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一个重新回到了过去的、也就是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帝国。也就是说,“解体”也好,“溃散”、“崩溃”也好,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那个族群依然存在,而且仍然可以用庞大无比来形容,只是失去了它作为“苏联帝国”时占领的那么多的“加盟共和国”而已。至于是好是坏?要看对谁而言,是对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白俄罗斯,还有那么多什么“斯坦”而言,还是对俄罗斯而言?我们真的能做出一个对错好坏的判断吗?我们真的就毫不顾忌那些独立了出去的“加盟共和国”的感受吗?但无论怎样,彻底“变色”或“解体”(崩溃)之后的“前苏联”,也就是今日俄罗斯,反而成了我们的好朋友。逻辑上说,“变色”要比“变修”严重得多,我知道“变修”了的苏联依然还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所谓的“九评”只是“同志间”的争论;而“变色”了的俄罗斯却再也无法以制度或意识形态划分阵营了。在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外币是欧元。导游对我们说,过了乌拉尔山,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我们就一直在欧洲旅行。俄罗斯也显然更认同了自己的欧洲身份。
与“变修”、“变色”相对应的另一个“变”字就是“变革”。
俄罗斯无疑也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变革,但就如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城市格局一样,再变,这种格局总在。在涅瓦河上游览,不似在黄浦江、嘉陵江上观赏夜景,看声光电色在建筑物上的万千变化,而是如同日游漓江一样,让你看的就是白天里的风光山色。那种建筑之宏伟、连贯,包括布局的规整、协调,特别是环境的整洁、自然,也包括躺在河边几乎裸体的享受着夏日阳光的人群,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但反过来想,这样的城市格局一旦形成恐怕谁也改动不了。假设全上海都是外滩那样的建筑,我们怎么拆迁?这样的居住和交通难题又如何破解?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竟然不怎么堵车,路上的行人在假日里也非常稀少,稀少到让人有几分害怕的地步。问导游,方知稍有些钱的人都住到了城市之外的别墅里。就连那位兼职导游的大学老师也说她一离开我们就要驱车去城外的别墅了,那里比城里好;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城市的上空,始终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就是下雨,也给人很洁净的感觉。
我一直想寻找到那种制约着他们“变”中之“不变”的东西。
在新圣女公墓,有卓娅和舒拉的塑像,那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但大家驻留最久的还是埋葬着赫鲁晓夫和叶利钦的地方。赫鲁晓夫的墓碑黑白各半,叶利钦是俄罗斯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导游很有感情地说:赫鲁晓夫知道他身后的评价肯定是毁誉参半,所以才黑白相间;而叶利钦则恢复了俄罗斯的传统与伟大,所以他的墓碑配得上俄罗斯国旗。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合影,犹如广告牌,下面写着四百的字样,问导游,才知道是在纪念罗曼诺夫家族四百周年。尼古拉二世一家连同仆人就那样被下令枪决了,前几年才葬入沙皇固定的墓园(我们的一位同行者专门去看了)。后来在基日岛一个偏僻农居的墙上,也看到了尼古拉二世的照片,导游说,他们就一直那样挂着,这是俄罗斯的传统。我忽然意识到了那种不变的东西,同时也意识到在人类历史上,一定有一些罪恶是任何伟大功勋都弥补不了的;就如某种信念也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一样。
东正教。
东正教就是对俄罗斯人来说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东西。
而对如我这样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来说,东正教也同样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领域。
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并称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东正教亦称“希腊正教”,自然以“正教”的身份自居,当年彼得大帝征得康熙皇帝同意后,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团其实就是东正教。在哲学史上,我们无数次地阅读过罗马帝国西部拉丁语区与东部的希腊语区的冲突,也知道拜占庭原来只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城市,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于此,更名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由此形成基督教东西两派的正式分野。西罗马的天主教与东罗马的东正教(亦称拜占庭礼仪)的最大区别在对“三位一体”的认识上:天主教认为圣灵显示了圣父与圣子间的爱与亲密,神灵同时来自于圣父和圣子;而东正教则坚持圣父是神性的唯一来源,圣子与圣灵均来自于圣父,就如俄罗斯“套娃”告诉我们的那样,用圣父捍卫圣子与圣灵的神性。这是一种“一神论”的严峻理路,它可能与强权专制的传统有关。拉丁思路是为了保证圣子和圣灵有足够的区别;希腊思路则认为把圣灵说成有双重来源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从两位导游的比划和讲解中,我们也能领悟到如何理解“三位一体”竟具有着如此重要的根本性。公元404年,罗马陷落于高卢人、法兰克人之手;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伊斯兰教之手,莫斯科和基辅于是成为稳固的东正教大本营,同时保留这种古老的拜占庭风格的还有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新教自然是宗教改革以后的事。但我们最熟悉的还是新教,主要是受德国哲学的影响,还有后来的美国哲学;其次是天主教,因为法国、意大利,英国的部分哲学家毕竟信从天主教。似知非知的倒是东正教,因为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读不到他们的哲学家或神学家的著作,苏联也在某种意义上堵住了东正教的传播;而我们,自然也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国家。
其实,理性与逻辑正是在看似荒诞的思辨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而有了理性与逻辑,有了对超验问题的无尽兴趣,人的精神也就自然脱离了低级趣味。
但在整个苏联时期,东正教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在1991年事变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今天又是如何重新整合秩序、收拢人心,使整个社会融为一体的,我们真的一无所知。
但这次,从头到尾,我们几乎天天就生活在东正教的传说、故事、教义、仪式和祈祷的氛围之中;出一个教堂进另一个教堂,五种色彩的洋葱头,各有各的意味,但也相互共存(在莫斯科也看到了伊斯兰的清真寺和犹太人的教堂),可见信仰越坚定,反而也就越宽容。
几天走下来,有不少人说:受东正教的教育比上党史课受的教育还多、还详尽;所不同的,恐怕还是背后透漏出来的那种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羡慕与崇敬;我听身边一个人说:我也真想让自己有些真心相信的东西。
森严、肃穆、静谧、虔敬。
我们见到了太多的人在教堂门口按东正教的仪式划着十字,女人的头上披着纱巾,一个个那么神色庄重地走进去祈祷,有的坐在旁边参加唱诗。还是“破窗理论”,走进去的中国人竟也一个个面色凝重起来,再也听不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说不让照相,就没有一个人照相,不是怕罚款,而是心中有神灵。
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啊,哪怕只在心灵的某个角落也好。
这堂课总有一天要补起来的,对学者们来说并不难,要搞懂各个宗教(自然也包括我们的佛教、道教,甚至所谓的儒家)并不难,但如果无法化为一种人们对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想象,那又是无济于事的,最多也只能停留在课堂上,或如这次这样,只是旅游中的一点见闻与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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