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边际访谈

我喜欢这种漂泊的状态(焦振予 吴 亮)

吴 亮: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南京东路顶层画廊,傍晚了,你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向我推销一种将照片制作到金属材料上的技术……
焦振予:哈,是推销,那是2000年底吧,和朋友一起做一个感光材料项目,不单是在金属上,玻璃、木材、石头什么的,都可以。好像那天你让我帮陆元敏做了几张照片,我还帮罗永进也做了一些。对了,后来还帮张健君做了些布面的。这个项目没有进行下去,量太小,我也没赚到什么钱,不过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段时间我在老上钢十厂比翼艺术当“义工”,乐大豆做的,那个意大利人,你知道的。“义工”是玩笑,其实是参与做展览活动记录什么的,就是一起玩。那时一起的还有徐震和一个比利时的女孩叫魏凯玲,杨振中呀还有好多上海当代艺术圈的人都是那时认识的,我们在活动上见过,你可能没什么印象了,那时我刚到上海不久。

吴 亮:这之前,我对你一无所知,感觉你当时似乎处在一个到处漂泊的状态?
焦振予:我现在也感觉自己在一个漂泊的状态啊,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种状态。

吴 亮:不愿受管束,还是不想负责任,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焦振予:最早倒不是,挺想被人管的,你想想,小学、中学、大学老师、家长什么的,这个不许,那个不能,乖,听话……从小被管被饲养喂大的,哪那么容易断奶呀。其实我毕业后在学校待过,在研究所待过,都是被人管的,而且我还觉得我是特想负责任的那种人,只是1989年以后“人家”不要我负责任,上杆子的都不行。不过后来在深圳和香港工作的时候倒是真的负责任了,那个是你想不负责都不行,否则没人给你“出粮”,没饭吃。

吴 亮:过会儿我们再讨论艺术,现在我对你的个人经历非常感兴趣。
焦振予:这个我们以前倒是聊得很少。

吴 亮:先从你大学毕业开始……你在哪个大学学的艺术?
焦振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在这个校名不存在了,改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不过我们还是习惯的说自己是中央工艺毕业的,可能是喜欢校名里“中央”两个字吧!

吴 亮:80年代那个时候,按时间推算,你还不到二十岁,“八五新潮”有没有影响你,或留给你什么深刻的记忆?
焦振予:我读书早,1974年读的小学,1988年大学毕业时不到二十一岁,班上的同学最大的大我十多岁,好像是改了年龄才搭上高考的末班车,那时考大学的最高年限是二十五岁。上工艺美术学院学设计并不是我的初衷,从小我们就说是学“画画”的,但当时考大学基本是把对我们省招生的学校都报上,先考专业,哪个学校给文化课复试通知书就报那个学校的志愿,最后美术学院绘画专业没考上,糊里糊涂就学设计了。
我从小生活在河南开封,小时候外公和母亲都在河南大学工作,是河大的子弟,高考前学“画画”也在河大办的美术班,现在回头看,河南的文化形态一直是相对封闭和僵化的,新潮美术是到大学才开始接触。当时由于年龄的原因,最初感到的应该是困惑吧,和以前接受的“画画”训练冲突很大,有些混乱。不过当时学校在教学上也乱,刚入校上素描课,连画结构素描还是继续画苏式的传统素描都有争议。记忆很深的是跟王亚平、渠岩他们去美术馆看“现代美术大展”,现在回想当时应该是混乱的兴奋,原来“画”是可以这么“画”的?那时候没有形成“艺术”这个概念。在学校也尝试着找一些废旧的材料在宿舍做“装置”,和同学扛着铁锹跑到郊外搞所谓的“大地艺术”,到后来都不了了之。倒是饭店招牌和影壁墙画了不少,可以供几个同学时不时下下馆子。不过现在回忆大学生活记忆最深的还是球场、舞会、熄灯后拿着暖水瓶翻墙出去买散装的啤酒和初恋,当然还有毕业前等分配时的“爱恨情仇”和对未来满怀期待的“醉生梦死”……

吴 亮:关于这个爱恨情仇醉生梦死,看你现在的神情你好像还很有故事,少年不知愁滋味,说说吧!
焦振予:好多的细节想不起来,时间太长了。入学时我年纪小,多纯洁的心灵呀,后来跟着师兄后面装老练、装深沉,被他们带“坏”了。前些年回老家看到了母亲帮我保留的一些上学时照片,照片中为了显得成熟,我留了很长的胡子还有头发,脚蹬当时特流行的“踢死牛”,就是那种鞋掌后跟都高的黄色皮鞋,下身膝盖开了口的牛仔裤,上身灰色笔挺中山装,目光中“装”满了“深邃”,哈哈……对了,那时穿的“踢死牛”前后都钉了铁掌,跳舞时随着“迪斯科”的节奏能在水泥地板上摩擦、敲击出很尖利的噪音。舞会当时很流行,各个学校都在跳,把教室的日光灯管贴上彩纸,一台卡带录音机,得嘞,开跳。周末跳,节假日无论是“三八”妇女节还是“六一”儿童节都是跳舞的理由。大二寒假我以学外语为名把家里的一台两喇叭录音机带到了学校,那台录音机曾经备受舞会组织者的青睐,几乎逢舞会必借,赶上几场舞会同时开,那些师兄、师姐们还要软硬兼施、预约排队,直到大三时一台四喇叭录音机的出现。我就是那段时间学会跳三步、四步和迪斯科什么的,那以前我没跳过舞。谈恋爱,嗯,正式谈恋爱是大四以后的事了,那时到火车站接新入校的师弟、师妹已是我们这些“老炮”的特权,当然主要是为了去接师妹。记得当时在火车站指定的位置拉上学校的横幅,摆上桌椅就成了新生接待站,见到漂亮师妹就又是接行李又是倒水的那个殷勤,我后来的女朋友就是那时接到的,看到她的第一眼我转身对几个“老炮”说:这个是我的,不许抢!上半学期没结束我们就在一起了,前前后后四年,情书写了几百封,后来她去了日本,后来就再也没见过……那时的确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很快乐。

吴 亮:但是你好像毕业后首先考虑的是谋生,记得你说过,1989年以后你去了深圳,然后是香港,艺术学习对你只是一种手艺……
焦振予:毕业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失去了一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
我是1990年初到深圳的,出发时是大年初六,告诉家人去看外地同学。我无意之中选了一个吉利的日子,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叫:三六九,出门走。当然这是我后来给自己讨的口彩。到深圳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万科设计部,那时的万科还在离火车站不远一栋四层的小楼里办公,设计部在三楼,还没有现在这么牛逼。记得当时招我的人也是我后来的上司叫陈宁,无锡轻院毕业的,当时他招我好像并不是因为我的专业对口,他们要的是印刷制版和平面设计,而我学的是工业设计,其实后来他对我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不过,他对我很包容,直到我最后离开。我想我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到现在回想起深圳的那段日子我都会想起他。万科出来我在几家动画公司画过动画背景,直到应聘到一家叫做“香港永泰商标设计公司”的设计师职位。后来我知道他们聘用我的原因是他们开给我的薪水比香港本港设计师的要低得多很多。所以那段时间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我身边当时有很多因不同原因汇聚到深圳的同类。

吴 亮:在香港做设计给你带来什么前所未有的经验?也许,把艺术作为纯粹的目标,那时候根本不具备条件?
焦振予:工作的时间敬业,这是老板一直强调的,当然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刚到香港永泰商标设计公司工作时,我除了设计图案,还要负责制作工厂的调色和对版,公司设计部在二楼,工厂间在三、四楼,我发现除了印刷机长,别的工人都没有座位,包括主管在内,当然机长没有座位没法工作。在楼梯间遇到的工人也几乎全是跑着上下楼,工作节奏很快。老板是个当时已经移民到意大利的香港人,他常说:“拜托,我是付钱买你的时间,时间是用来工作的。”原话是用“白话”讲的,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不过赶货加班他会来求你,给你加倍的报酬,这点他分得很清楚。至于把艺术作为纯粹的目标在那时我认为是那些拿着工资画画的人做的事情,比如说是美院、画院、文化馆的、部队的、还有宣传部的什么的,现在看看也是扯淡。

吴 亮:作为艺术家,或者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就必须先瞧不起那些拿体制工资的,觉得他们不过是工匠。
焦振予:这个当然不是,当时应该是羡慕那些画画的人才对,觉得可以别的事不用管只画画还有工资拿是很牛逼的事。体制内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我有很多的艺术家朋友是学校、画院和什么剧院电视台的,我很敬重他们。工匠也没关系,能把技法和材料技术做到最好也了不起,只要不仅仅是做“工具”。反过来一个人行为自由了也不代表思想上自由,我在新西兰的那几年行为就很自由,但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自由艺术家了。

吴 亮:新西兰那几年过得怎么样?
焦振予:怎么说呢?当时有句话说新西兰是海比天蓝、羊比人多。九几年新西兰的华人不像现在这么多,生活的圈子不大,当然这也和我的英语不好有关系。不过那几年是我过的最闲适的时光。

吴 亮:你在那儿画画吗,风景画?
焦振予:画,画油画,画了不少风景,尺幅都不是很大,卖了一些,但大多数都送人了。还画了些人体,是对着色情杂志画,没请模特,很贵,生活的环境也不允许。回国的时候剩下的画都丢在那里了。我这个人可能是经常迁居的原因吧,不是很恋物,我有一个大概一百升的双肩背囊,用了十几年,现在还在,每次异地迁居基本上以它为单位,能背多少背多少,很多东西没了就没了,拥有过了,做过了就好。

吴 亮:你大学毕业之后的所有重要决定都是你自己做出的吗?
焦振予:是的,大学毕业之后几乎所有的重要决定都是我自己在做,情感、职业、迁居、出国、回来等都是自己决定的。除了父亲为我安排的一次工作,不过最后我还是“跑”了。

吴 亮:你父母给你的烙印有多深?
焦振予:应该不是很深吧,尤其在父亲眼里我是一个“叛逆”。
1989年我被学校“限调”,所谓的“限调”就是在限定的时间内自行调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北京是不可能有任何一家单位可能接收我。那时我就决定什么都不要了,和朋友一起去深圳,那是我当时能想到的中国最“自由”的地方,找工作可以不要户口,不要档案关系,还有那里离香港很近。父亲则认为没有一个体制内“正经”工作是绝对不可以的,虽然因为我的事情他已经被迫给“组织”上写过类似于表忠心的什么材料,他还是想办法将我调回了洛阳,安排在洛阳工艺美术研究所,我在那画了几个月唐三彩壁画后,“跑”了。单位是在春节后上班发现我人“没了”,最后找到父亲那里,他雷霆大怒。

吴 亮:说说你的父亲母亲吧!
焦振予:我父亲吧,年轻的时候我和父亲关系一直……怎么说呢,也不是不好,就是一直有点拧巴。我父亲是一个技术官僚,没有家世背景,十四岁就没了我爷爷,靠业务自己一步一步地奋斗熬出头,哈哈,现在看来很励志!养成了他谨小慎微、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以及我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小农意识”,至少我母亲这么认为。他平时对我们子女比较严苛,记得我上高一那年夏天父亲和母亲带着小妹去北戴河疗养,临走时叮嘱我好好看家,不要随便带人到家里来,记得给他养的花浇水。呵呵,你想想怎么可能嘛,那时我热足球,常常和同学组队和外校的孩子踢野球,踢完球会把几乎两支球队的人带回家里胡吃海喝,没几次就把家里的米、面、油呀快吃光了,哪还记得给花浇水呀。一天正和一帮同学在家里闹呢,突然父亲提前回来了,看到一片狼藉的家和他那些几乎枯死的花,气爆了,当即给了我一耳光,那是记忆里父亲唯一的一次打我。我心里也委屈呀,去玩你们带妹妹不带我,回来还打我,跑,离家出走!跑出来在好几个同学家厮混了几天后,傻了,发现父亲居然不找我,怎么办呢?可自己回家太没面子了。又耗了两天终于等到母亲回来,让同学的家长假装押我到母亲办公室才算结束了这次的离家出走。后来知道那些天我在谁家吃,谁家住他都清楚,现在想想也是,机关家属区就那么大,谁家的孩子家长都认识,很失败。后来我考美院他也很不赞同,说我又爱听不听的,大一那年放暑假我蓄着长头发长胡子回家,父亲的很多同事都看到了,指指点点还拿我和父亲开玩笑,他脸上有些挂不住就让我剪掉,被我断然拒绝。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枕边有碎头发,手一摸,扎起来的头发没了,原来是晚上睡觉被他剪掉了,气得我和他大吵了一架,跑到山西找同学一起去烧陶混了个暑假。总之是拧巴。他一直以为他为我安排的人生道路是正确的,可我又偏偏不领情。哈哈……事情来了,为了我1990年的“出走”,我父亲曾经“负气”地宣布和我“脱离父子关系”,当然我不会认为他是来真的,只是给我施加压力罢了。不过父亲退休后和我闲聊时无意间说的一件事还是让我挺对他另眼相看的。有一次升迁调他到一个单位当书记,被他拒绝了。母亲还是呵护我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不断“偷偷”接济我,其实我说“偷偷”是因为事后说起来我父亲都知道。我敬佩母亲,她做了十几年的幼儿园园长,性格非常爽朗和坚韧,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父亲被关押“学习班”时,不顾“组织”要她划清界限的训诫坚定地和父亲在一起,并且把工作从开封调到洛阳,照顾我们兄妹三人和奶奶,还有父亲的弟弟、妹妹们。父亲已经不在三年多了,至今我都不愿打开电脑里父亲的相册。
我和他们聚少离多,我爱他们……

吴 亮:还有你的童年和你的少年,三教九流的朋友——前年我们一起去郑州与洛阳,你的老家,太能喝酒了,你的朋友形形色色……
焦振予:哈哈,中原地区有非常浓郁的地域民俗文化,酒文化是其中之一,劝酒你是领教了吧。关于劝酒,河南有一种很调侃的说法是:河南人实诚好客,早年间灾荒和兵患,河南很穷,招待贵客主人家好不容易筹钱打点酒自己不舍得喝,想方设法劝客人多喝,客人喝大了表示主人招待得好,哈哈。还有我们去河南你见到我的那些朋友,你观察得很仔细,的确是三教九流、形形色色,这和我少年以及日后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少年时期开始就是在不断的转学和迁居中度过的,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和一个新的学校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加之学“画画”时美术班的、大学的、工作时期的同事和朋友的朋友、同事的新同事,大家的生活轨迹不同,到现在这个年龄自然是三教九流了。有的现在官居高位,有的腰缠万贯,有的变成阶下囚还有被枪毙的,大多数朋友还是和我一样过着平常的日子。总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朋友,比如你就是我在“漂泊”时结识的朋友,哈哈。

吴 亮:但是你的画,就是那个《原代码》系列,和你这些经历毫无关系,它起源于哪一年,有没有发生过类似一个偶然的事,或一个触发点,刺激了的你的灵感……或者相反,这个主题是慢慢酝酿形成的。
焦振予:《原代码》这个作品系列开始于2006年,和你的看法相反,我认为这个系列的产生和我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前面我们讲过,从1990年开始,我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甚至直到现在我依然感觉自己还在漂泊,依然还有对下一站的……怎么说呢?虽然说不上是渴望,至少还有些许期盼。这一路经历了无数的人和事,有得到、有失去,漂泊时行走会有无数的路边风景在我眼前匆匆掠过,无暇细看,这一切当我落脚一个“驿站”小憩时,才会有时间去让自己静下心来思考,会促使我对过往经历的人、事物、景象、以及自己的生存状态有一种掸去浮尘看本质的心理需求。所以在《原代码》系列作品中我选择了人们惯见到几乎麻木的阿拉伯数字作为我的作品视觉符号,图式渐向高度抽象和极简。我相信,不管用于信息时代计算机原始代码还是生物基因排列的数字,在这个所谓“数字时代”的社会里都是不可或缺的。我把数字看作合成物、工业品、非天然品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以乱码和缺失象征基因变异,象征社会道德和法律中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缺陷或干扰,象征人际交往中被公然编码的部分,并试图为自己找回那些缺失。所以《原代码》主题系列的创作不是偶发的,也没有所谓天光乍现的“灵感”,它是经过反复认真的思考、深入、再思考,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我的作品系列中你能看到明显的线性轨迹。我从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有时我甚至在动手上有些“懒惰”,我始终认为作品图式固化的重复制作要比头脑中的思考来得容易些。

吴 亮:你的思考显然与你的阅读有关,哪些书,哪些人的观念影响了你。
焦振予:这倒是的,我喜欢看书。我上学的时候严重偏科,数理化一塌糊涂,倒是语文呀、历史、地理政治什么需要背的还行。那时候记忆力好,考试时占了不少便宜。我当时一直觉得自己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呵呵……我看书没有系统,很杂,到手什么能让自己看进去的书就看什么。不过中学的时候倒是有“计划”地看了当时觉得自己“必须”看的书,一个北大读书时被打右派下放到我们中学的老师开的书单,我考上大学后他也走了,后来听说是考了中国社科院的博士。那时中国的看唐诗宋词、元杂剧和所谓四大名著,国外的看雨果、司汤达、歌德还有大、小仲马什么的,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是那个时期看的,现在细节都忘得差不多了,记个故事梗概。大学时为了装深沉看哲学,什么马克思,黑格尔、萨特呀到苏格拉底、弗洛伊德都是这段时间看的,还有尼采,现在也基本忘了。为此父亲还送了我一句:你是个博学者。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暗自窃喜之前,他加了后面一句:一事无成“博学者”。当即就觉得被“伤害”了。对了,还喜欢看王朔,那个痞了吧唧的味道,觉得有共同的生活场景。前几年读苏联和东欧变革前流亡作家的作品,看过索尔仁尼琴的《莫要靠谎言过日子》、《古拉格群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当然专业方面的书和画册看了很多,我把它们当工具书,现在手头上在看的是美国批评家金•格兰特写的《超现实主义与视觉艺术》。如果是说什么书影响我深的话,倒是早些年看的美国“垮掉一代”代言人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后来巴西导演塞勒斯用小说改编的电影叫《浪荡时代》,喜欢在他垂死时朋友们拥塞在他的病房里、围绕在病床前狂欢的场景,我看了好多遍。这本书影响了我的行为方式……

吴 亮:记得你给我看过你在《原代码》之前画的另外一个系列,画的都是门,各种各样的门……
焦振予:是的,那是到上海以后,很写实,有点超写实主义的味道。尺幅都不大,40乘40、60乘90,有小几十张吧。这些倒是后来大都卖了,解决生活问题。不过画这些画素材的底片我现在还留着,大概有几百张,用胶片拍的。

吴 亮:你有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具有某些象征意义?还是仅仅表达怀旧、乡愁、遥远的诗意?
焦振予:开始时并没有往这里想,那时应该是2006年吧,在上海的生活基本稳定了,想起来好多原本计划去的地方都没去,就走了。先到北京停了一下,本想鼓动几个人一起去,但大家都“太忙”了,没得逞,哈哈……后来就自己走,内蒙进宁夏,到青海折回头经甘肃到山西,这批门的图片就是在山西拍的。其实我当时最早是被门饰的视觉符号吸引,拍的多了就开始追考它们包含的寓意及门本身的功能和门的象征性,从平民祈求吉祥、士绅宣誓门第到帝王界定疆域,门、家门、庙门、铺门、祠堂门、衙门门、宫殿门到疆界边关门等,开门迎、闭门拒是它的实用功能,同时开门闭门之间还更多伴有“主人”的主观性。几千年来多少往复轮回,开和不开,始终是个问题!就像当下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观念冲突,特别是互联网上。你不觉得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和网络新媒体以及自媒体中的中国不是一个中国,很分裂吗?

吴 亮:一个被高度抽象的绘画世界,和一个被高度新闻化的网络世界,你好像对后一个世界更来劲……
焦振予:是吗?好像是吧。做作品对我个人来说就像吃饭、睡觉,是生活常态,不过我的作品本身和我赋予作品图式符号的观念倒是和网络世界有很深的关联,这里有我的思考和我提出的问题。网络世界在有些人看来是虚拟的,但在我看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社会的另一面,尤其是对应当下中国,我反而认为貌似虚拟的网络世界更真实。参与网络交流探求事物的本源和真相,也算是我作品的另一种行为表现方式。当然网络世界不仅仅有实时新闻,还有娱乐、八卦,狗血淋漓,哈哈我喜欢。

吴 亮:网上讨论,网上争辩,特别是和那些无名者的争辩,是不是给你一种异样的快感——它既是虚拟或游戏的,又是真实而残酷的?
焦振予:首先它们不都是“无名者”,很多“无名者”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我想,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辩论是能给人快感的,对一个我关注的问题争辩,辩赢了当然会有快感,如果争辩输了它会迫使我对辩论的问题去探究和深入思考。网络是真实而残酷的对我而言,因为网络,我许多过往的认知被颠覆,原来心目中的神变成了魔鬼,魔鬼被还原成人,许多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变得模糊不清,当我试图去触摸真相还原事实时又能体会到一股力量把你往相反的方向拉扯。这里的残酷是真实的,有谣言、抹黑,有构陷,更有一些来自“无名者”赤裸的语言暴力攻击,由虚拟空间的争辩升级到现实世界的“约架”在网上也是常见。有些网友是我生活中熟识的朋友,大家在日常相交时原本素无嫌隙,但在网络空间中却对很多事物的观点相左,甚至是水火不容。多数网友是日常生活中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但长期的互动交流使我们成为“密友”和同盟,从我这来说,如果能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们的话,也会把他们当成朋友。还有一些特“讨厌”的家伙,我实名上网,他们知道我是谁,他们匿名上网,我不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某次聚会,他或她可能就坐在我的身边,有被“偷窥”的赶脚,他们是“坏淫”,哈哈……

吴 亮:你引用安东尼奥尼,“任何解释都不如神秘有趣”。你的作品需要解释吗,或者神秘吗?你示人的是“作品”,留给自己的又是什么?
焦振予:先说安东尼奥尼,这个外国人的名字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最早听到的,那时正在批判他,因为他拍了一部“恶毒诋毁”中国形象的电影《中国》,人民日报这么说的。真正看到这部片子是前几年的事情。回到问题本身,对专业受众我可能会解释,比如作为批评家你前面问我,我会来对你阐述作品观念的形成和制作的过程,对绝大多数观众我认为不需要,作品完成就是完成了,不需要再为我的作品写一个说明书,我想大多数艺术家都是如此。我始终认为艺术作品不管以什么形式呈现,最终都是一种视觉传达,对于一个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观众而言,面对一件作品无论你做怎样的说明,他们大多都愿意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过往的社会经验和知识沉淀来解读。如果说到“神秘”,我倒是喜欢在作品里设置一些图式陷阱引导观众去“误读”,让这种“误读”成为作品观念信息的再拓展,对我来说这很有意思。我把问题抛给观众,自己去生活。

吴 亮:听说你最近在做一批新作品?
焦振予:是,最近在做新的作品,是前面《原代码》作品系列观念的延伸,但图式和材料在尝试较大的改变,关注问题视角也会有所不同。在前面《原代码》作品系列中我大多以浮雕肌理和装置来做作品的视觉呈现,材料也多使用塑形材料、砂岩、金属等硬性材料,作品会在视觉上呈现理性的厚重、机械、有序和冰冷。现在我正尝试在新的作品中使用大量的柔性材料,像中国传统的宣纸、纺织物比如绢、丝绸,在柔性材料可承受的抻拉范围内采用中国传统的拓印和绷撑方式固化展现的图像,图式较之前的作品会显得柔性和随机。试图通过这些中国传统材料和表现手法,以在中国传统文人绘画中提取的图式符号来表达我对当下中国社会形态和文化现象的现实思考。现在这些还都在过程中,等我对新的作品满意了,会专门请你去看看……

吴 亮:纸上拓印带来一些什么新的感受?
焦振予:你对拓印很敏锐,是的,拓印在我新的作品中不仅仅是技法,还更多是代表一种中国式的思考方式。当然首先很多在制作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必须要解决,否则无法最终得到我想要的视觉效果,这会让我对新的材料和制作技术产生探究的兴趣和欲望。其实我更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些新的作品中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和文人绘画重新梳理,当然是以我个人的视角,将以往我并不系统和完整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残片重新拼接、补充、修正和梳理,大家都知道以往我们大多时间接受的“教育”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是被人为肢解和扭曲的,在技术训练方面最初我眼里是列宾、苏里科夫和列维坦,再后来眼睛看往西方阅读从希腊到古罗马,从古典主义到印象派再到超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几乎所有的大师,从思考的方式到处理的手段大多都是“舶来”的。这几年,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反过头来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倒是有更浓厚的兴趣,更愿意用中国方式来思考和解决自己更多要面对的复杂的现实中国问题。所以我试图在新的作品中以传统文人绘画作为对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切入,将文人绘画进行重新解构,从绘画中提取出我作品里需要的视觉符号,从人文精神中领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存在的意义,以对应现实中国社会中在价值、尊严、人性和道德被扭曲状况下,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气质和精神特质,所谓拙绘养心,以德修身吧。

吴 亮:河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你的作品似乎没有一丝影响,到河南可是你依然建议我一定要去博物馆看看。
焦振予:我不这样认为。从以往作品的形态和图式特征上讲,我的作品似乎和中国的历史遗存没有直接的关联,但过往你常常耳濡目染的东西会在你做的事情里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前面说过,我出生在开封,祖籍是洛阳。我是要快上小学的时候跟母亲调动到了洛阳,父亲在那里工作。出生到幼儿园在开封,小学在洛阳,初中在开封,高中在洛阳,高考前又回开封,我就是在这两个古老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废都之间穿梭中长大的。儿时开封的家直径不到一百米距离就是龙庭湖,湖分东湖和西湖,中间一条官道从午朝门直通龙庭,对了,午朝门两边各有一座高约三四米的明代石狮,小时候我常爬上去玩,那时没人管。龙庭是建筑在一座高达十几米的巨大青砖台基上的宫殿,但不是北宋都城时期的,北宋皇城在金人侵占时大部分已经烧掉了,现存的龙庭是清初在北宋皇城的遗址上修建的,有七十二级台阶,台阶中间是雕有云龙图案的石阶,现在已经被围了起来禁止人们踩踏,石阶的柱头有许多造型各异的石狮。读初中的时候我常常早晨从云龙石雕上面爬上去,几乎是没有走过台阶,看下面的行人车辆和家,当时龙庭已经叫中山公园,好像是从冯玉祥在开封驻军的时候。洛阳龙门石窟最早是七几年我就去过,那时是玩,随便爬,只要不怕摔下来,哈哈。后来学画画去龙门石窟写生的时候已经开始要门票了,不过我和同伴们也总是有办法从旁边山上的村子里绕过收票的地方,这些在我的记忆里都留下来很深的印记。当然也不能忘了我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应该是说全世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洛阳的地下墓葬文物是极为丰富的,有句古语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北邙就是位于洛阳城北的邙山,从东汉、曹魏、西晋到北魏四朝十几个帝王的陵墓及皇族、大臣的陪葬墓,总数在千座以上。从连霍高速开车过邙山,满眼大大小小的土包,就是历朝历代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的墓冢。所以盗墓在洛阳有着非常悠远的“传统”,天下闻名的文物勘探工具“洛阳铲”据说就是古代的盗墓贼发明的。70年代末,盗墓又开始活跃起来,那时有一句洛阳人都知道的话:要想富,去挖墓,一夜变成万元户。洛阳当时就有关于“专业”盗墓队和倒卖文物暴富的无数传说。我前面说过一个被枪毙朋友就是因为一起惊天的盗墓案。听其他的朋友后来讲,他和几个同案在春节趁家家户户放鞭炮的时候,用炸药分几次炸开了一个唐代贵妃墓的墓道。据后来枪毙他的法院告示上写,光国家一级文物就有四件,其他的青铜、玉器、三彩几十件。这些东西后来流入香港古董行被发现,从香港倒追线索回洛阳,成了当时的国务委员李铁映批示,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他们东窗事发。东西没追回几件,人倒是在他们盗掘的墓前被执行枪决了。
所以在洛阳除了博物馆能看到的馆藏文物,民间收藏也非常丰富,我还能不时零距离接触到一些博物馆无法触摸的,像青铜器、玉器、三彩什么的,过手东西还是挺多的。所以我做《原代码》系列作品时,中国传统碑刻的凿痕肌理,高古玉古朴的造型,三彩釉色的流淌和青铜器沁色变化无一不在影响着我。现在正在进行的作品更是会对中国传统人文文化发生直接的汲取,这些记忆和沉淀是我的一笔财富。上次到河南,我极力建议你看博物馆,一是你不会经常去,河南博物院和洛阳博物馆有许多值得一看的馆藏,二来我自己也还想再看看,老祖宗留下来的好玩意不多了,有空还是多看看的好。

吴 亮:我很喜欢你在芦墟的那栋房子,沿岸而筑,我们坐在那儿喝茶,看风景。
焦振予:芦墟这个地方是江苏的一小块飞地,地属苏州吴江,处于江浙沪的交界点上的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进入小镇会让人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恍如回到八九十年代。当然,因为没有被当地政府“开发”的缘故吧。这和我以往的生活居住经验有很大的不同,民俗、民风和文化气息也大相径庭。我从小生活在中原地区,读书在北方,后来的“漂泊”也都是在沿海,到新西兰更是一个大海岛,现在生活的上海虽然地处江南,但它太国际、太都市几乎被模糊了地域属性。芦墟这里有江南湿辘辘的温婉情调,有河湖时鲜,有吴侬软语,有太多的东西吸引我,值得我以后去慢慢品味。当然这些不是周边朋友提及它的重点,重点是前几年我和孙良在那里买了房子,尤其是孙良,买了一座老的大宅子,很有地主老财的感觉。这几年我和孙良带了不少的朋友去到芦墟,对很多去过的朋友来说。芦墟就是孙良的老宅子、我家的餐厅和一个传奇的“丈母娘”。说传奇的“丈母娘”,是因为包括一些没有去过的圈里圈外的朋友见面都会说:老焦,什么时候去芦墟吃“丈母娘”烧的菜。当然,对你来说是“再去”,好吧,我们就约时间“再去”。芦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离开”上海,它很生活,很安静。

吴 亮:所以你在芦墟度假,在银都路工作室画画。
焦振予:银都路是2006年过去做工作室的。那时我在金汇路靠吴中路的一个小区里画画,后来东西多了觉得地方小想找新的工作室,朋友介绍银都路有房子和一些艺术家,我去看了看,对那里房子的空间很满意,那是五米多高的框架结构,很适合做工作室,就搬了过去,一晃八年了。我的《原代码》作品系列就是在这个期间形成的,利用那个空间画了很多大幅面的画。在那里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八年里陆续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很多人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吃饭、喝茶、聊天什么的。前些年还以A4艺术家群体的名义做了不少活动,很热闹,你那时也是常客,真心期望以后也是,当然前提是大家都还在那里。这些年银都路不断有新的艺术家进来,也有因不同原因离开的,有人走得高调轰轰烈烈的,有的低调走人悄无声息。对我自己来说只是知道现在我还在那里做作品,以后会怎样?不知道,也许那里也只是我命中注定的又一个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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