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寒夜里的“我在”言说——薛忆沩《遗弃》(苏 们)

1855年夏天,惠特曼出版了一部诗集,并寄几本给当时美国的文化名流。诗集上没署名,标示诗人身份的,是一幅放荡不羁的工人的银版造像。那些斯文讲究的先生大多只是翻了一下诗集就放在一边了,惠蒂埃还顺手将它丢进火炉里。唯有生活在康科德的爱默生热情洋溢地肯定了这部作品。多年以后,《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比较美国与欧洲在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等方面的成就时有些自惭形秽,唯有谈及文学他才底气十足地搬出了惠特曼,在他看来,《草叶集》无疑就是“美国经典的核心”。

《草叶集》是惠特曼一生都在经营的作品,他不断修改润色充实丰富它,出过好多修订版。他最重要的诗《自我之歌》在1855年诗集初版时就收录其中。这首长诗也被修改过多次,但这不影响它在诗集中的灵魂地位。如果没有爱默生的褒扬及其他无名读者的支持,惠特曼之诗名和《草叶集》之命运,又会怎样呢?这是一个关于文学宿命的经典问题。这一问题对那些有争议的作家来说,尤其值得一问,尽管没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一部作品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存在两种命运。它的第二命运是无解之谜。汉语语境中有一部作品,很切合关于这一永恒问题的思考,它就是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

从1989年到2012年,《遗弃》出了四个不同版本。值得一提的是,和《草叶集》一样,《遗弃》中最重要的特质,在初版时就已具备。1999年版《遗弃》的附录里,详细记录了这部小说在那之前的详细“档案”。初看起来,它好像“经历很丰富”,还有不少文化名流如艾晓明、何怀宏、刘再复、周国平、谢选骏等与它发生过关系。可仔细一想,这也是它备受冷落的一个证明。除了那些“被记录的经历”,它“没有被记录的经历”可能就少之又少了。既然如此,多年后作者为何又重写并出版它?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或说目的),在于这部小说要完成它未竟的宿命——它不应是“被遗弃”,而存在其他可能。它期待更为充分更为彻底的发现。

 

从“我”开始的句子

 

《遗弃》是一部少见的自述小说。仅从语言上,就能看出它的独特之处。薛忆沩的文学断句,带有语言分析的意味。他是语言学博士,对语言的研究,影响了他的文学表述。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句的主语,或者说文意的支配者很多、很具体。在一般人看来,有时某一个句子本来可以省略主语,和前一句组成一个长句,但薛忆沩坚持要从一个新的主语开始。因为这是自述小说,主语很多时候就是“我”。换句话说,这是一部“我”字特别多的小说。

为了不参加外公的葬礼,图林找了一个荒诞的理由去女友Z所在的城市,发现了一件荒诞的事,并结束了一种荒诞的恋人关系。回家不久,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糟糕的情绪危机。此时日记写道:

 

我没有一点兴致去记录这几天的生活。我甚至没有一点兴致生活。我埋头于写作。我用写作(或者说想象)来呵护自己的生命力。

 

图林一度很希望收到女友Z的信,但等了很久终于收到时,他却不想看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突然要看信里写了什么。他看完信时,日记写道:

 

我将信折好,重新放回信封里。我茫然地望着墙上的那一道铅笔印迹。我开始胡思乱想。我想到六十年之后,在Z的弥留之际,我茫然地走进她的病房。

 

很少作家会有这么强烈的自我意识并这样强调“我”的存在。一种“稍纵即逝”的情绪,一次无足轻重的臆想,一个不值一提的意思,作者也会“动用”一个主语(主体)去支配,如此这般,每个句子都显得郑重其事,不容轻视。文句所表之意都很清楚、精确,不易产生歧义。

这种不断从一个主语开始,不断从“我”开始的表述,既是一种语言习惯,也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形而上意义。在薛忆沩看来,一个句子也许就像一个孩子,没有主语的句子,就像身份不明、无人认领的孩子,是没有归属的。每一次情绪,也都需要一个主体去支配,才能彰显它的价值。

这种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我表述”,和一些作家使用方言写作区别很大。方言是先天注定的,薛忆沩的“我表述”则是后天习得,是修辞自觉。从中也能看出他如何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一件和他有关的事发生时,他不允许自己不在场,生命的每一次言说,他作为主体都必须参与。不过,他在《不肯离去的海豚》这本书中也坦诚:人们总在处理却又总是处理不好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们甚至处理不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呢!

这里的“人们”自然也包括了他自己。在《遗弃》中,图林对语言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暧昧的,他并不怎么相信语言。他清楚语言自身的局限,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不能言说之事物,他想保持沉默。但他沉默得不彻底,否则他的业余哲学家身份就无法体现,他的个人生活哲学史也写不出来。

因此,图林只能依赖语言,也即依赖一种不值得信赖的东西。这是另一个层面的矛盾。他对爱情的态度,和他对语言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他不知道和Z的爱情能够维持多久。他甚至不敢确定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他们虽然在一起过,但那种似是而非的恋人关系还没最终确定下来。这是令他很苦恼的。他梦见过“裸体的森林”,渴望女性的爱抚,却不敢与女性深度接触,也害怕承担性的责任。结果,本来有希望的爱情在双方的等待与误解中不了了之。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每次和女性做爱之后,都渴望独自一人睡觉。这种深度的肉身与心灵的孤独,也存在于图林身上。

当图林进行“语言表达”和“生活表达”时,他发现自己容易陷入混乱。有时他会将一些混乱归咎于他的业余哲学家身份。事实上,他很想超越种种暧昧关系,在混乱中寻找语言的出路,寻找爱情的出路,寻找人生的出路。在他看来,语言的混乱,是生命混乱的表象,需要清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自我言说与自我拯救  

 

《遗弃》没有特意去塑造典型人物。图林和他的亲人,他的朋友韦之、Z、I-SEE,办公室里的处长、打字员,等等,这些人物有的形象鲜明,有的一笔带过。最主要的发声人,无疑是图林本人。“我”一个人的言说,就是小说最主要的情节。同样是为了发出心声,同样是为了丰盈的生命得以完成,惠特曼在《自我之歌》里直抒胸臆,好像举着大喇叭向沉睡者喊话。薛忆沩笔下的图林更多时候是以内敛的方式进行生命的演绎。他没什么全体意识,他尽管希望拯救全世界,却没有心力去解救他身边的一个人。

在一些人看来,图林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有病”的人。小说一开篇,他似乎就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躺在床上,不想下床。不过,他这个“病人”比“正常人”更能理解这个社会,因为社会已经病入膏肓。诗人理解诗人,病人理解病态社会,是同样的逻辑。

病态社会是危险社会,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安全。人的自救因此显得很重要。图林离开体制,本质上是一种自救行为。他自己这样做,也希望他人这样做。这能从他对待父亲的态度看出来。父亲赌输后,对图林说,“你不想安慰一下我吗?”图林的态度是事不关己,“什么也不想说”。他知道谁也安慰不了父亲,谁也救不了父亲。父亲虽然也离开了体制,但他是被体制遗弃的,而不是主动去遗弃体制。

图林对父亲的冷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图林厌恶象征权威的形而上的父亲。父亲的问题根源在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社会主义政治运动,而父亲本人也是体制的一部分。人在那样的“大历史”和群体运动中,是没什么自我的。群众的心和脑均装满了领导人的意志,一旦没有领导人,他们就没法行动了。刘小枫在诠释卡尔·巴特时曾说,“把此世的作为、此世的权威、此世的运动神化乃是20世纪的一大特征”,然而,“这些被神圣化了的、自诩拥有绝对真理的此世作为、此世权威、此世运动恰恰是人世灾难的根源”。

如今,此世运动依然潜在着危险。只有参与者觉醒了,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并解脱自身的桎梏了,外界的桎梏才容易拆除——特洛伊之战告诉世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否则,每个局内人都会像图林的弟弟一样无缘无故地“中埋伏”,死于枪下,而这一枪,难说不是自己人打的。

图林的弟弟去前线,并非为了打仗,而是为了逃离令他难堪的学业。他还认为当兵不一定都得打仗。但他天真的愿望落空了,到了真实的战场上,他变孤僻了,甚至要靠阅读来排解心中的烦忧。最终他成了那场不知是否正义也无所谓正义不正义的战争的炮灰。事实上,图林的弟弟不仅中了现实生活中的埋伏,还中了形而上的埋伏,那是他自己设下的埋伏,命运的埋伏。

图林有时会觉得自己也身处战争前线,在混乱的世界里作战,而在这种战争中,他和其他人都注定要输掉。战争的硝烟弥漫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及所有人的心灵深处,因此没有人能够幸免。世界的本质是混乱的,人最终也死于混乱。个体死亡了,对他来说战争才会结束。假如说图林的弟弟上战场是为了把自己从学业困境中解救出来,那他的自救是不彻底的。不彻底就意味着失败。

外公是一个病人,躺在床上很久了,人们利用先进的科技给他施救,最终他也离开了这个混乱的世界。不管是自救还是他救,人在终极意义上的结果都一样,都会变成“珊瑚碎片”,灰飞烟灭。图林对待外公和对待父亲的态度看起来一样冷漠,但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父亲曾代表形而上强权,外公则更多是物理意义上的病人,社会关系中的亲人。依道理和情理来说,图林应该主动去看他,但图林没有。他觉得,“病人需要探望大概只是健康人的幻觉”,病人甚至会讨厌去探望的人。这是奇怪的逻辑,却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表明了图林对待“人”的态度,他已充分意识到个体价值,个体尊严。人的孤独本性有时要避开他者的介入,对老者、孤独者和无权者等这些弱者来说,尤其如此,理由恰恰就在于他们是弱者。

 

弱者的表达方式

 

图林是一个活在书面语中的写作者。他认为口语是这个世界混乱的根源。这个观点很值得重视。在一个价值观混乱、缺乏真理守持的语境中,一个人参与社会,就如同走进无序的众声喧哗的市场街,必定要提高声音,才能发出声音。在生活中,图林尽量避免张口发声。工作午间,同事们开牌赌博,争吵不休,甚至打架,图林则躺在沙发上睡觉。

书面语是一种慢语言。尽管它也被图林看成混乱的一个根源,但它毕竟被过滤、剔除了容易引起社会不安的因素。《遗弃》中的叙述语言是安静的,是精雕细琢的,就连对话也是经过高度提炼的,没有人说废话。一般说来,在生活中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海阔天空的往往是强者,而书面语则更多为弱者所用。

图林的生命里隐藏着熊熊烈火,他有时幻想只身一人与强大的社会分庭抗礼。但坦白讲,他是不自量力的。假如他有力量,那也是一种弱的力量。辞职后,他没有了收入,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这种在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上都受限制的“无产者”,实际上就是弱者。他虽然还能生产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并非成功人士津津乐道的积极“正能量”,而是兼具毁灭一切与涅槃重生的双重力量。这股力量可以让他实现一次生命飞越与升华,但若掌控不好,也会造成深重的伤害,最有可能被这股力量伤及的,正是图林自己。

有一天凌晨,图林被海明威的枪声惊醒。他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很多人是通过《老人与海》认识海明威的,他们似乎就此认定海明威是老渔夫一样的“硬汉”。但图林的意见恰恰相反,他从海明威的其他小说中发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海明威。他认为海明威“感情极为细腻”,“神经极为脆弱”。他甚至被这种脆弱战胜了,自杀了。图林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海明威?他何以能看出世人对海明威的误读?因为他本身是弱者,他永远不会成为尼采所谓之超人。病人容易理解病态的社会,弱者容易理解另一个弱者。

他的爱情之殇,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弱者身份。他深深爱着Z,Z也深深爱着他。但是强硬无情的体制让这对情侣分居两地。地理上的隔绝最终导致了心灵上的隔绝。当图林发现Z怀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时,他悲痛万分。他后悔自己优柔寡断,没能早些和体制划清界限,来到Z身边。当他认清他们的真正关系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每个字都斟酌了许久的情书写作是那么的苍白,那么的荒诞。

退一步讲,如果图林更早一点离开体制,他和Z的爱情会有结晶吗?估计也很难。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一个人一旦真的仅仅成为一个人,一个个体,而不再和体制同流合污,他就马上会被弱化。因为体制不喜欢不服从管理的人。所有不愿意合作者,持不同意见者,事实上都是无依无靠的弱者。他们的表达是无奈的,他们的命运是脆弱的,他们的希望是渺茫的。可以想见的是,图林即便真的和Z结合了,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出生。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一次面临他曾经面临过的选择与煎熬。

他的孩子要么像他一样,遗弃体制;要么像他父亲那样,被体制遗弃。“出生是残忍的,因为死亡在生命的另一头,因为生命荒诞。”这是世界的本质,它其中的一种体现,就是毫无意义的连续不断地“重蹈覆辙”,在图林身处的那种天罗地网般严密的体制中,尤其如此。图林甚至认为,“绝大多数的人都可有可无,他们出生,他们活着。他们死去……他们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但是,每个人终究都还是要作出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人的际遇不同,所作的选择也不一样。有的人遵从命运,有的人试图改变,有的人犹犹豫豫,有的人果断决绝……在体制中,有的人受限制多一些,有的人受限制少一些。图林的外婆很特别,她的心灵比较自由,她的自由来自于古老的记忆,那是革命之前的记忆。旧记忆与旧世界没有遗弃她。她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幸运的人了。另一个比较幸运的人是图林最好的朋友韦之。他和图林性格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知识背景。他们的见识也相差无几,是最理想的伴侣。他们惺惺相惜,互爱互助,是一个“弱者联盟”。

 

失踪曾是出走的最好结局

 

“遗弃”出现在汉语语境中,常常和“被”字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遗弃了,一个人被集体遗弃了,一个人被历史遗弃了,等等。

在《遗弃》中,“遗弃”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被动的遗弃,一种是主动的遗弃。小说里有好多个“被遗弃”的例子:图林的父亲被体制遗弃;图林的表姐被父母遗弃;Z未出生的孩子被子宫遗弃;图林的弟弟被战争遗弃;年轻艺术家被陈腐传统遗弃;哲学教授I-SEE被祖国遗弃……

图林在这一系列“遗弃事件”中发现了一个真理:世界的本质就是遗弃。遗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是当下、眼前也一样。人在思考时,没记住某些思绪也是一种遗弃,人被思绪遗弃,思绪也被人遗弃……

关于图林自身的遗弃,很多时候是一种主动的遗弃。当图林受够了办公室里无聊的生活时,他说他已经决定“遗弃”。“他(韦之)坚信我在年初的‘遗弃’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在这次与体制的“分手事件”中,图林是主动的一方。体制的代表者——处长多次挽留图林,做他的思想工作,还说这是体制对他的负责。但图林去意已决。

处长又建议举行一次欢送会。欢送是一种友好仪式,它提供了一个隐性可能,即留给离职者一条退路,他往后若再回归体制就不会太尴尬。这一仪式甚至还会导致图林根本就离不开体制,因为友好的分别场面也许会让他心软,改变主意留下来。

图林谢绝了这种形而上仪式。他觉得那只适用于“调动工作”,不适用于“遗弃工作”。他对工作的“遗弃”是彻底的,已不存在回头的可能,而这在处长看来是“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当图林离开体制时,没有一个人和他道别。他的遗弃是对体制的亵渎,而办公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体制的一部分,他们不愿意接受亵渎。

出走,是“遗弃”的另一种表达。出走,也是一个形而上之词。出走,往往是弱者的行为。在《遗弃》中,作者写了好几种出走。如老猫的出走——自杀,他的出走又导致了他母亲的出走,也自杀。又如韦之的朋友的出走——到国外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自由了,却又遇到生活的压力。可见,出走也会带来新的危险。

小说中最为重要的出走,是图林的出走。他离开体制回家是一次出走,他离开自己的家而去表姐家写哲学史,是另一次出走。他写完哲学史回家后不久,又再一次出走。三次出走,他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出走之后怎么办?

一九八X年三月一日,是他退职后的第一天,他认为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但遗弃不仅有终于摆脱虚伪和冷酷的体制的快慰,也可能陷入另一个不是体制但也相差无几的境地。父母并不理解他的遗弃,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甚至随时都会爆发“内战”,以致图林有点后悔离开了体制。但他的遗弃一旦发生,就会像时间一样,不再可以逆转了。

为了摆脱存在的困境,他做过一些尝试,比如到大学里去卖书,参加艺术活动,捡废品去卖……但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他因此而再一次出走,去表姐家写生活哲学史。第二次出走,看起来正好解决了第一次出走带来的问题,尽管这也仅仅是权宜之计,而非一劳永逸之举。其实,图林的遗弃并不像他最初认为的那样彻底。在小说中,有一个隐喻值得注意。即图林以为自己那把黑色雨伞已经丢失了,没想到不久后韦之又将它交回给他。那把黑色的伞,以及生活中其他的黑色东西,都印着体制的黑影。图林始终没能完全走出黑影。

图林写好哲学史之后回到家,发现身处的语境“一如既往”。不久弟弟牺牲的噩耗传来。图林再一次出走了。九月初到十二月底三个多月图林没写日记。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空缺。图林交代说,他用这段时间写作哲学史。读者看不到它,只知道它是一部以偏概全的“个人哲学史”。另一个空缺,是图林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出走的结局,小说没说明他去了哪里。

一言以蔽之,他失踪了。

对图林来说,失踪也许是当时最好的方式。失踪是神秘的,是有所保留的出走,至少留下了一点希望。他在给韦之的信中说,消失并没有消除他所有的烦恼,但能让他远离意味着生命灰飞烟灭的“珊瑚碎片”,远离对死亡的恐惧,从而保持内心的纯净与安宁。正是在这种平静而安宁的深思熟虑中,他决定销毁自己的写作。

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写下就是永恒

 

图林是一个自愿失业者,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是写作者。这部小说的主体,就是图林的日记。在另一个层面,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图林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而他到表姐家去写作关于生活的哲学史,也能体现他的写作者身份。甚至,他给女友写信,也说明了他与写作的关系,要知道,那些情书“每一封都写得非常认真”。

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存在方式。当他对写作不满意时,他对自己的存在方式也不满意。当他在写作中找到快乐时,他就会“得意忘形”。可惜,他的写作和大众阅读不时会相互冲突。杂志编辑对短篇小说的字数规定,尤其让图林无语。图林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不属于文学界。他也知道所谓的被社会承认,不过是被几个有权力的人承认罢了。这一顿悟可谓一针见血,也让他释然了。

他最终选择了听从自己的内心世界,完成了一部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史。图林记录的差不多一年的日记,是那部读者看不见的哲学史的另一种形式。这种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随意性,使得他的写作具有一层社会学意义。

在小说的最后,韦之认为图林留下的这份“证词”是关于转型期(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份罕见的社会档案(同时也是一份罕见的青年思想和先锋文学的档案)。这些日记被韦之保存下来。如此一来,图林原本想付诸一炬的生命言说就不再只属于自己了。只要被阅读,传世,他的日记作为一个时代的副本就会生效。现在看来,它的确为后世来者呈现了1980年代普通人的精神状况。由于对那个年代某些隐性的重要的世情心理进行了准确而集中的描写,它成了一个珍贵的文本。

时下教科书上的1980年代表述,仅限于宏大叙事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绩,对那时人们的内心不但不关注,还很忌惮。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开篇说,“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应该说,它是一些人怀念而另一些人恐惧的年代。它从一个敏感开始,在另一个敏感中结束。

在图林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他和体制的毅然决然的决裂,也看到了个体觉醒的希望。社会的觉醒,往往由思想界觉醒带动。图林的日记,是用中文来进行思想和表达思想的一个典范。图林是一个早慧的个体。他的哲学选择,让他在永恒之路上走得更远。他喜欢被拆散成片段的思想,它们像花瓣一样被时间滋润,像欲望一样展开。他推崇维特根斯坦,不喜欢黑格尔。后者庞大的体系总让他联想到庞大的体制——它像一张巨大的网一样压抑他,让他呼吸困难。他习惯在日记中记录生活的断片,语言的断片,记忆中的断片,思想中的断片,欲望中的断片……

图林是一个业余哲学家,且极具问题意识,他不停地提问,向自己提问,也向世界提问。如“我是谁?”“我与那两具尸体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不能忍受别人都能忍受的生活?”“我为什么恐惧性?”“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

他靠这些提问来辨别生活的方向。当然,有时他也会迷失其中,因为他的问题很多都没有答案。与其说他是为了得到答案而问,不如说他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而问。

图林的哲学追求和他跟体制的决裂是同时进行的。他的写作来自于寂寞和内省,他因寂寞和内省而极度敏感,能发现生活的细微变化。比如那似乎无处不在的铅笔痕迹。他认为寂寞是一种本能——这是创造性本能和毁灭性本能的结合体。他还期望对笛卡尔做一次修正,将“我思故我在”修正为“我写故我在”。从“思”到“写”,是一个质变。写作让他的生命更为丰盈,更有力量。“现实是一堵墙,一堵不断挤压生命的墙。”写作就是要推倒它,然后重建。

除了日记本身,图林还写了一系列寓言故事。其中的代表作是《自愿失业者》。这篇用第二人称写成的故事,既是整部小说的高度浓缩,也回答了图林对自己提出的一部分问题。他对自己的存在感的在乎程度,切合他领悟并到达的生命层次。他坦诚自己的写作是虚构的,他不讳言用虚构来见证生活,因为他理解的虚构比真实更能够见证生活。这些见证来源于他的恐惧与焦虑——这正是存在主义的根基。

那一道若隐若现的铅笔痕迹,有很深的寓意。它常常是图林的联想和想象的起点,他据此想起了Z,想到了其他人和事物。铅笔痕迹在小说中不断地出现,强化了它自身的象征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好多电影中,都有一个老人缓缓走向垃圾桶倒垃圾的影像。这和《遗弃》中的铅笔痕迹实际上有共通之处,至于它象征着什么,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本文的解读是:它是一种不可言说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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