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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抽象,彼抽象——文学批评扼杀了文学?(孙传钊)

抽象的歧路

 

《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他晚年的思绪》(华东师范大学,2012,以下简称《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是马克·埃德蒙森的第二本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另一本中译本是《文学对抗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出版界这种东一榔头,西一锤地出书,策划者无一定章法,像麻将中“单吊”一般等待漫长十二年,才“吊”出同一著者的另一本书,不利于我国读者正确解读同一作者其他著作的中译本。因为这本新书的不少读者可能完全不知道还有一本十二年前出版的埃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的中译本,而《文学对抗哲学》是批评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以所谓的“理论”替代柏拉图以后传统的哲学来对文学摧残。因为批评的对象是德里达、德曼、福柯这样的大腕,所以埃德蒙森口气比较缓和、文字也显得隐晦、迂回。《文学对抗哲学》的体裁与这本读起来轻快的《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风格迥异,倒是可以归入最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名家文学讲坛”系列之中。文学批评本来是埃德蒙森的主业,埃德蒙森对弗洛伊德学说战后渗透于文学批评这个论题感兴趣,我们不会感到突然,在《文学对抗哲学》一开头,对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文学批评作赞赏时,他的这一兴趣就跃然纸上。如果把这本《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他晚年的思绪》归类的话,用中国所谓“纪实小说”来称呼它,最恰当不过了。它不同于严谨的传记,如欧内斯特·琼斯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彼得·盖伊的《弗洛伊德传》,不一一标出文献出处——就像他赞赏的特里林写的评论特点:不拘泥“学术规范”,对引文出处的处理经常“漫不经心”(《文学对抗哲学》,23页)。该书叙述的时间的跨度,仅仅瞄准了弗洛伊德最后的岁月——1938年至1939年人生最后一年余——短暂的时光,其中一些细节的描摹带有推测、虚构的成分,但是大事情的发生时间、参与的人物及其结果都是真实的,所以是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著作。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下我国读者的反应,大多数人注意到埃德蒙森该书并行叙述同时代另一个极端的反面历史人物希特勒。1938-1939年这个魔鬼正处于其十二年统治的巅峰时期,宛如德国民族的救世主,所以,人们以为作者这样的双轨设计是为了将这两个人物相互对照或衬托,这种感觉当然也有一点道理。埃德蒙森特意扯出希特勒来陪衬的真正目的,当然是为了交待弗洛伊德“晚年的思绪”由来的时代背景。这一点,他在全书的尾声才作了强化。如果读者只是虎头蛇尾阅读、浮光掠影翻翻的话,会错过这最后的重要部分。概括地说,这本书是要叙述这样一段故事:1938年纳粹的爪牙铺天盖地般伸到奥地利、并吞了奥地利时,反犹狂飙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会遭到毁灭性的摧残,癌症日趋恶化的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维也纳,流亡英国。到了英国后,重病缠身的弗洛伊德仍不忘把三年前开始的、断断续续写到一半的《摩西与一神教》写完。尽管他知道这本书问世还会遭到犹太人同胞的怨恨,还是执意要完成它、出版它——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究明欧洲、德国反犹主义的宗教源头。埃德蒙森特意重提这段故事,最主要是再度唤起人们注意弗洛伊德当年写作的目的:告诫人们宗教中的偶像崇拜和一神教,既是欧洲宗教、文化的历史宿命,又是其历史灾难悲剧的源头,要人们警惕20世纪的宗教激进主义。比如,弗洛伊德直截指出欧洲反犹思潮有多种历史原因,除了犹太人的上帝选民自我意识、特别脱俗的割礼风俗让其他民族反感,最主要的那些被强迫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民族,包括德国人及纳粹“革命”,都是把对基督教的怨恨转嫁于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圣经》的故事发生在犹太人之中(《摩西与一神教》(三联书店,1987,81-82页)。因此,如果不太熟悉弗洛伊德学说的读者,读《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的同时,最好也读一读《摩西与一神教》,否则会对通俗易懂的《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也一知半解。尽管书中在好几个环节,埃德蒙德都非常巧妙又简扼、通俗地把弗洛伊德学说的几个关键概念作了介绍。

其实,如果细读《文学对抗哲学》的话,我们可以领会埃德蒙森写作“纪实文学作品”《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的另一个目的,也就是已经有了两部精湛的弗洛伊德传记之后,他为什么还要写这本?他还想强调什么?他在《文学对抗哲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德里达最好的著作背后,一直晃动着一种国家景象。这个国家迷醉于形象、卍字符、领袖、高举火炬的游行队伍,它竭力要毁灭世界,消灭那种把大多数人变成文明人的文化(我认为弗洛伊德的暗示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120页)。

 

《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正是要通过弗洛伊德晚年写作《摩西与一神教》及其对纳粹迫害的反应,来证明弗洛伊德学说对极权主义诞生的暗示具有前瞻的正确性,只是没有明确批判德里达等人的“解构”导致虚无主义的危害。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强调希伯来人的优点在于感觉屈居于抽象的思想观念之下,理智战胜感官,所以始终信仰一个不可见的上帝,禁止偶像崇拜。弗洛伊德暗示,“摒弃形象对文明发展极为关键”,也是犹太人在科学、艺术等领域抽象思维高度发挥,取得诸多业绩的缘由。埃德蒙森要说明的是:弗洛伊德赞赏犹太民族追求抽象性的特征具有摒弃偶像崇拜的有力要素,心中只有一个无形的上帝,可以避免斯大林、希特勒那种救世主的出现。尽管如此,弗洛伊德也看到犹太教作为一神教的局限,依然埋下产生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的可能性。埃德蒙森要把弗洛伊德赞赏的“抽象”与在文学批评中德里达、德曼、哈罗德·布鲁姆等人借用弗洛伊德学说力图摆脱形象(隐喻)、创造“理论”中的抽象概念区分开来。后者极度抽象解读文学作品,不仅摧毁了文学自身,这种虚无主义的背后,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一样,有不测的历史陷阱——极权主义会向他们招手。所以,他要还弗洛伊德一个清白,还原一个真实的弗洛伊德的“抽象”。

埃德蒙森认为,弗洛伊德学说被后现代的各路文学批评家误用、误读,似乎成了万能的玄学了:

 

运用弗洛伊德思想,尤其是他的无意识理论来看待作品,使批评家自然享有位置优势,他能说出作家本人可能说不出来的东西。诗人和批评家的关系一下子调过来了。教授可以不再接受解说人、编者或爱好者的角色了,进一步,他俨然成了病人的医生,可以登上权威的宝座,寻找创造——症候的缘由,一种前弗洛伊德文化所未曾领略的东西……具有弗洛伊德装备的批评家可以用行话绕圈子,以权威的口吻谈论被压抑的东西,把文学文本解释成梦的文本。他/她防范他/她自己和他/她的读者,提出新鲜的解说,提供有关经验如何起源于一个明了的过去的相当确切的知识,而把经验弄乱了(《文学对抗哲学》,22-23页)。

 

弗洛伊德学说成了万能的巫术,被后现代批评家作为形成学术权威的工具使用着。上世纪80年代末,和埃德蒙森一样反对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文学批评的美国学者、加大柏克莱分校比较文学系主任罗伯特·阿尔特,因此把弗洛伊德放在和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同一个德国系谱里,认为把他们的思想还原在修辞领域发展极端的,是法国学者们。这种扼杀文学的法国学术思潮传入美国得到了响应,领头的是以保罗·德曼为首的耶鲁学派(Robert Alter,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Ideological Age,1989,pp.7-10)。和阿尔特不同的是,埃德蒙森的《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却要从主人翁学说的历史效应和作者的人格出发,把弗洛伊德从这个德国系谱里分离出来。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弗洛伊德学说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文学批评领域会得到如此青睐,实在让埃德蒙森对同行莱昂内尔·特里林1936年的遭遇发出感叹。那一年“作为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个犹太人”差点给哥伦比亚大学炒鱿鱼(18页)。同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借鉴的方法,在埃德蒙森看来,特里林却是继承了马修·阿诺德的文化危机意识,认同文学批评家对创造文明肩负的社会责任,人们大多通过文学来认识真理。所以在《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中,他表达了与威廉·蔡斯同样的观点,即特里林真正领会了弗洛伊德的本意,借助心理分析工具,批判沉迷于抽象理念的乌托邦(William Chace,Lionel Trilling: Criticsm and Politics,1980,p.88;p.378)。真是此抽象非彼抽象也!而后现代的那些脱离文学原著的抽象理论却是孕育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温床。

 

文学受到了谁的威胁?

 

关于后现代的“理论”泛滥、各种奇特的抽象概念的文学批评在原本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流行的美国崛起的原因,阿尔特的看法和埃德蒙森是一致的。那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高等教育民主化,大学大规模扩招,教师队伍也急剧膨胀。“其直接结果是在高等教育机构教授文学的人及相关的学术刊物、著作如同兔子繁殖那样激增。这种情形下,年轻的学者就在导师教诲下,只有采用一种高级的方法才能出人头地、让竞争对手闭嘴……于是批评文章的文体水平也日渐低下,充斥暧昧的文字——对美的评价充满了歧义……批评文章全部由概念堆砌起来,文学作品本身反而失去了阅读的基盘”(同上)。埃德蒙森也认为“1960年代后期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紧缩,各种证书成了判别候选人的主要根据……大学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严肃文学批评工作的唯一来源,这一事实助长了批评的理论倾向……把批评转化为学术的时候,哲学的原动力自然得到了额外的能量。文学批评职业化以及向学术龟缩,再加上无意识理论和明显的权威危机,都强化了文学的哲学批评”(《文学对抗哲学》,24-25页)。呼应发源于法国的后现代名家的各种新奇的理论,在德曼等人推动下,美国大学文学批评学者一方面追求“硬科学”、追求开创性知识的体系——“博士论文、关系到评审终身教授的文章、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成果”,等等;另一方面,德曼等人成功地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压抑模式从精神分析治疗领域移植到修辞领域之后,为文学批评提供了“颠覆性的解释和外人接触不到的秘传洞见”之潜力。换言之“只有被授权的大学批评家才能权威地告诉你,你所发现的亚文本是否真在那里”(56-57页)。文学批评充斥的抽象理论、哲学的学术权威性使得大量缺乏知识、写作虚构文学作品的作者失去勇气,面对解构不知所措。德里达说:“无论你知道与否,也无论你愿意与否,文学批评已被确定为文学的哲学。”于是,不关心文学作品内在的社会价值,专注于修辞的虚无主义思潮,不仅使得文学创作失去了往昔的生气,就连不少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放弃阅读文学作品本身,转向阅读学院里的文学批评抽象、深奥的文章,似乎不读这样的理论,有失品位和身价。李欧梵倒说过老实话,德里达的著作开始红遍美国时,他找来一读,习惯于“新批评”,主要从事细读文本的他,读了德曼《盲目与洞察》之后不知所云而“不甚了了”,但是有次德里达在芝加哥大学演讲,全场听众激昂鼓舞,似乎只有他一人落在云里雾中,感到不妙,于是一本接一本读那佶屈聱牙的大著,“然而他背后的尼采、黑格尔以及各种语言学的体系,我还是无法捉摸透”(《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页-7页)。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加大柏克莱执教的阿尔特抱怨美国大学的文学教学质变:

 

我担任授课的文学院,有个选修我的课的女生特意到我的研究室来,说说她选课后阅读(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的乐趣。那是我的授课指导阅读这篇小说第三周的时候。特别引起这个女生兴趣的是那头白鲸,尽管梅尔维尔自己持有一种隐晦的人生观,但是笔下的那头巨鲸却是那么阳光。这个女生对自己对这部小说会有如此反应也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她所属的英语专业的文学院两位英语专业教授跟她说:“呵,《白鲸》?读起来很令人厌倦,没有什么价值!”这不是个令人沮丧时代到来的预兆吗?确实证明了文学院内不喜欢文学的教师与日俱增。我并不是说对《白鲸》这样的“正典”(关于“正典”这个概念的出现,第一章还要讨论)不能提出批评,可以提出论据进行批评。比如,叙述捕鲸的传说过于冗长、讲述故事的人称首尾不同,缺乏说服力、整个故事中没有女性对于人生来说失去平衡,等等。但是即使它充满了缺点,还是美国文学中称得上伟业之一的作品;尽管读起来让人焦躁的部分,但是不断揪着读者的心,让人恼怒、兴奋,就像这个女生证言那样虽然有时感到奇异,但始终为作者想象力所吸引。那两位教授真感到读起来枯燥乏味,想要与《白鲸》作斗争的话,可以去教计算机专业,或者可以改行去保险公司(同上)。

 

和特里林一样自称半马克思主义者、半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莱斯利·菲德勒(第一个提出“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的批评家)出于他反精英主义的立场,不屑柏拉图用哲学之高贵压制文学,揶揄后现代批评家巴特、德里达、拉康等人狐借哲学之虎威,说他们就如摆脱教会之后,成了“文学王国”中拥有特权的万能立法者,转为宫廷和市场效力。菲德勒没有李欧梵那么谦虚,对那些艰涩难懂的文字也直言不讳,“这些撰稿人远未及学会用口语体自传体自如写作,动辄行话连篇,把新名词装在旧的学术形式里,仿佛要提醒读者,他们阅读的不是纯粹‘想象性’文字,而是言出有据的批评话语”(《文学是什么?》,译林出版社,2011,33页;55页;117页)。

回过头来再说埃德蒙森,近几年他对耶鲁学派同行的批评也不像《文学对抗哲学》中那样温和,他甚至公开号召:“如果我能够代表讲授文学的大学教授和同事提出希望的话,我想说希望一两年、或三五年之后我们不再读书。我这里的‘读书’指的是用马克思、弗洛伊德、福柯、德里达或者任何人的分析性术语描述和判断文学艺术作品”(吴万伟译,《不再读书》,http://www.aisixiang.com/tecner/tecner.php?id=9)。

和美国一样,后现代文学各种先锋理论的发祥地的法国,文学教学也发生了质变。上世纪70年代从结构主义阵营中脱身出来、曾参与激烈批判解构主义,被德里达深恶痛绝的茨维坦·托多罗夫也深为法国的语文教学深受后现代各种学说的影响感到忧虑(关于托多罗夫批判德曼的解构主义理论与德里达发生论争,可参见拙文《阐释的真实:读〈脆弱的幸福〉》)。托多罗夫在很久没有写与文学直接有关的著述的2007年,专门因为法国的文学教学面临危机写了一本小册子《文学受到了威胁》(La Littérature en Péril)。诱发他关注这个教育问题的直接起因是前一年法国教育部聘他担任高中语文教学、教材审核委员。他发现高中的语文教学大纲也和法国的文学界的倾向一样,不是关注如何指导学生对文学经典原著的阅读,而是重视向学生讲解作品外部的东西:历史背景、关于作者的传记、前人研究成果和学说,二战后法国兴起的各种后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却成了必修的内容——这种倾向从大学蔓延到中学语文教学中去了。托多罗夫认为,这种脱离文学经典文本内部各种要素,脱离文学反映人生、追求真实的社会功能,单纯关心表达形式(言语)的语文教学直接威胁到法国文学健康、乃至恶化社会政治。但是,托多罗夫分析导致这种将文学龟缩在言语内部的错误倾向的原因,其侧重点不是放在归咎于大学扩张后的学者彼此竞争权威性的结论上,而是追溯其历史原因。虽然柏拉图把哲学放在文学之上,文学在其原始时期还是与外部社会保持紧密联系的。文学史上严重削弱文学与外部联系的是18世纪宗教经验神圣化带来艺术的神圣化,艺术家成了犹如神那样的小宇宙的创造者,于是封闭起来把美作为唯一追求,为艺术而艺术。可是之后的莱辛等启蒙浪漫主义者,又把艺术看作认识世界、人生的另一种手段,认为艺术可以看到其他手段无法达到的境地。所以19世纪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依然与外部世界有着联系。给文学艺术带来根本性冲击的是尼采的学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者使得文学艺术社会功能陷于虚无主义,后者使得文学艺术服务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宣传工具。但是二战后,为了强调防止政治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文学应该保持自己自律性,特别是1968年西方左翼运动之后,过度强调个人自由防止来自外部社会干涉的结果,文学艺术界封闭起来关注作品的形式,批评界抛弃了它们本来的社会功能。为此托多罗夫在此书的开头就表达了对自己学术经历的反省: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大学时代,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自己只能把学习文学的目标限定于苏俄的形式主义研究,也因此到法国留学之后会加盟结构主义阵营。出于一种反悔,上世纪70年代之后,奋起脱离后现代的队伍,学术关注的重心发生很大转变,转向历史学和伦理学。他和吕克·菲利(Luc Ferry)、阿兰·雷诺(Alain Renaut)等人把那些后现代“理论”称作反人文主义,要通过“反理论”重人文主义,埃德蒙森也是在这条反抽象的理论道路上。

法、美盛行的脱离社会生活的批评,在1985年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北大演讲介绍之后,最近三十年也被中国学者热情地引进、推广,特别是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使得我国文学评论界从批评的时代向理论的时代转型,武汉大学教授张箭飞如是描述这样一个转型过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学再次东渐,各类译著水漫金山,其中的一股强流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随着原典和研究文献的重视和涌入……好些年里精神分析被我们这些文学研究生,甚至我们的导师奉为攻克一切文本迷宫的秘笈。才弱智穷时必定呼唤引文救兵,猛念一通弗洛伊德说……荣格说……弗洛姆说……甚至连马洛斯、拉康也被拉出来充当论文的垫脚”(特里林,《文学体验导引》,译林出版社,2011,4页)。然而,弗洛伊德被作为创新的工具尚不可怕,随着中国高校行政化和学者呼吁学术规范化,张教授描述出的一番转型演变景象,比美国远有过之无不及(只是在形而上的创造力方面远不同欧美同行,即抽象思维不如欧美学者):“批评也就成了理论的囚徒,或者说,戴着镣铐的独舞。今天所谓文化批评,早已剥离掉半个世纪前直面的功能,更多时候,是获得学位、职称和行业名望的手段。曾是公共知识分子手里利器的一种文类——散文被学院派理论家和他们的学徒加密成行话连篇、玄上加炫的一级和二级学科论文,具有博士学位的读者也许能读出点名堂,普通读者只好承认自己阅读能力低下……反正还有肥皂剧可看,脱口秀可听。”

看来威胁世界各国文学的不仅有来自柏拉图的哲学王威压、市场经济空前繁荣全球化时代金钱诱惑、大众文化划一的樊篱,还有来自文学界的抽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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