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边际访谈

我的梦想和憧憬具体而短暂(赵 勤 吴 亮)

吴   亮:好不容易安定了几年,你的工作室又要搬迁了,这些年艺术家总是被赶来赶去,南京、上海当然还有北京,以前是被警察赶,现在是被房东赶……

赵   勤:哈哈,被警察赶的事儿没摊上过,让房东轰来轰去到处跑,那是真有好几回了。我2001年出来租工作室画画,从南京河西一间小区里的公寓房套间一直到城北幕府山下的废弃工厂,这十几年间换了三个地方。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大篷车”式的漂泊状态,我们就像吉普赛人一直帮别人“踩点”、“焐炕”,我们总是在一个安全僻静的地方先去忙乎,等时机一到,就来了一些有钱有势的人,人家不由分说把我们都轰走了事。

 

吴   亮:真是可惜,幕府山依然历历在目,你曾经画了许多幕府山的风景写生,好像预感到你要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哎对了,我一直记得你在你工作室铁门上用油漆涂写了“嚣窖”两个刺目的红色大字,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吗?

赵   勤:说心里话,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个悲催的人,从来都不愿相信会有那种永远不可改变的事情,天上掉下过馅饼来吗?反正我没碰到过。开始选择幕府山下的这个地方,也是因为自己小时侯有在工厂生活的经历。2006年10月,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已经废弃的汽车厂,眼前的景色就让我一下想起了许多七八十年代的往事……当时也没多考虑,我一下子就很冲动地把工作室定在了这里。现在想想,这也很符合我的行事习惯和我的白羊座那个星座的特点。

说起你看到的厂区写生,也是当初为了能适应幕府山的环境,才想起来用的招数。结果在后来就有点收不住了,我在那些年拢共画了一百多张写生,除了在幕府山园区,我还跑到苏北、江西和四川地震灾区画了不少。你看到的这些画产生的悲观感觉,我想一定和作品里呈现出的气氛有关系,不是那么的积极向上,有点挽歌的味道。我们刚去的时候,幕府山下的这个厂子也的确是我画里的样子,停产了许多年,成了野猫野狗和流浪汉的乐园。这边儿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冷清、陈旧和萧条破败,到处都是比人还高的荒草和废弃的管线和机器,空气里一股粘稠的机油味儿。

对了,你说的那两个喷在大铁门上的字,是我刚去时给工作室瞎起的名字。从上大学起到现在,我一直都喜欢大音量的重型摇滚乐,许多东西都会让我产生对声音的联想。再加上工作室周围那种已经败落却仍然浓厚的工厂气氛,它强烈有力却又沉默过时。我在一场热闹的饭局上一下就想到了“嚣窖”二字。哦!这很像一个摇滚乐队的名字!喧嚣、寂寞、激进、退缩、热闹、荒凉、灿烂、灰暗、阳刚、阴柔、彰显、躲藏……我想,看上去矛盾的“嚣窖”特别符合我对那时幕府山下这个地方的感觉。

 

吴   亮:你们这帮南京艺术学院出来的,许多人是不是都有一种抑制不了的表演欲望?模仿秀、异装表演、说段子,据说是1980年代以来的南艺传统?

赵   勤:这样的笑闹、胡说、恶作剧、找乐子,我也弄不清是哪个时候传下来的传统了,也许会是刘海粟老爷子留下的呵呵。他当年敢用女人裸体来做模特儿就真够调皮操蛋的了。我只记得,在19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校园里的这种气氛就已经很浓烈了。模仿伟人、领导、老师以及同学的举止和说话腔调,演话剧、小品、舞蹈,等等。有一回,四个满胸护心毛的学长穿着白裙子跳起了芭蕾舞“四小天鹅”;还有一回,一条凶猛的大狼狗被演鬼子队长的哥们儿直接牵上了舞台冲着我们狂吠不止。“男扮女装时装大赛”则肯定是每年晚会上重量级的压轴节目,看着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哥们儿在台上发嗲卖骚,我们把胃都笑疼了。

那个年代在我们学校里,好像也只有我们美术系的学生最能疯,这可能和“八五新潮”还真有点关系,那时学美术的人心气的确要比别人高一些。还有,平时窝在校园里不自找些乐子也确实难捱贫乏又漫长的时光,不像现在的孩子,手机、网络、游戏……更别说物质极大丰富、五光十色的校外生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校园文化真和现在很不一样,1990年代中期后,教育市场化,疯狂扩招,各种开放的诱惑……这样的东西就自然消失了。

恶搞戏说的状况,的确流行于那时侯的南艺校园,拿传统、经典、规则开玩笑让大家时常笑弯了腰。我突然想到,这肯定还与南京这个地方的那种市民生活氛围有关系。南京话里用低俗的“脏话”作为串联词的字眼非常多,可人们说的极为自然上口,“甩”、“烦不了”、“多大事啊?”这些看破红尘似的口头语也是市民们的内心写照。过去的繁盛之地、十朝之都,现在的从属地位和边缘角色,人们真是见惯了兴衰荣辱。在那样的社会和学校气氛里,我很容易地就沾染上了调皮、恶作剧、胡说八道的习气,也很快就摆脱掉了自己身上的脆弱、孤僻、紧张。到了三年级,我和同学搞了一个演唱组合,我已经可以在舞台上肆无忌惮地翻跟头和戏弄观众了。

 

吴   亮:你南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我怎么感觉你似乎从来没有在一个体制里的正经工作。

赵   勤:我在单位里工作过啊!毕业后分配去了一家区级集体所有制的小装修公司,不过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年半,就自行下岗了。我们89届的毕业生分配特别困难,尤其像我这样没啥背景的外地学生更是绝望。我蹬着辆破自行车在一年里跑了大概有四十家单位。找工作那段时间经常让我崩溃抓狂,现在想想也还觉得那段时间自己是个非常悲切可怜的人。

大学时把心气养得挺高,画了许多画,参加了不少好展览,觉得自己先锋前卫,怀着一身壮志。可到了社会上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大街上没人会搭理你这个无钱无势的穷小子。所以那时候心里的冲突和矛盾就特别大,脸上也全写着怀疑和沮丧。后来,我随单位去青海干工程,在那里因为一点小事和带队领导起了冲突,我还向人家挥出了老拳,一脸要拚命的样子,我知道那纯属发泄长久积在心里的郁闷。事后我寻思,是到了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了。1991年春天,我辞了职,自行下岗。唉!用后来我女儿的话说:我爸爸早就退休了哈哈。

那以后我又经历了许多工作,不停辞职成了家常便饭,弄得像习惯性流产似的。我真的不清楚如何能在一个体制里好好混下来,确实没那个经验。直到今天,我与人相处都只能是那种简单而随性的样子。

 

吴   亮:2000年,你们的散雄乐队(好像也叫“胡乱发声”乐队)在顶层画廊演出,电吉他,金属鼓,声嘶力竭的嚎叫,你们全剃了光头,后脑梳小辫,两腮嫣红表情夸张,这是一次震耳欲聋的非商业演出,一次对摇滚、红色经典和流行歌曲的破坏性滑稽模仿……说说你和高波、徐弘与刘健的故事如何?

赵   勤:哈哈,想起那次在顶层的瞎操蛋演出就开心!我和几个艺术家朋友弄的这个乐队叫“散雄”(拉倒、歇菜的意思,徐州方言),因为我们只会拿着乐器瞎搞,只能胡乱发声。本来也没有想着去对音乐、经典的刻意破坏,手头就那么点活儿,就只能这么干了!我和徐弘把鼓敲得震天响,刘健的吉他永远只弹那几个音,高波感兴趣的不是打贝司唱歌,而是翻跟头、大劈叉和穿裙子。想想真是好玩儿,那时我们经常与正规的摇滚乐队同台演出,最后能让底下哗然喜欢的往往是我们乱搞的“散雄”,把流行歌曲、经典诗词、故事会、黄段子、易装、话剧、小品串在一起,像杂烩一样炖成一锅,自顾自地在台上放纵表演。

“散雄”的成员徐弘、高波与刘健都是南艺美术系前后几届的校友,彼此性情玩得来,那阵子我们几个就自然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组在一块儿弄了不少绘画、动画、摄影,参加了一些展览,这个组合的第一个展览就是你在顶层策划的“TOP POP”展。除了“散雄”乐队,我们还开发出了几台话剧,有正规的灯光音响,服化道俱全,那些戏还弄得真挺象样呢!我挺怀念那个时期的,大家都是那么年轻张扬和放松坦然。别人我不清楚,它至少激发出了我身上的许多能量和想象力,来面对总是让我们难堪无耐的现实生活。

 

吴   亮:最初我看到你的作品都是一些形象滑稽的涂鸦,带有一种胡闹和调侃的意思,或者涂改照片,连你家里的墙上,甚至厕所里都涂满了这样一些没正经的图像……后来在你客厅的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我意外地发现一幅你为边霞画的肖像,画得非常写实,我能看出那是1980年代,你们正在恋爱吧?我想知道你在后来为什么要放弃你已经达到的写实造型能力,转向胡涂乱抹?

赵   勤:噢!那张我老婆的肖像画,是1992年画的,那段时间我比较空闲,画给她的礼物。在此之前,我有许多年都没像这样画过画。你说的那种写实造型能力,实际上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基本达到了。那时我生活在苏北城市,除了为考艺术学院做的那些考前练习,关于外面世界和艺术潮流的认识基本上都还是一张白纸。为了能考上大学,摆脱自己在中学里的窘境,我发疯似的画那些苏式的素描人物、石膏像和油画肖像、水粉静物。

可一进南艺,我之前所有对艺术所形成的认识就立刻全被打破了。我是1985年9月上的大学,就正好赶上了10月的“85江苏青年艺术周”和之后那个热闹非凡的时代。它们都让我这个憋闷了十几年的人一下子就找到了宣泄口。我记得好像是1985年11月,在去北京中国美术馆看了劳申伯格的展览后,我立即抛弃了以前那些对艺术的看法和做法,和激进的同学们一道在画室里“革命”了起来。我们除了眼瞅着西方的艺术史和潮流,也开始嚷嚷起了自己的表达自由和独特个性。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能找到一些自己的感觉了,你在我家里看到的满墙胡涂乱抹的根源就是来自那个时期。直到现在,我都不乐意研习人们公认的那些经典,我已经好久不买艺术家的画册,也不喜欢讨论美术史上那些强人们的技艺和逸事。我喜欢远离那些传说和强制性的规则告诫,在自己的胡涂乱抹中找到乐趣和自由。

 

吴   亮:在你1980年代的学生习作与此后的1990年代早期作品中,能看到乔托、提香、毕加索、达达拼贴、彭克甚至哈林涂鸦的图式和意味,后来你放弃了,因为这与你观察到的活生生现实完全是两个世界,后来你的绘画多半具有喜剧风格的故事情境,与时俱进,但所有重大新闻只要进入你的画面,原有题材的庄重意义一定会遭到玩笑式的扭曲,你是有意的吗?

赵   勤:你的看法很准!在“85时期”,你说的这些大师总是绕不过去的大山。从1985年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我的画多少都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我顽固地徘徊在自己营造的小世界里,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得到满足和愉悦。可能我这个说法还不算准确,我仔细想一下自己,也许从小我就是这么个德行,我总是在用画里天马行空般的快乐来逃避和抵御外界的纷扰打搅。乔托避世的宗教感和毕加索、巴塞利兹、哈林的自由形式的确让我喜欢。

随着1994年女儿的出生,我也慢慢结束了一个摇滚乐手“波西米亚”式的生活,这之前,1990年到1996年我是“爱国者乐队”的主唱歌手兼节奏吉他,还兼作曲和编曲。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与外界打上了交道,从给别人打工到与朋友合作开公司,算是接触上了三教九流的人和正在快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许多现实遭遇开始不自觉地进入了我此时的作品中,我也更加主动地观察起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来。这一看就一发不可收了,悲情连带着嬉笑混杂而来,它们充满戏剧色彩,一下就把我带入了一个比之前更加广阔的表达领域,我发现了自己过去的苍白、自恋和小农情结。我离开了象牙塔,告别了那种对世间痛苦的简单想象和猜测。当然现实不尽是残酷的,它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欢娱的力量。而当用这种力量来对付丑陋不堪的人和事时,我找到了像小时侯那些偷偷写在墙上的“某某是个王八蛋”一样的既过瘾又能会心一笑的乐趣。

 

吴   亮:所以我曾在一篇评论里说,赵勤版的中国1990年代人间喜剧为我们所呈现的低俗奇观,笑不仅颠覆了官方阐释也颠覆了知识分子阐释。

赵   勤:我可上不了这个高度啊哈哈!主流阐释根本用不着我去颠覆,那里面有太多众所周知的谎言废话,它们早被人们在茶余饭后和各种小道消息中消费掉了。而知识分子们有着太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系统而精妙的阐释叙述,我也不想去冒犯人家苦思冥想出来的杰出成果。我只不过是用了一点点本能的喜剧感来说了说那些生活中的低俗奇观和骗局谎言,它们波澜壮阔如汪洋大海,又岂是我们能颠覆得了的?你为我和刘健的作品集《勇往直前》写的那篇“猪圈文化和红色幽默”的确点出了我们作品里的实质——虽然无奈,但我们不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动物庄园里。艺术家朱新建说我们的作品是“起哄”,他说得也很好,是的!在刻意而又夸张的哄闹中,那个唯利是图、暴发庸俗、浮华喧闹的现实生活图景还是清晰了起来。

 

吴   亮: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你乐此不疲地画一种卡通连环画风格的油画,红红绿绿,小眼睛娃娃兵,玩具枪炮,屏幕里的战争游戏,惊恐或呆滞的面孔,怪胎一般膨胀的中国城市,卡拉OK,展览厅,饭馆,跳舞场,会议室,医院,游泳池,麦当劳……除了1990年代以来的卡通文化对你的影响,这与你的童年记忆有关吗,比如玩具、图画书上的兵器,显然,你对各种各样兵器情有独钟。

赵   勤:从2002年底我把工作室搬到江东村后,我的油画、雕塑、丝网版画等作品里的主角就是你说的那个小眼睛士兵和一位粉艳的姑娘了。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叫:“绿豆眼兵哥哥”和“红艳艳俏妹妹”,真是极其可耻的俗不可耐啊哈哈!这个以他们为主角的系列创作一直持续到2007年我把工作室迁到幕府山后,才算是告一段落。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可能有这么几个来源:一是1998年后与刘健合作的那些摄影涂改,二是我曾经在一家港资卡通公司工作的经历,三就是“9·11”和后来那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摄影涂改里花哨的颜色和简单的绘制技术,和卡通公司工作中的商业化、游戏化意识的训练,再加上那场美伊战争残酷与荒谬并存的信息,都促成我摆弄出了一个十分滑稽的战争场景。美军精确制导的定点轰炸充满了电子游戏感,萨达姆雕像被拉倒的那天,我看到的不是美国人的胜利和旧秩序的坍塌,而是屏幕上打出的“GAME OVER”。

惨烈的战争离我们很遥远,现实里的无奈恐惧却时刻横在眼前。那段时间,我在江东村新画室里忙乎,“非典”正在全国迅速蔓延着,就连江东村的路口都有带着红袖章的人日夜值守。“非典”似乎比战争还要真切和恐怖,街面上冷冷清清,再也见不到欢宴和喧哗。口罩、消毒水、板蓝根、发热门诊、警笛、抢救、白衣天使、小汤山……真是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程度。那个春天我过得特别超现实,一方面兴奋于新工作室敞亮安静的环境,一方面牵挂着那些纷乱暴力的消息,“兵哥哥”和“俏妹妹”便不期然而至了,他们俩上天入地,他们俩灯红酒绿,他们俩爱恨情仇,他们俩生离死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共同生活在这个既真实可辨又虚幻漂浮的世界上。

另外,你的问题也提醒了我,这样的作品形象也的确和我小时候的记忆有关系。在1970年代,全民皆兵、“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锻炼身体,保卫祖国”、核战教育、学军拉练、抗美援朝、珍宝岛、中越自卫反击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黄继光、邱少云、李向阳、杨子荣、AK47步枪、59式坦克、米格歼击机、父亲的军功章、德国鬼子的制服、越南游击队的竹签陷阱……噢!我们生活在一个半军事化的国家里,我小时候就喜欢画枪画炮画军服,从那里面也确实体会到了一种男性所特有的力量和荣耀。我还模仿军队指挥官的样子组织过与对面院子里小孩儿的“战役”,我们动用了竹竿、棍棒、弹弓枪和弓箭等武器,还使出了埋伏、迂回、包围等战术,与“敌人”们杀了个天昏地暗。几乎每次都有人受伤,我自己的头上、后背、胳膊腿也是经常挂彩。想想,我们这代人还真够野的!顺便透露一把,照一个算命的说法,我其实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把我放在打仗的年代,说不定还真就是个将军了哈哈!

 

吴   亮:你出生在文革刚开始不久的1967年,你对文革有没有留下什么难忘的记忆,毕竟你那时年纪还很小,毛泽东去世你才九岁。

赵   勤:噢!记忆太深刻了!1970年,我父母亲被关在各自工厂的“政治学习班”里强制劳动,当时三岁的我和刚出生的弟弟就跟着母亲也进了学习班,没有自由地在厂里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样子。后来,在厂里有一次与我父亲偶遇,我却已经不认识他了。在那期间,弟弟因营养匮乏和无人照料而导致骨骼软化变形(长大后才慢慢康复),我也因为陪父亲挨批斗和常遭别人冷眼而变得孤僻敏感和寡言少语。所以我的记忆可能比其他人要早一些,而且这样的幼时经历会影响自己一辈子。

大多数人的童年记忆里,幸福的往事总还是挺多的,我却不怎么能乐呵起来。小时候我在人多的地方就会感到紧张恐惧,还会莫名其妙地大哭。童年的照片上几乎没有一张是带笑脸的,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别的小孩儿也不太愿意跟我这个木讷无趣的人一块儿玩,所以我也只能独自一人躲在家里涂涂画画,在那里面找到快乐和自在。我这样孤僻自闭的性格一直到十八岁上大学后才得以改变,在此之前我都是一个内向沉默的孩子,只有玩起打仗来才会充满激情和投入其中。在中小学的校园里,我除了会画画能得到点自尊,其他方面的表现真得是一无是处,绝对是老师不喜欢不待见的那类学生。

三岁看到老,直到现在我身上还是隐含了小时候性格中的基本内容——悲观、警惕、敏感、自我、逃避……我仍然不喜欢咋咋乎乎的人和热闹辉煌的场合,与人交往虽说不上有障碍也谈不上有多主动热情。小时候的照片就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很少意气风发。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我刚好上小学三年级,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三个大人物的逝去加上“四·五”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和粉碎“四人帮”,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白花、黑纱、降半旗、哀乐、追悼会、“反动”诗歌、防震棚、欢庆游行、扭秧歌、祝酒歌……那么多复杂颠倒的信息包围着我,搞得我好像整天都是晕头晕脑的。

 

吴   亮:2007年春天你回了一趟出生地徐州,你在废弃的化工厂画风景,铅灰色的天,厂房、废墟、烟囱,还有夕阳,你说你突然被击中了……返回幕府山工作室你像发了疯一样画画,事后你回忆说,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劲头,在工作室巨大的墙壁上出现了新作品系列《我有一个梦想》,那个变化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   勤:我的确被那个场景击中了!在那之前,我已经有将近二十年没再进过那座老工厂。2007年冬天,我回徐州帮家人办事,完了后便鬼使神差地跑到位于北郊的已经废弃的原徐州化工厂,冒着零下四度的低温画了几张油画写生。站在维持了原貌的老礼堂、厂医院、实验室、食堂、澡堂、车间、办公大楼面前,这些我曾经无比熟悉的建筑勾出了我太多的回忆。而这里曾经的欢声笑语和热火朝天现在却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和萧条肃杀,在北风中静默飘摇。后来才知道,就在我那次画画的两个月后,化工厂被拆迁一空夷为平地!这个消息其实更让我吃惊,它给了我某种强烈的宿命的暗示,竟发现我在转了一大圈后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自己并没有摆脱它的掌控,其实一直就生活在那些场景的投影里。如果把这种感觉比喻成“宗教”的话,那么我的祷告和自律从未间断过,那些厂房车间就是我的“教堂”。

回到南京后,因为徐州工厂之行,我明白了自己的落脚之处,也就很快适应了在幕府山下新工作室里的环境,开始画上了大尺度的画。就像你看到的那样,那阵子,我的工作量和投入都比以前大了许多。在江东村那边顺风顺水轻描淡写的作品感觉,不再能适应幕府山工作室的那种厚重沧桑的环境。《我有一个梦想》是那个阶段系列作品的一个总名字。在那些大尺寸的画里,月球、长江大桥、黄山、苏式纪念建筑、自由女神、战舰、59式坦克……统统被我刻意地搭配在了绚烂的花海、寂静的公园、荒僻的沙漠、颓败的池塘、干枯的河床以及迷雾般的工业废墟中,它们都呈现出了一片与我在徐州写生时同样的荒败气氛里。《我有一个梦想》里画的全是我曾经爱好的主题和梦想触碰的物件,只是这个梦并不美好灿烂,它满是沧桑的锈迹和无声的寂寥,并有随时坍塌和毁灭的危险。

 

吴   亮:如果不介意,说说你的父亲母亲吧!

赵   勤:不介意的。我父母都是四川人,父亲部队复员进了化工企业,他落在徐州后把还在老家当教师的母亲给接了过来。父亲因为出身不好,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天天挨斗,工资扣发,还给戴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身为教师后代的母亲也没能躲过去,她被荒唐地打上了“刘文彩孙女”的名头接受批判和监督劳动,后来我才知道,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同样的事例。我母亲唯一与那位解放前四川大邑县的著名地主能扯上关系的就是她也是四川人,并且也姓刘。

父亲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解放军,接着就随部队赴朝参战。他有着极好的理工科天赋,我对父亲的记忆里总是有许多他伏案绘制工程图的场景。作为厂里的总工程师和技术权威,他往往都是冲在一线,经常受不同程度的工伤。我母亲家族中几乎都是教师。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直到现在,她仍然活跃在我们社区的各种文艺活动中,是那帮老年人的领袖和著名“歌星”。

我父亲2007年患肺癌去世了,他的得病和离世促使我做出了许多改变。我切身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与传承。我没能从父亲身上遗传到他的谨慎和务实,也没从母亲那里学会她的认真和严格,但他们身上的那些淳朴、善良、热情等特质还是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吴   亮:祖籍四川,出生在徐州,南京适合你吗,你扎根南京快三十年了。

赵   勤:真是的,一晃我在南京待了快有三十年了。四川虽然我常回去,但那里对于我来说肯定还是陌生的。我在徐州生活了十八年,它包括了我整个的幼儿和少年时期,对我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除去我上面说的那些关于工厂对自己的影响,那个苏北城市里的气氛和其他地方也是很不一样的。因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和四省通衢,那里的民风既大气直爽、彪悍泼辣又世故圆滑、周全细密。刘邦的老家嘛!

1984年,我因考南艺的专业复试而第一次来到了南京。出了火车站就是玄武湖,城里遍植高大密实的梧桐树,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1985年来南京读书后一直到现在,我几乎都是在这里生活。作为这个城市的移民,我觉得南京挺适合我的。另外,我的经验还有,可能南京会让众多的外来人都觉得适合,这个在历史上命运多舛的地方,本就是个移民众多的城市,的确“曾经沧海难为水”,市民们多少都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这里不排外,兼容性非常强。

 

吴   亮:不说你的那个大作品,就说说你自己,你真的有一个梦想吗,能坦率地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赵   勤:噢,这个问题算是问倒我了!容我好好想想……可能是我前些年那个系列作品的名字让你想到这个问题的吧。小时候对未来的确有梦想和憧憬,但那仅仅限于一些具体而短暂的目标,比如小学能考上好中学,中学能考上好高中,高中毕业能考上南艺等等,这些小美梦在后来都实现了。长大了以后,我真得就再没什么远大的梦想和憧憬了。经历了1976年之前革命的毛时代,1979年“拨乱反正”后的经济狂飙和21世纪后激烈的社会转型……面对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我这样既无体制保障,又没有稳定合同的人,哪还敢畅想什么未来和明天呢……如果硬要想一个未来之梦,我觉得一定要健康地活着,身边还要有不少朋友,到老了还能吃得下肉喝得动酒咽得下蛋糕寿桃,大家伙儿在一起互相挤兑,唠叨些过去几十年的世界风云和家长里短。最好还能弹得动吉他、拉得动胡琴、打得响手鼓,漏风的嘴里一齐哼哼些老掉牙的歌谣。这就算是我的梦想吧!如果这个不算,那我真的就是个无梦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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