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文学史

知青一代的终结(郭小东)

《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知青一代的终结
——从知青文学到知青后文学
郭小东

一.知青运动终结与胜利大逃亡

1.1978年12月7日——知青运动终结日,不彻底的双重评价,暧昧年代的尴尬说法。
2.1979年,云南知青胜利大逃亡事件,宣告知青运动的彻底终结,知青大回城。
3.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披露残害知青事实与案件,这是伤痕文学的现实基础。

1978—1979年是中国知青运动一个难忘的悲壮的史诗性的年头。这一年,知青运动由中共中央宣告结束了。1978年10月31日—12月10日,长达40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拟定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1978年12月7日,国务院也制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这两个文件,并发出通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知青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政策性很强,必须全党动员,各方配合,才能搞好,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积极而稳妥地统筹解决好知识青年问题。”
《会议纪要》认为知青工作的“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市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存在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员过多,加重了农民负担。《会议纪要》在分析这些原因时说:“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破坏党的领导,破坏国民经济,破坏文化教育事业,使知识青年就业和升学都很困难。他们破坏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标的落实。”也许这确实是诸多原因之一,但是,中国知青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是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以及各级政权机构在执行有关政策时产生了失误,这些失误在十年知青运动中引发的事故触目惊心。
《会议纪要》也指出:“知青工作也必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后将实行四个面向的原则,即“今后,留城政策,下乡范围,都要从实际出发,做适当调整。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
上述内容,今天读来,可以读出一种双重的意味,即在坚决否定知青运动的同时又留有余地。这种语言风格和措词特性,是当时的政治情势决定的。华国锋尚在台上,他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他是顽强地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还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失误和他的战略有臧否的余地。但事实上,“会议纪要”已经含蓄地否定了知青运动并坚决地中止了这场为时10年的运动。10年前席卷全国的知青运动和十年后烽烟四起的“知青大逃亡”终于凝固在中国的历史画卷上。
春回大地,知青们带着精神和肉体的累累伤痕从新疆、内蒙、黑龙江,从贵州、云南、海南岛,通过各种渠道相继回城了。他们要揭露、要控诉。文学在经过了短时期的“转换”之后,非常及时地反映了这种情绪。知青伤痕小说的第一场春雷,是卢新华的《伤痕》,虽然它并未正面反映和接触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质性问题,但已经开始动摇了它的根基。这之前知青小说中的欢歌载舞、英雄业绩,连同虚饰一起消失了,而裸示了斑斑创伤。知青小说走进了伤痕之中,出现了一大批对上山下乡运动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小说,如《杨柏的污染》《聚会》《在小河那边》《爱的权利》《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凝结的微笑》等。
对知青运动的阴暗面和强烈的不满,再不是忌讳的话题了。这根敏感的神经再次被牵动而以另一种面目——起码是说真话,呈现于世。《杨柏的污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调侃揶揄,作了本质性的讽刺。应该说是振聋发聩的。而《聚会》在描画知青们在时代动荡中的迷乱、彷徨和绝望,在生活的旋涡中挣扎的精神现状方面,也不失一定的社会意义。《在小河那边》和《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其批判的目的更为明朗,更为具体,已经不止于对过去时代的笼统批判了,它把矛头直接指向插手上山下乡运动的权势者,撕开了他们的狰狞面目。《凝结的微笑》和《一个冬天的童话》揭示知青在十年浩劫中所受的委屈、压力,甚至连生存和爱情的权利都丧失了的悲惨遭遇,这方面的描写也是真实感人、令人愤慨的。
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命运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控诉,但还未能比较完整深刻地塑出特定环境中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也就是说,虽然人物遭遇是悲惨的,命运是多难的,形象却是单一的,性格也未显示出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就影响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效果。而在这一点上显示得较为充分的,是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等。
在知青小说中,比较系统地反映知青生活、塑造一系列知青形象的,是青年作家叶辛。他的小说,给人比较突出的感觉是:知识生活面比较广,也并不着意去写伤痕人物,而是力求使小说的生活图景和人物形象比较接近现实的正常生活,在平朴的知青生活中写出一群比较平凡普通的知青形象;重在诉说一代青年的心曲,表现他们在艰难逆境中的精神状态——苦闷、憧憬、理想和追求,在人的性格变化和心理变化中透视社会生活,批判社会流弊。所以,他的小说读来和现实距离缩短了,真实感增强了。如果我们试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风凛冽》中的人物:程旭、莫蓉支、陈家勤、艳茹、叶乔、叶勤、柯碧舟、杜见介、邵玉蓉等等,集在一起,加以比较和分析,我们便不难发现,他们基本上概括了知青队伍中常见的各式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小说具有了一种知青史诗般的韵味。其次,在这几部小说中,作者的描写角度比之同类题材的小说有所变换,题材的开掘有新的尝试。既不回避上山下乡运动的外部矛盾,更注重把描写的焦点对准知青内部的矛盾斗争,通过对不同知青形象的刻画,将知青内部日趋复杂的人物关系:蜕变和分化,条分缕析地进行描绘,把知青小说主题推向深层,正面接触和回答了在《杨柏的污染》和《聚会》中只见端倪而未尽情铺开、深入描状的知青问题。由于作者立足于知青内部矛盾,在比较大的社会背景上,描写知青生活,塑造一系列不同思想水准、性格品德的知青形象,尤其是在动荡中蜕变堕落的“四人帮”喽罗的知青形象,如叶乔等等,客观上便使这些知青小说具有较为深广的社会意义的审美价值,将知青小说往前推进了一步。
走进了“伤痕”之中的知青小说,是文学恢复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结果,从单纯歌颂和虚饰到真实状写和揭露,知青小说无疑是真正立足于现实土壤的。但是,要前进,伤痕是必须淡忘的。而对于以往的一切,随着岁月的消蚀,给予客观的审理也是更为必要的。知青小说和别的题材的小说一样,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渐渐地走出了“伤痕”,沉浸于深沉的反思之中。
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文学徘徊不前原地踏步的局面。知青小说超出了“伤痕”,在稍稍沉寂之后,出现了一批佳作,《南方的岸》、甘铁生的《人不是含羞草》、张抗抗的《在湖畔,有一个人……》、陈村的《蓝旗》、金岱的《船歌》、谌容的《褪色的信》、孙健忠的《!和?》、周克芹的《勿忘草》等中、短篇小说。
“艺术是一个和谐的,经过扩大的回声:正当现实生活到了极盛而衰的阶段,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才达到完全明确而丰满的境界——希望的雕塑便是这个情形。”[2](P319)
经过了长时间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1981年前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利弊得失,作家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固然是极“左”思潮的产物,而今天,知青们像当年那样,又大规模倒流回城,难道就没有弊病?这是知青小说首先必然正视和回答的。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形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回城究竟为了什么?是对于昨日的失去的补偿吗?城里存在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人口饱和,住房、职业、婚姻……问题多如牛毛,国家困难重重。知青的大量倒流只能给城市、家庭、社会和个人心灵造成超重的负荷,有清醒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开掘这样的主题。王安忆对于知青题材的这种开掘是可喜的,更重要的是,作家通过陈信归来的体验和对过去生活的反刍,提出了更为严肃的重大问题: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面前,青年们应负的社会重任是什么?应持的人生态度是什么?人生列车的终点、追求的目的地在哪里?对此,作家的倾向是鲜明的,但是,她仅止于含蓄地暗示,她还来不及想得更深。
知青生活的合理外延,将知青的活动舞台从边疆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及它们两者的互为交叉,使生活呈现了更为错综的面貌,它既然把这么多复杂的矛盾推到人们面前,作家就得去思索。于是,追悔、重新评价过去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废墟上重建生活和信仰,寻找新路,成为了这时知青小说的总主题:《勿忘草》《船歌》《褪色的信》《本次列车终点》以及一大批新近创作的小说,都有这个倾向。而孔捷生《南方的岸》更是这种思索的丰硕收获。《本次列车终点》所没有明确回答的,它做出了回答,可以说,它和《本次列车终点》一起,为走出伤痕之后的知青小说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爬上了一个新的高坡。
在这之前,描写知青回城之后的生活的知青小说,大多仅止于写他们冲破阻力,克服困难,自谋职业,然后大团圆。如《人不是含羞草》,表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是,能否从单纯物的观念上,从个人的安乐上越过世俗的障碍,作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生活目标。《南方的岸》不同凡响之处正在这里。作家看到了老知青心灵中最崇高的东西,他们并非一群凡夫俗子,眼瞪着职业和金钱,他们有苦闷、迷惘、理想、追求。易杰的回归海南,他拒绝了小汀的爱情、编剧的道路,而和暮珍一起踏上了坎坷的归途,这纯粹是一种对人生意义、事业,对于祖国大地和人民的真挚眷恋,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是对于十余年的痛苦经历的反思之后的人生选择。易杰和暮珍的举动,正是作者曲折地表达了年青一代在经历了长期内心冲突之后,终能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找到归宿,找到自己生活的位置。他们是知青小说中迄今最突出的人物典型。
如果说易杰、暮珍的形象多少带有理想色彩的话,则另一篇小说《那过去了的……》的主人公银好,便是一个牢牢扎根于生活现实,从千千万万个普通平凡的知青身上集中升华起来的新人典型。她从行动到精神,都更能概括至今仍扎根农村边疆的知青们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她没有钟卫华、柳竹慧、强小兵等的英雄业绩,也没有他们的“高大完美”,但其内涵却是他们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形象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她的意义也许并不亚于暮珍和易杰。她的出现,标志着我们的知青作家们,已经能够逐步从生活的高度上,从历史的纵深上,正视日新月异的农村现实以及不断更新的人的思想水平。
知青写知青,这或许可说是知青题材小说创作的特色之一。作家和题材之间有生命攸关的联系,这在其他题材的创作中,有则有之,似乎却少有这么突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确是消溶了一代人的青春,但也同时造就了一代新型的作家。粉碎四人帮后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其中不少就是知青:张抗抗、孔捷生、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晓剑、梁晓声、王爱英、老鬼、王小波、叶辛、竹林、韩少功、甘铁生、郑义……我们尽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
十年浩劫中的知青生活打在这些作家心灵上的烙印太深太重。他们由知青而成为作家,当然首先要表现的、要反映的是自己患难与共的知青,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那些永难忘怀的岁月。不难预计,这一段奇特而壮阔的生活将影响这些知青作家们一生的创作。正因为如此,知青题材的小说,尤其是其中的佳作,大部分出自知青作家之手也就并不奇怪了。
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写道:
……
1.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365起。内蒙古兵团:247起。云南兵团:139起。广州兵团: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
3.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死亡553人。1970年8月,3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3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1970年第39团打荒火,烧死21名知青。
内蒙兵团:事故928起,造成126人死亡,伤756人。34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9名知青。1972年5月,43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69人。
广州兵团:死亡210人。
云南兵团:死亡297人。
新疆兵团:1969年来,仅自杀事件就达134起……
4.管理粗暴:
内蒙古兵团26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0.34元。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7元。偷一根甘蔗,罚20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20分钟,扣半天工资。
5.知青思想不稳:
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2万余人。
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
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48人。
云南兵团:近年内知青走后门达300多起。
(转引自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737页)

这份简报暴露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它与以后的“伤痕文学”所控诉的文革现实一样,构成了我们对知青运动的另一种评价体系。它所表达的虽然不是知青运动的全部,但也绝对不是一种个别的例外。
 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被中央批转。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关于知青运动十年的社会真相,新时期的早期阶段有大批知青作家作品加以反映,如梁晓声描写北大荒知青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年轮》等,铁凝的《麦秸垛》等,张承志描写内蒙古知青的《黑骏马》《金牧场》《北方的河》等,王安忆描写上海知青的《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描写陕北知青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午餐半小时》等,陆天明描写新疆知青的《桑那高地的太阳》《啊,野麻花》等,张抗抗描写黑龙江知青的《北极光》《红罂粟》等,叶辛描写贵州知青的《蹉跎岁月》,孔捷生描写海南知青的《在小河那边》《南方的岸》《大林莽》,晓剑描写云南知青的《世界》《泥石流》,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这些作品今天读来尽管未尽深刻,但对知青运动的反历史反人性的批判,立场是非常坚决的,他们站在纯粹知青立场上,批评知青运动,它们起码在历史现象学上,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反思的资料。在80年代,许多人是通过文学、知青文学窥视到社会历史的真相,呼吸到时代反侧的气息,同时从中汲取思想解放的精神资源和直面现状的勇气。知青文学在观念形态上,为当时的人们的话语禁忌,寻找到新的现实突破口。比如我的《中国知青部落》第一部《1979•知青大逃亡》,描写云南知青的大逃亡事件。《中国知青史》的作者刘晓萌就这样评价道:“大胆地突破了一个社会性话题的禁忌,为一个长期被视为‘敏感’的话题争得了谈论、表述的合法性,具有社会意义。”
伤痕文学时期的知青文学,不在于它们的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于它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观念、政治意识形态禁忌以及思想解放等重大问题,起到了拨乱反正以及伸张社会正义的作用,是对极左势力下沉疴以久的中国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颠覆与破坏。如果没有这些并不深刻但是非常勇敢的知青文学,80年代的生活与思想乃至文学,都将黯然失色,同时不成其为一个可以供后来的人们不断言说不断追忆不断骄傲的伟大的80年代。这是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取历史并尊重历史发展的人们所应该必须的修养。知青作家和作为文学主人公的知青及其生活实录,为80年代文学及思想界知识界的思想解放,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二.知青的文化血统

1.知青文化血统的年代表述,由革命话语单质化、异化而来的积极人生态度,面对现实,反叛现存的意志与力量。
2. 集体流放形成一代人经验的共同性。“青春无悔”成为王小波反讽的对象,写过文革知青小说的张抗抗,坚决地坚持必须忏悔。
3. 非常年代的红卫兵、知青的革命狂欢、与扭曲的性的狂欢,有什么区别呢?知青文学进入了后现代状况,这是进入21世纪的知青文学的俗世大狂欢,也是行将老去的知青们的又一次精神狂欢。

我们时代的知青,这始终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地。知青这个语词,始终是与它所处的时代不可分割的。它在不同时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却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只属于知青一代的独异精神,也许可以叫做知青的文化血统。这种文化血统使他们不管身处何种境遇,他们都有一种面对现实,反叛现存的意志和力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血统呢?我们可以分年代加以表述:
50、60年的乌托邦理想化教育,革命话语灌输,文革前十七年的文学经典,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理解,这一切所构成的青春之梦和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主题,成为了他们的精神资源,也即文化血统。这是一种渐次抽离了意识形态,淡化政治内容而单质为、异化为一种积极人生态度的形而上理念,即知青这个本无蕴含的语词,由于这种理念的粘附而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而其具体年代的经历与苦难包括红卫兵记忆,都被异化殆尽。这正是知青们在后来的岁月中,赖以自慰自怜自强的本钱。
当2000万人的群体已经溃散,每个知青都以个体的姿态与身份消化在芸芸众生之中时,他们个体地面对现实的当下命运,却依然集体地倾向着一个精神的过去。现实存在与精神存在是分离的。
对于当下而言,他们是具体的社会角色,科长、处长、厅长、工人、农民、商人、作家、教授、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等等,为人父母,上有老下有小。就其生存状况而言,有的处于庙堂之高,有的是草根底层,不可同日而语;就其文化状况而言,有的后来读了大学,彻底改变人生走向;有的依然无文凭,大部分无车无房,不懂电脑,不会外语,无专门技能,找不到社会位置,下岗失业,处于社会边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这个名字,使他们暂时地消除身份角色差异,而有可能在精神上走到一起,克服彼此之间现实的价值冲突,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达成了精神上的观念和解。这就是文化血统的力量。知青经历也因此抽象为一种不含杂质的纯粹的精神符号。更具体地说,它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种流放者归来的文化诉求。
知青一代作为整整一代人的集体流放,从红卫兵转化为知青,又为共同的命运争取集体回城,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经验的共同性。他们每个人的个人特性和各自的社会位置,都外在地存在于这种共同性,而属于一种社会属性。正是这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所形成共同性的深刻烙印,知青一代人深感自己和历代人的价值观念、立场态度和关注的种种问题,是相脱离的。他们按照自己的精神标准,不断寻求以不同于历代人的方式来规定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过去40的时间流逝中,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群人的确异于社会的其他人群,他们似乎从来就具有一种行走于社会边缘的特定独行的精神体系,在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上,总有令人意外之举。我在前面说到他们有一种面对现实,反叛现存的精神血统,指的正是这些非常具体的行为与精神表现。
具体说来,可以分年代加以简单表述。
50年代:他们是祖国花朵,被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加以严格教育,从童年起就被赋予阶级斗争与革命理想的共产主义灌输。他们是天真无邪同时简单纯粹的。作为驯服工具,他们已经具备了随时与社会变动斗争的质素。
60年代:他们服从并领会国家意志与领袖号召,充当了反叛社会与文化传统的战士,充分释放青春期的狂妄与无知,被告知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道理,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于是造反、破四旧、批斗老干部,殴打老师,当红卫兵,搞大串连……以异端为荣,以破坏社会秩序为傲。
70年代:由红卫兵而知青,事实上是被集体流放,落入民间,尤其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他们幻想破灭,他们开始以另一种反叛方式,反叛这之前的反叛;病退、走后门招工、集体请愿,胜利大逃亡。
80年代:大部分知青集体溃散,成为待业大军,在苦闷与徘徊中寻找人生出路,还来不及也没有力量去思考反思以往经历个中得失。而其反叛的社会职能,暂时由他们中的先知先行者,知青作家们,以文学的方式,强烈地表达其流放者归来的迷茫与曾经的伤痛及其理想诉求,这种诉求暗合了当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得以在文学中部分的实现,文学以清算文革的方式,实现了知青们对由红卫兵而知青的命运失落的呐喊与控诉。在文学中,把自身塑造成受害者的同时,又宣泄了流放者的情怀。有一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非常明确地表达了知青对自身共同经历的崇高评价,以及反叛的英雄品格,把自身塑造成救世的,为人间盗来天火的悲剧英雄,这就是80年代知青文学的知青情结所在。
90年代:人到中年的知青,多了一份反思与怀旧。但他们依然和物化与拜金主义的社会经济转型格格不入。当人们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中国处于全民经商的又一轮非理性狂热之中,知青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热衷于举办各种大型的知青回顾展,出回忆录、纪念文集、重返知青旧地,举办各种知青演出,而其内容几乎都以弘扬“青春无悔”为主题。这些活动,在主观上是为怀旧,是为激发一种向上的精神,但实质上却起到了一种模糊文革的罪恶性、反动性,同时混淆知青运动作为一种反社会反人类文明进程,与个人成长中艰苦奋斗精神之间的界限。唱革命老歌,跳忠字舞,把那个罪恶年代在文艺节目中表达得很美好。这些活动由知青中的成功者出钱,不成功者出力,由当年知青中的幸运者,兵团宣传队的美男美女们,在年华老去的最后瞬间,再度登台表演。一种时代错乱、悲剧重演的滑稽感,本不应该发生在历经磨难而又对之沉淀过滤已久的知青人群之中。
我曾在《羊城晚报》上发表文章:《冷硬与荒芜》,对1998底年,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一场大型知青表演,表示了我的看法,认为:

以任何形式去走近历史,应是我们今天的任务,问题是以怎样的思想与心情去回眸历史。文革、知青运动,它们狰狞的反人性反文化的面目,在今天尚未被每一个国民,尤其是曾经参与其中的人们认识,并予以理性的反思和批判。30年后的歌舞升平已经使人们对那血腥遗忘得差不多,也使那些始作俑者、既得利益者、摇身一变的‘革命英雄’们不再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了。
对那段历史的尊重,只有:批判!缅怀与祭奠的要义不要忘记,就是批判。批判的内容就是人性的忏悔,全民族的反思。怀旧是人无法扼止的感情,但怀旧的准则是人的良知。你也许曾经是“文革”的打砸抢分子、无恶不作的政治流氓、告密者、卖友求荣者,也可能是变色龙,但时过境迁,尽管无人追究,但你倘有良知,你便得为自己的灵魂忏悔。我以复杂宽容的心态记住中国历史进程中这血腥的一页。
当知青文学以批判现实的姿态出现时,我率先肯定并框定了它们作为文学的时代先声,并始终跟踪着它的进展。以知青运动为主体的中国老三届的经历,是一场旷世的、空前的集体受难。它不是“苦难”两个字所能囊括的,它是一种灭绝性的、法西斯式的人类灾难。物质被破坏可以重建,但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以几代人乃至几百年的人类倒退与文明反动为代价的。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后果,殃及今天的,是精神形态和人性形态的全面沦陷。对此,愿意面对现实的人们,应该感到痛心疾首。
我以为,对一个时代、对一代人的审视,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人性立场和历史态度。
我在《 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 》中写道:“他们在春天燃烧了自己,在夏天泥泞了自己,在秋天重生了自己,在劫后的林中空地重拾荒凉重新播种,以生命的暮秋作最后的拼搏。”他们青春已逝,可壮志未酬,但这并不能成为籍口。历史,正是历史无情地宣告:你们已被跨越!牺牲是这代人的本色。没有别的选择!一味地青春无悔,依然是一种虚妄,那不是现实的态度。没有心情去面对,那更是一种逃避与拒绝。洞知历史,以古鉴今,觉今是而昨非,勇敢地面对过去,承认曾经的错误——即使错误是因被人利用被政治利用,坦然承担历史罪错加给自己的残酷后果,深刻反思与忏悔。
一场场苍白但是依然掌声雷动的歌舞表演,冷硬与荒芜在我们中间再度穿行。革命样板戏、红色经典,是否可以与《辛德勒名单》在一起同台演出?可与不可的答问,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无权回避。否则,我们将对下一代又一次犯罪。

我赞成怀旧,怀旧是一种品格,我也决不反对重现岁月的辉煌与青年时代的经历经验。但是,怀旧与重现应该恪守人类精神与道德底线,恪守人类良知的律令。也就是恪守人类文明的基本立场。怀着批判与忏悔,还是怀着欣赏与肯定去怀旧与重现,是何等的不同!文革与知青运动的反动性在中央文件中早有决议,其社会危害更是千夫所指。不能因为某些人的个人经历不受伤害或得到利益,而肆意放大变形为集体经验,并企图定为集体记忆,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90年代,也有一些知青对文革与知青运动持一种清醒理性的摈弃个人情感的评价态度。张抗抗与王小波各以理论与文学的方式对知青应该忏悔还是沉醉于“青春无悔”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知青们荒谬的历史命运,知青运动荒谬的文化现象,在当前的文化语境里,是否依然无法用传统的经典的现实主义笔法,去描画勾勒其反文化反人道的品质,它的荒谬性荒诞性非法性及其深藏其中难以言喻的政治企图和惨痛后果,是否用佯谬的方式,更能窥见其深层的精神本质。后现代状况的文学设置,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聪明的构想。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比老牌的知青作家更年轻的非亲历者的新派作家身上。
张抗抗是较早走出知青情结的泥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代人身上的狠性,及其愚昧的自大的精神状态,较早地向这种由红卫兵从五、六十年代延续而来的剩余想像告别,并做出严厉质疑与批判的知青作家,这位早在1973年就出版知青小说《分界线》的北大荒知青作家,早在90年代中期,就尖锐指出:“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既是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遗留的文化心理,也在无意中泄露了我们这代人,时至今日所陷的孤独境地。”她甚至撕开了这代人讳莫如深或曾经引为自豪的恶行:“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时代去承担,便轻易地将自己解脱。”
她尖锐地指出,不要再仅仅说这代人如何无私奉献,真诚纯洁,其中也充满了出卖和告密,虚伪和丑陋。战天斗地,破坏自然环境,批斗 “地富反坏右” 分子,并使之丧失生路。不要再说我们如何优秀,我们已被真正优秀的一代人跨越,我们是一只蛹,被困于黑暗中。也不要说,我们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已无力担负这样崇高的使命。我们曾经有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是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么?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尽管张承志也提倡一种的清洁精神,但缺乏一种俗世的关怀,他的以笔为旗也令人难以企及。张抗抗这是在血泪中引发的对血的质问,这些血是热的,干净的,是值得如此横流的么?这是我对她所提问题的理解。
90年代的知青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和文化认知中,峭拔出另外的样态。王小波的创作实践,也许与张抗抗的理论主张及其自省并无直接关系。但是,他的《黄金时代》关于知青的描写,所涉及的理性思考,是与张抗抗同出一辙的。这是共同的一代,其智性在共时态下的历时性追问。他们各以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方式,寻找到同一个问题的源头。王小波的“痞子运动”里,埋藏着一个属于时代暗扣的玄机。他把最为忌讳难以直白的人性话语,以性的方式无限度地敞开了。我以为那一定不是乡村或边疆中知青们真正的生存样态,但一定是他们压抑已久渴求解脱释放的精神苦闷。既是一种在场的变形,也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的存在。其自我救赎的力度,是此前的知青文学所无法企及的,也是从没有过的文学品格。他在主人公王二与清扬身上所寄寓的自省,自我裸露及向公众的公然展示,都不是用“颠覆”可以解释。
王小波通过这些与性有关的故事思索着性与自由与道义与时代给予的人性宽度的人的问题,同时也向人发出了人性的质询,这是有罪的吗?谁之罪呢?他并没有彻底放弃现实主义的描述,却是通过这种描述,诠释同时解构荒唐的生活本身赋予人的更其荒谬的俗见,由政治专制带来的俗见。这里的“佯谬”是显而易见的。其后现代质地,使王小波小说被过于现实感与非常肉欲的狂欢所遮蔽,让人反而忽略深藏其中的王小波的沉思。他对当下荒谬的时代生活的思考,其实是对他生命中不可表现之感的苦闷与宣泄,犹如一个揪着自己的头发,拼命想藉此离开地球的人一样,发疯似地性狂欢,并企望从中寻找出一种能够自我抚慰自我拯救的良方。他做不到这一点,由是只能继续沦陷下去,在性的恐惧与狂欢中寻找他途。
说到不可表现之感。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说:“后现代应该是一种情形,它不再从完美的形式获得安慰,不再以相同的品味来集体分享乡愁的缅怀,后现代寻求新的表现方式,并非要从中觅取享受,而是传达我们对‘不可言说的’认识,后现代艺术家和作家往往僭越到哲学家的身位;他写出的文本,他创作的作品原则上并不受先在规则的限制,因而也不能用普通的文本或作品分类去予以归类,更不能根据决定性的判断来评价……正因为如此,艺术家与作家在创作中,以无规则的方式无中生有,以着眼于未来。”(《后现代状况》P209-210)“理解后现代,我们非得根据未来(以后)的先在的这一悖论,方可进入其隐奥空间。”
知青文学在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80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定型的创作命名,已然被先验的定义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模式。而其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90年代以降的知青文学的后现代性表现恰恰与此相反。
王小波小说的人物的典型性及其环绕人物的环境的典型性,不是现实主义这个原则可能表达清楚的。它属于那种不可表现之感的后现代状况,其人物的崇高感,产生于他们视为快感的性交往被公诸于众之后,所产生的痛感和耻辱感激发起来的一种强烈而非确定性的情感反抗。这种情感永远处于主人公对世界的认知冲动和对人类有限性的反省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中国文学对这一紧张关系导致的人类困境,往往缺少探索。这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其丰富的个人性和痛苦的探索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平衡,他是以颠覆英雄的方式企及英雄的境界,以反抗崇高的方式实现内心的崇高。而其共谋,亦即产生这一切的对象陈清扬就成了王二的黄金时代。作者以“佯谬”的方式预期了文本的目的。
王小波以自己独异的创作尝试与文学观念,对80年代知青文学的流行姿态和习惯手势做出的解构与重新诠释,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具有颠覆现存同时更新陈旧的文学想像和创作风格,如阿城当年的《棋王》给知青文学注入了别样的颜色和血液一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启蒙和救亡的双重意义的。它拯救自己的文学理想的同时,开启了知青文学新的时代,为21世纪知青文学的后现代书写设置了一个前缀。
这种解释已经溢出个体的利益评估而进入人文视野,进入社会学范畴。“青春无悔”在张抗抗这儿几同愚蠢和无知,甚至是一种人格缺陷。同一问题在王小波那里成为了反讽的对象。其实,非常时代的狂欢,与扭曲的性的狂欢,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王小波的犀利之处。
知青们的90年代是一个思想判断错失与混乱的年代,他们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生活和精神转型的伟大变革,他们对自己的青春时代自相矛盾的感情,深刻地表明了他们在青年时代,被灌输、教育建立起来的理想主义,并不符合当下社会的人性关怀与发展规律。务实的技术型的社会,是拒绝虚无的乌托邦想象的。
这种90年代状况,在21世纪的知青表现中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作为知青文化血统的精神内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反叛精神依然是题中之义。
21世纪:大部分知青已经面临人生谢幕的时刻。退休退养退二线,下岗下课下行,进入老年,面对死亡已经是重大人生问题。他们的怀旧,表现为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抗拒,对过往一切年代的重新审视并且对当下温和的反叛。他们面对消费时尚流行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窘迫无措的姿态。电脑、时装、酒吧、飙车、超女快男、韩寒和郭敬明的小说以及70后、80后、90后青年的生活观念,对他们有一种代际疏离的感觉。80年代回城之初的那些迷失于城市的孤独感、茫然感、被抛弃感,再度泛起。与社会时尚生活、儿女的代际鸿沟所产生的冲突纷至沓来。作为心理补偿,中断一些时日的集体意识又回来了。他们顽强地再度追寻着已经失落的青春集体,急切地企图在精神上回归青春群体。知青运动40周年的时间呼唤,加剧了这种执着的感情。哪怕在梦中,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中,在文字里,岁月如歌的激情,又一次响起了雄壮的歌声。只是这种歌声无人喝彩,自己寻找表演的舞台,也依然是自己为自己鼓掌。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更具水准的文艺晚会,精美的纪念文集,知青论坛,回返旧地以及知青旅游项目,以更为常态的形式、务实的内容出现,这些在80后的人们看来近乎病态无法理喻的现象,有着一种反叛当下、反叛时间与岁月的决心。
在文学创作中,知青文学经历了90年的沉寂之后,在21世纪的中期,有着长足的发展,一大批迥异于80年代知青文学的后知青文学猛然雄起。我称为知青文学的后现代状况。

三.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1.知青一代是最有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一代人,他们崇尚集体排拒个人,一系列与革命有关的关键词从青年时代起就形成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乌托邦记忆主导了他们的集体记忆。
2.异托邦另类空间,是他们幻想型补偿性的现实空间,他们终于现实地妥协却精神地反抗。他们在冷漠的物化现实中,依然青春激情。
3.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在知青集体记忆中被空心化、形式化,悬置而忽略不计。他们以各种文化形式,放大个人苦难,意淫崇高,张扬青春激情,品味艰难岁月的光荣,却推诿个人与罪恶时代同罪共谋的错失,迄今没有看到昔日的红卫兵与知青,检讨自己对国家民族造成危害的文本。“以革命的名义”还要继续下去?罗兰夫人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恶假你之名推行”。

在新中国诞生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是最有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一代。在他们的生命与经历中,有几个最重要的关键词,集体主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这几个关键词和他们青年时代的生活观念,共同排斥的对象是个人。他们一出生就被告知要做一个大写的人,应顾全大局,摈弃小我,小我是可耻的;集体主义是崇高的,个人主义是渺小的;大公无私是优秀的,自私自利是卑鄙的;人性是有阶级性的,大义灭亲是英雄行为;告发检举他人是光荣的,向组织敞开胸怀,说出隐私是正确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切都应置于人性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亲情与友情都必须置于阶级关系之中。
当社会生活从集体向个人形式转型,私权和私有财产获得保护与尊重,社会生活与思想由此发生了颠覆性变革,知青的集体记忆也因之发生了问题。
用福柯的话来说,是由乌托邦向异托邦的变化,也即理想主义的幻灭与另类空间的出现。福柯在《另类空间》一文中创造出“异托邦”一词,用以描述与乌托邦密切相关又明显有别的社会文化现象。他说异托邦是类似于反场所的东西,一种有效地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里,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所有其他真实的场所,都同时表现着、竞争着、转化着。简单说,如果乌托邦是非真实虚构空间的话,异托邦就是幻想型或补偿型的对抗并反映社会的现实空间。也即社会生活中反主流文化的另类生活方式,包括摇滚一代的所有生活内容与意欲表达形式等等。乌托邦想象不能实现的东西,异托邦在现实中给予补偿性渲泄。
对于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下度过青年时代的知青一代而言,置身已经或正在翻天覆地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他们妥协但无法适应。他们变成了现代生活的孤儿和边缘人。异托邦式的另类空间正好是他们的一种幻想与补偿。
还是让我们重新从头说起。
当年,他们从显赫的红卫兵,一夜之间被热烈“欢送”出城市,上山下乡,落入边疆农村,但发现农村的天地并不广阔,相反是闭塞落后的甚至无用武之地的。但他们“主动”地抛弃城市却是既成的事实。他们是革命领袖导演的剧目里最出色最卖力的演员。历经十年艰难,他们陆续回到城市,发现城市已经陌生,此刻,他们痛切地发现,他们梦寐以求回归的人生停泊地——城市真正地抛弃他们了。
80年代初期的许多知青文学作品表达了知青的这种被抛弃感,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董会平的《寻找》。回城曾经是他们为之苦苦奋斗的人生目的地,但是,城市却以冷漠与厌恶排斥的面目迎接他们,包括亲人之间由生存空间的窘迫所造成的离弃。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顿生一种无奈回归农村的意念。一种两难状态中的生命尴尬。这里有一种由集体而个人的集体转型的不适与彷徨。作为集体,他们是不自由,但是安全的;但作为个人,他们是自由却并不安全同时孤独的。他们从来就有一种回归集体的心灵愿望。作为个人,他们感到孤单害怕无助,作为群体时,他们是宏大勇敢有力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都维系于集体。他们本能地排斥个体的选择,而宁愿集体性的受难。并以此为荣。
因此,知青的记忆是集体性记忆同时是选择性的。这就形成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历史记忆情形。其一是,在他们的记忆中,作为批判对象的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被空心化、形式化,被悬置起来忽略不计;其二是,作为共同经历的个人细节却被具像化同时被修饰性保留下来。放大苦难,意淫崇高,张扬青春激情,品味艰难岁月的光荣,而推诿个人与罪恶时代同罪共谋的错失。时至今日,我们在知青文学或知青回忆实录中,很少看到关于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对国家民族造成危害,对具体的物事酿成悲剧的个人承担的叙述。知青的个人记忆中,集体性地删除了由无数个人所构成的“运动”,对老干部对老师对无辜人群的残害,对传统文化文物的践踏,而是轻描淡写地把罪错归咎于“以革命的名义”。法国大革命期间,上了雅各宾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恶假你之名推行。”我想,知青们对此应有自觉的反省。这种反省现在还应加上一条,那就是在知青期间,以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大干社会主义之名,行严重破坏自然生态之实。凡是去过海南的知青,都应该对当年烧砍原始森林破坏资源的行为感到愧疚。
包括上文说到的各种知青晚会、回忆录的“青春无悔”主题,作为自娱自乐自伤自怜自慰的个人宣泄,也许情有可原,也许无可厚非,但如果还是把自己当作堂吉诃德,并以堂吉诃德为荣为傲,坚信堂吉诃德精神的某种荒诞性是必须坚守的真理,不知今夕何年,也许更可悲。堂吉诃德犹在,以铜盆为帽的桑乔和风车在哪里呢?
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是由无数个人的历史叙述共同构成的。知青文学个人叙述的弊端,客观上产生了遮蔽历史真相,模糊历史评价的作用。它毕竟是对一个大时代的历史叙述,它无法回避历史重构与解读的责任。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