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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中的羔羊——读姚鄂梅的近作(项静)

暴风雨中的羔羊
读姚鄂梅的近作
项 静

在平凡人的故事中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是姚鄂梅小说的一个具有区别属性的特色。这些平凡人大多时候是女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往往带着一种低于生活地平线的隐晦和丰饶,是不满足于速食故事的读者的福音。《心理治疗师》(《长江文艺》2012年11期)的主人公少女万小年,立志要做一个人生的例外,她的心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了去,偏执地爱上一个二婚带孩子的男人,她不顾周遭人的劝说,把这作为大事来经营,万小年说:“真能做成件大事也不错,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做大事的机会的。”她似乎也取得了成功,靠着对继女娅琪的一场又一场的的攻心战,一步一步虏获她的心,一寸寸控制她的身。家庭和睦美满,她牺牲自己可以牺牲的一切去制造幸福,万小年还虚构自己的人生,为的是塑造娅琪的人生,塑造她的灵魂,她爱上了细节上的渲染和夸张,编造出一个一个有益的说教故事。虚假繁荣的戳破也就是那么一瞬间,继女娅琪不理万小年为她铺就的光明大道和理想丈夫,最终选择了和自己一样命运的那个男孩,那个妨碍万小年的美满故事的伤疤。万小年付出一生所制造的幻境,连自己编织的个人故事都成为娅琪攻击她的借口,荒腔走板的岂止是她的人生?她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嗖地一下回到了原点。于是这段长长的人生就落下巨大的空白,一个女人倾注所有的努力和生活失去了立脚点,这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生活沦陷的故事。万小年是略微带偏执性格的女性,偏执看起来是脱离了社会约定俗成的性格模式,而从另外的角度看,偏执未免不是一种时代病,一种类似于信仰的追求,一个安全感的迷梦,在抓不住什么的时代,唯有随便抓住点什么沉入其中才能获得存在感。

《爱的教育》写了两个女人之间一场没有名目的争斗,“我”和卢星星,都是这个社会底层的女孩子,“我”的利器是漂亮,卢星星有学历,因为偶然的相遇和解围事件,关系莫名其妙地获得了突破,联系不再局限于订餐和结账,互相交心,向她倾诉自己有家难归,等于孤儿一个,她说她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也是泥巴腿子出身,只不过读了几年书才到这里来,而读书根本没用。此后,“我”的人生就走在一条被卢星星设计的命运里,怎么都摆脱不掉,每一次看起来的好命运,都在鬼使神差中失之交臂,卢星星阴魂不散地追着“我”,精准地打掉那些天上掉下来给“我”的馅饼。直到“我”自己走出了一条道路,再遇卢星星,“我”问卢星星为什么摆脱不掉她,她说:“因为你内心深处并不想甩掉我,你离不开我。”卢星星心底那一抹不能明说的妒忌和不平,从一点燃起,成为生活的火焰,最后看不到自己。“离不开”的应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微妙的依赖关系。

女人与女人的网格限定的故事,触目荒蛮的故事,很容易让读者拼凑出自己的肖像和时代的速写。女人之间的情感并非可以划出一道明确的弧线,也很难找到一个去安抚她们的结局,每一个都是惊叹,茫然与错愕的表情。《辛丽华同学》(《人民文学》2013年1期)通过两个女人之间的长达十几年的交往,勾勒了一个女人琐碎的生活史诗。“我”的同学辛丽华一直都不缺好运,毕业分配到乡下,但是她靠上亲戚吕长乐,很快给她弄到棉纺厂;棉纺厂混不下去了,再次给她弄进银行;银行又混不下去了,“我”成了她的贵人,把她搞进了省里的银行。辛丽华一次次惊险过境,被那个叫做正常的生活轨道接纳,然后又像系统自动排污一样被清理出来,最后在银行被男人以爱情的名义骗了钱,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我”是一个爱情的失败者,不过清理掉了生活的垃圾,逃离了败坏胃口的事发地点和男人,励志般地进入了世界,越过乱石与险滩,“我”的生活终于平静下来,变成了一条风光无限的大河,成为了辛丽华的参照物,而消失的辛丽华则如同那则寻人启事,贴在“我”的身前身后,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刻铸在生活的门楣上,提示着生活的残忍与吞噬能力。

姚鄂梅在访谈中说,自己的写作执著于向人性深处的东西靠拢,任何思考都是发散性的,任何一对矛盾都牵涉到其他的矛盾,综合起来就是包围着我们的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人在困境中左冲右突,不是鱼死网破,就是坠入更大的困境当中。无人不在困境的牢笼中,到处都是梦想破裂的声音,而这个破裂与困境放到平凡人的生活中,更能烛照到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角落,姚鄂梅的小说经常关注平凡人的梦想,究竟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碎至齑粉的。唯有用拷打这样的暴力倾向的词汇,才可以形容她对人性困境这一主题繁复与不懈的致意。打开她的小说,就像一场场临时安排的急诊手术,猝不及防的相遇,或小事一桩,或者血肉模糊,或者平淡到近似于无,或者惨烈到产生虚无,不过这些无一例外都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滋长出来的。

姚鄂梅谈起对生活的看法,她认为较之波澜起伏,大起大落,生离死别,离合悲欢,惊险曲折的传奇式生活图景,日常生活才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我们无时无刻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活动。而家庭则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家的一个基本属性是维系安顿生存意义的基本空间单位,而这个单位在不同时代和作家的注视下,形成了不同的故事路径。与五四时代、甚至较近的80年代相比,姚鄂梅的“家”在作家看取社会的知识系统中,与历史传统相关联的家庭/家族意象已经失去了位置。家国结构的老调不谈已久,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的篇幅内,家庭中的生活才是当下小说中最主要的角色。《漫长的瞬间》(《中国作家》2012年第10期)是一个荒诞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耄耋老太活着的尴尬与错位。她的老伴、儿子儿媳都在她的眼皮底下死了,按照民间的说法这就是她的命硬,妨死了他们。于是她被孙辈嫌恶,栖身在小小的储藏室里,关起门来就跟不存在一样。她在众人盼望她死的气氛中尴尬地活着,直到她选择有计划地饿死自己。但当孙子需要她活着成为领导关注的焦点的时候,想死都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她在医院里经受各种折磨,就像经受某种刑罚。最后老太越来越好,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当老太没办法抗拒身体的要求,又回到人间时,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孩子们依然漠视着老太,从肉体上到精神上;老太依然满怀愧疚又无可奈何地活着。《狡猾的父亲》以父亲戴着母亲的孝来谈条件开场,扎眼地打破了父贤子孝的人伦画面。母亲生前,父母关系便不好,母亲死后,父亲不顾儿子们的感受迅速地带女人回家,过上自己的生活,由此导致父子关系仅以赡养费的形式存在。后来由于儿子们生活的变故,父子又不得不纠缠在一起,大弟弟离婚,净身出户,不再出赡养费,直接住进父亲的房子。两人交恶的争吵,家庭的温情面纱被再一次撕碎。可是后来在一次难得的聚会上,父亲出乎意料地宣布,他和那女的回乡下去,房子让给大弟弟,并且说走就走。半年之后,那女的来电,说父亲查出了肝癌,自知时日不多才回到乡下。在父亲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带着歉疚与责任,儿子们问以后该怎么对阿姨,他说:“忘掉她。”这是一个情感反复多次的故事——“忘掉她”到底是鲁迅式的决绝,忘掉她也便是忘掉父亲,就像父亲忘记母亲迅速投入自我的生活;还是狡猾的本质,顺着这条奇葩的道路走来,最后一次顺理成章;还是明知故犯,欲擒故纵,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让孩子们照顾她。我们在文学作品有关父亲的谱系中看到了太多高大伟岸的父亲、苦情的父亲、软弱渺小的父亲,“这一个”狡猾的父亲的确让人如鲠在喉。
无论是苟活性命的老太,还是狡猾的父亲,他们都在家的屋檐下成为人生众相的晾晒场。或许是作家有意跟人性批判的锋芒拉开距离,下笔之时多了一份理解,黑白对错的对称线也就倾斜了,老太的家人在各取所需、为生计、为自我的前提下似乎也不必承受道德的苛责,狡猾的父亲与儿子们在赡养费上的你退我进,也都是情有可原的一地鸡毛式的生存插曲。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中说:“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向度的和有意义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过程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成。”当1990年代之前文学中家国情怀、信仰、传统、革命、梦想等词汇,在个人生活的磁场中失去了根基之后,我们的生活场景就只剩下真实的利害计较,和残存的旧时代道德伦理梦想的幻影。而道德之维已远远不能笼住生之秩序,不能高悬在日常生活之上,由此情节的冲突力度也在这个基础上相应弱化,更绵长的生活带来更琐碎细节,即使能在生活的广度上获得延展,散逸掉的能量也会削弱故事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姚鄂梅的小说自然不能逃脱在社会注视下的命运,而她突出的地方在于作家态度的模棱两可或者说逃避,她没有怀旧和哀悼,也省却了批判,只有立此存照的冷峻。

《西门坡》这部长篇的出现,的确有惊艳的色彩,小说是以女作家辛格的离婚觉醒为开幕曲的,婚姻法的新规定让平静的生活在模拟财产分割中漏洞百出,辛格要鸣金收兵,转移战场,中止婚姻。于是,鸡飞狗跳的生活开始了,她和丈夫离婚,面临到何处去的问题,回到老家,遭遇了《狡猾的父亲》、《漫长的瞬间》里类似的局面,亲情在现实面前捉襟见肘,到处都是尴尬与偏离。丢掉了属于自己的家,老家无法待下去,无处可去的辛格联系上了比较赏识自己文章的编辑安旭,在安旭的建议下,辛格远走耶市。在大都市中遭遇各种生计困难、前夫骚扰,辛格奔波流离,加上安旭背后有意识安排,辛格走到了一个“梦”一样的地方——西门坡。文革的极端化经验在前,经受了奥威尔《1984》、《动物庄园》的文学洗礼之后,当代文学中这样堂而皇之地写一个乌托邦的作品已属凤毛麟角,这种写法要承担诸多写作风险,俗套重复、平庸无奇、虎头蛇尾是最大的暗疾。

西门坡一号有一群奇怪的有故事的女人,她们群居在一起,过着公有制的集体生活,她们组织生产、经营保障财务自由,满足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基本要求,筹划自办教育养育孩子,与世隔绝又藕断丝连,看起来是幸福的桃花源又有不谐之音。西门坡的日常生活有一套规章:个人不得拥有私人财产,不得与异性交往,不得偷窃和破坏共同财产,不得开小灶,不得随意外出,不准拉帮结派,不准烫发、化妆,不得使用通讯工具,不得隐瞒不报违规事件。

西门坡一号主要管理者有三人,庄老太、白老师和安旭,具体分工为管理、财产支持、灵魂引导三位一体。白老师的妈妈和妈咪,两个被男人伤害的女人,她们选择一起生活,用自己的钱建起了这个大院子。白老师在欢迎作家辛格加入西门坡时发表过一次关于西门坡生活的演说。西门坡生活宗旨就是简单、洁净,我们不是被生活抛弃的人,我们是主动抛弃生活的人,这是我们调整心态的密码。西门坡的涵义,不仅仅是房子,还是我们女人的庇护所,她唯一的生命,就是救护困境中的女性,所以说,西门坡一号,是不幸女人的诺亚方舟,是幸运女人的桃花源。和所有类似乌托邦的地方一样,西门坡要解决的是现实的困境,物质和精神,衣食无忧、宁静而充实是终极目标,而且也的确安抚了众多伤痕累累的女人,辛格看到女人们听完白老师的演讲,交换高兴的眼神。

看到乌托邦我们就知道它必将倒塌,连光明的尾巴也被批评为意识形态文学的招数,这也是文学阅读喂养给我们的一样必备点心,以至成为阅读的前意识。西门坡虽然是弱势者的主动选择,但有群体的地方必然有步调不一致者,最大的不谐之音就是阿玲和小福母子,这也是乌托邦倒塌的一个直接原因。阿玲在入户资金方面有绝对优势,她于是有特权,不用出去卖饭团,也不参加织毛活。她属于白老师所不满意的那种没有把自己清理干净的入户者,在这条道路上走得不专心。她对统一管理者的反抗是我没有钱,没法爱和照顾孩子。阿玲的儿子已经不满足于这所院子,他经常偷跑出去,在外面人的唆使下他要阿玲寄存在西门坡一号的房子。因为房子引发了纠纷,警察出动,西门坡一号被官方定性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组织,难以逃离被强行遣散的命运,在最后关头,主要生意合作伙伴——商人季真落井下石,以做生意的人不希望打官司为借口拒绝伸出援手,趁火打劫剽窃设计专利权。以西门坡一号为世界尽头的女人们选择了自杀,做饭的女人放了砒霜在晚餐里,只有辛格母女和一个有病的女孩因故免遭于难。

关于这个乌托邦一样的地方,在姚鄂梅的笔下就这样和文学史上所有的乌托邦一样,在内部分裂和外部诱惑的双重夹击下土崩瓦解。所不同的是,这个乌托邦不是远离尘埃,而是毗邻世俗,渴望解决的不是思想和历史问题,而是一帮女人的现世生存问题——衣食住行,男人和孩子,就像中国人对宗教的功利化需求一样,要求现世回报,给予药方。作家辛格一直是个旁观者,首先她是一个作家,一个有权力讲述故事的人,对别人的故事和生活好奇胜过一切,她进入西门坡不能否认是基于作家对另一种生活体验、参与的需要。其次她并不是被逼上绝境,她有一技之长,这是心理优势。西门坡的主要人物安旭为辛格留下了一条退路,让她跟西门坡一号若即若离,签订试用期,使得她没有真正走到另外的世界去。旁观者辛格顺利进入,全身而退,于是关于西门坡,就更像是一个白日梦,一个身心憔悴的失家女性做了一场有血有泪的叛逆之梦,梦碎裂之后,她又回到原点上,多了一份集体主义英雄式的感伤,一次贪恋与清醒交加的旧梦重温。然而,对于鸡零狗碎的现实主义的压迫,从叙事上一下子跳到乌托邦,是一条终南捷径抑或是可供支持的形象与历史记忆太少?

张中行在《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提到他与叶圣陶谈文章的写法,叶圣陶不只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这个意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张中行先生以为这是作文的高境界,备加推崇。倘若把这个尺度放置到五四以来的小说行文中,或许又能开启一条颇有趣味的观察小说和作家的路径。小说理论中与此接近的是小说的叙述语调,不过似乎还不能穷尽“念”小说的个中味道。姚鄂梅小说的可辨识性首先就体现在它的叙述语调,我以为她的小说是可以“念”的。从她的近作中随便摘抄出一段来,我们都能“念”出除了故事的东西来,比如情绪的疾走阔步,情节的停顿或转念,即使看似平稳琐细的地方,也往往暗含了飞扬的眼神。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跟她使用的词语音节的搭配,长短句的频率,语速的节奏有关,另一方面也不难体会到作家在面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时,对时刻维系着生活之维的困境之预感。

1960年代末出生的姚鄂梅,1992年开始文学创作,从出纳、文秘、银行办公室主任、作家几度转换身份,辗转居住在南方的数个城市——宜昌、武汉、南京、上海,游历与转换都潜伏到笔下。与之前的《向天一样高》、《雾落》、《秘密通道》、《在王村》、《罪与囚》等小说中包含的那种混合了理想、敏感、忧伤、荒诞、温暖、关切的情绪相比,近期的几篇小说倾向性更强,更极端而尖锐。基本都是中短篇小说,即使是长篇小说,无论是故事的容量还是思想含量,依然在中篇的范围之内,一种文体有时候也是一种潜在的态度,中短篇小说,有时候比一部长篇小说更充分地表现一个时代生活的丰富驳杂,就像巴尔扎克可能比陀斯妥耶夫斯基更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全貌。中短篇小说从各个细节出发,表达出作家各种面向的观察、在头脑中暂时不能明晰的概念、心灵中沉潜的情绪暗流,把一个荒蛮的时代切开一个个口子,深挖下去,直到观察到它的毛细血管,然后撕开伦理的面纱,打破各种笼罩的幻觉,不断用故事碰触情感的极限,告知你须抛弃廉价的抚慰,把七零八落、鸡飞狗跳的日常生活重演一遍给人看。在小说之外,读者容易获得一种体无完肤、破坏一切的快感。

我们再重复一遍狄更斯那段被过度消费了的名言: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被磨砺的感情,经过一番反刍回锅,能否产生更好的小说,永远是无解的话题。不过,耽溺于对人性的显微镜专注的使用,对于家庭社会以外的大问题缺少对话的欲望,容易导致对此类故事的餍足,产生阅读之后的空虚。关注当下的作家,往往难以逃避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大多数作家都沉浸于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又容易走上主题先行的歧路。存而不议,敬而远之是捷径,尖锐是尖叫性的痛感,不是那种更宽阔意义上的刺痛我们神经的东西的呈现。更宽阔的东西在这个叙事节奏的情绪下,恐怕很难被妥帖地容纳进去,期待她在以后的长篇小说中,在优裕的时空里能带来更多让我们流连的人、物、景。

姚鄂梅早期写过一篇比较有个人印记的小说《单程车票》(《萌芽》1991年第12期),主角是三个时刻都有叛逆冲动的女孩。其中一个叫皮啤,她厌倦了和男朋友到处流浪的生活,想住到无人的神农架去换一种生活方式。但是男朋友不理解她的感受。姚鄂梅将皮啤比成“暴雨中的羊羔”,表面上是压抑不住的声嘶力竭的喊叫,内心却无比柔软脆弱,她不能像男性那样一酷到底,她需要休息和依靠。在这个高速发展、残酷竞争、迷失秩序的社会,人们在精神极度紧绷的状态中变得迷失,这个迷失不仅仅表现为文艺范儿的寻找,还在于普罗大众没有目的的争斗,丛林原则横行。握有叙述权力的作家,不能满足于轻而易举地讲述完整的故事,但无论如何,“暴风雨中的羔羊”也许是一个永恒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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