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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范福潮)

1936年,林语堂先生写了一本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1},由芝加哥大学出版。新闻与报业,舆论与民意,关联密切,但涵义并不完全相同,治新闻、报业史者多矣,鲜有治舆论、民意史者,林先生将新闻、报业、舆论、民意融为一体,也算标新立异。林著虽贯名以“史”,但严格说来,既非新闻史,也非报业史,只是一本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古代舆情和近代报业发展概况的读物,所引史料,主要取材于戈公振先生1926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不少观点,蹈袭成论,不少错误,原样照抄,多亏译者细心校雠,拨乱反正,以免流弊再生。

一部新闻史,立论的主旨不同,可以有多种作法,起迄、选材、侧重、结论自然各不相同。林先生关注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自然不会以近代报业的发展为重点,他认为,“泛泛谈论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做民主的真正基石:首先,它运用明智、公正的新闻选择、编辑、发布手段,向民众提供准确的消息;其次,它使社会舆论得以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表达”。{2}林先生留美多年,深受民主思想熏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拿美国式的“新闻自由”标准衡量从晚清到民国的报业史,得出了三个结论:(一)从中日战争到民国建立(1895-1911)这段时期,是中国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二)从1911年开始的报业,正在一步步地倒退(1915-1923年除外);(三)从1932以来,“新闻界的影响力逐渐萎缩,几至于无,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190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差”。{3}

林先生是文章大家,铺陈材料之间,时有独到见解,抒情则酣畅淋漓,议论则妙笔生花,幽默风趣,文采飞扬,但他对近代报业史的评判,却多负气之言,失之偏颇,今日读者,了解清末民初报业实况者甚少,若不釐正,恐受误导。

 

从中日战争到民国建立,真是中国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吗?

 

报纸是舶来品,最早来中国办报者,是伦敦布道会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始自19世纪初。“新闻自由”思想,也是随着传教士办的报纸输入中国的。马礼逊在《广州志乘》发表《印刷自由论》申论天赋人权:所有人均得享有发表及印行自己意见的自由,政府无权减缩或干涉人们知识的沟通,而禁止书报的印行,即是侵犯天赋的人权。{4}“天赋人权”、“新闻自由”与帝王政治格格不入,清廷视之为洪水猛兽,士大夫也鲜有响应者。到了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办《教会新报》(1868在上海创刊,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科学”等观念随着报纸的大肆宣传,渐为士大夫接受,对枢臣疆吏也有影响,成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思想动力。但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从艾小梅办《昭文新报》(1873)到甲午战争(1894)这二十多年里,国人办报仅二十余种,除王韬等人在香港办的报纸,内地报纸刊行时间都不长,印数也很少,内容多是小说逸闻诗词闲笔,对社会几无影响,直到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创办《时务报》(1896),国内才出现第一次办报热,兴起文人议政的变法运动。

清代文字狱甚于历朝,只字片语,锻炼成狱,一案构成,株连极广,足令文人望而生畏。清廷一贯钳制言论,文禁森严,《大清律例》将民间刊印书报视为“妖书妖言”,轻则流杖,重则斩首,报纸的生存和发展在专制政体下毫无根基。甲午战败,民怨沸腾,清廷内外交困,迫于形势,略有维新之意,于是,报纸在畸形的政治背景下勃然兴起。所谓“畸形”,是指此时的报纸不像欧美立宪国那样是民主、文化和教育发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是会党运动的产物。康梁鼓吹变法,有识之士,纷纷效法,全国各地组织“强学会”等社团五十多个,创办《强学报》、《时务报》等报刊三十多种,结社办报,蔚然成风,但自创刊之日,即成会党喉舌,继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清末民初,政党报纸风行,滥觞肇迹,始自于此。

戊戌变法期间,枢臣疆吏,支持结社,襄赞报业,实为揣摩圣意,投机政治之举。湖广总督张之洞、浙江巡抚廖寿丰、湖南巡抚陈宝箴、广西洋务局按察使史念祖下令本省官销《时务报》,张之洞、陈宝箴饬湖北湖南各道府州县购阅《湘学报》,杭州知府林啓饬各县购阅《新知报》,在督抚的推动下,维新派报纸在东南各省风行一时。一俟变法失败,慈禧专政,维新派报刊立遭取缔,但持论温和的报纸并未摧抑。辛丑回銮,慈禧欲行新政,报禁渐开,报业又起高潮。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推行新政,其主要举措为厘定官制、整顿财政、编练新军、普设巡警、兴办学校、广开报馆,以使“绅民悉明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大公报》、《外交报》、《时报》、《东方杂志》、《京报》等大批报纸,相继问世,此类报刊,以普及教育、传播新知、开拓视野、启迪民智为宗旨,无激进叫嚣之论,实乃近代报业健康成长的起点。

与此同时,海外的会党报刊也进入全盛时期。康、梁流亡后,日本成了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活动中心。当时,孙中山也在日本,宫崎寅藏介绍他与康有为会晤,康托词拒绝,梁启超则与孙中山多次密会,商议两派合作之事,终因康氏阻挠,未能实现,从此,康、孙分道扬镳,势成水火。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同盟会在东京办《民报》鼓吹推翻满清,立宪与革命,成了两大会党激烈论辩的议题。论战先在各省留日学生办的报刊上展开,继而漫延到海外华侨团体的报刊,又漫延到国内各报,一时壁垒分明,硝烟弥漫。流亡海外的维新派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已能回国自由办报,而宣扬革命的报刊,依然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查禁。从1899年至1911年,革命党共办报刊一百三十六种,只有六十种办在国内(其中上海二十六种,广州十二种,武汉六种,其他城市十六种);办于香港者五种;办于国外者达七十一种(其中日本三十一种,南洋各国、美国、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四十种),这些报刊主要通过私运和邮寄在国内传播,国内的报刊大多办在租界以躲避清政府的迫害,这些报刊印数少,寿命短,因不能公开征订,传播的范围很小,仅在同志之间传阅,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远不如立宪派的报刊。国民党执政时期,对同盟会报纸对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多有夸大之词,胜者王侯,贪天之功为己有,亦是常情,不值一辩。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报业勃兴,欲禁不能,为达左右言论之目的,一面在各省大办官报,宣传朝廷旨意,控制舆论导向,一面制订种种条律,对报业严加限制。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商部、巡警部、学部合定《大清印刷物专律》,到巡警部制订《报章应守规则》,以至宣统二年(1910)颁布《大清报律》,考其条款,皆在惩罚作者、查封报馆。于右任自1909年3月在上海办《民呼日报》,攻击贪官污吏不遗余力,出版三个多月即遭诬告,被捕入狱,迫使报馆停业;同年8月于氏又办《民吁日报》,因揭露日本侵华阴谋,日本领事胁迫上海道封闭报馆,出版不过四十多日。{5}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苏报》案到宣统三年汉口《大江报》案,官府封报捕人之事,迭年有之,即非革命报刊而遭威胁恐吓,借故罚款,迫使停刊者,亦不胜枚举。戈氏论曰:“文字贾货,自古有之;报纸既行,于今为烈。故当时大吏之守旧者,常禁民间阅报,言论稍有锋芒,鲜有不遭蹂躏者。报律颁行以后,官厅益有所根据,凭己意以周内。”{6}清末报纸之“新闻自由”程度,较之民初,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即从报业整体观之,受技术条件限制,清末的报纸尚属草创时期,质量普遍较低,报馆简陋,印数多在数千份,传播多在本埠,能达外省者甚少,上海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报馆也最多,以三大报之一的《时报》为例,可见一斑。《时报》是有康、梁背景的狄楚青创办的(1904年6月12日),后与康、梁渐行渐远,与张謇、赵凤昌愈走愈近,已成江浙立宪派言论重镇。《时报》大量介绍西方民主学说,提倡言论、出版、集会三大自由,向国民普及宪政知识,不仅在政治上较《申报》、《新闻报》进步,而且在编辑和内容上也有多种革新,时至1906年,申、新二报还实行“混合编辑”,用一种只能一面印的油光纸,开首一篇论说,以下便是上谕、宫门抄(还不是最近的),以下便是各地新闻、本埠新闻,此外便是广告,从不分栏,每日一张,偶尔加半张,名为“附张”,多是各省督抚的奏摺。《时报》“独创体裁,不随流俗”{7},它的新闻是分栏的,在要闻、外埠新闻、本埠新闻前各写一篇极短的“时评”,这是《时报》的首创,“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这确是《时报》的一大贡献。此外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习惯,不觉得新鲜了。我们若回头研究这许多习惯的由来,自不能不承认《时报》在中国日报史上的大功劳。”{8}《时报》还有三大贡献,一是专电,二是特约通信,三是副刊。专电,是报馆特派人员在北京,每日将政界要闻特地发电报到报馆里来,以便迅速刊载,因为中国当时没有通讯社,政府也忌讳新闻传至民间,报馆若想登载京城政界要闻,只此一途。特约通信,是请具有政治知识、新闻来源而又文笔优雅者定期给报馆写通信,《时报》最初的驻京通信员便是大名鼎鼎的黄远庸(笔名远生),后来又有邵飘萍、徐彬彬,这班北京通信员,都在报上标明“北京特约通信员记者某某”,虽不天天写通信,但一星期至少要有两篇,“这种有系统、文艺性的,观察时局,评论人物,用一种轻松而幽默的笔调写出的通信,颇为读者所欢迎”。{9}从前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虽然也登小说诗词之类,但都附在新闻的后面,包天笑建议《时报》别开一文学性质的栏目,名作“余兴”,登载的小说、诗评、笔记各文体都很新颖,风靡一时,胡适对《时报》副刊评价很高。但是,即使如报业改革先锋的《时报》,受当时通讯、交通、教育等条件的制约,在许多方面也难有突破,遑论大多数不思进取的小报?如当时中国没有国际通讯社,所有外国新闻,只能从西文报纸译摘,且很不重视,当时电报费昂贵,一二等是官电,三四等是民电,四等电报每字都要一角钱,为省钱,发新闻用四等电报,要排在后半夜发,字数要尽力缩减,不但影响了新闻质量,而且只能选发要闻;再如受铁路影响,清末的报纸可以说都是地方报,绝大多数发行不到外省,西北、西南等许多不通铁路的省城,也很难看到京津沪大都市的报纸,及至辛亥革命前,尚无一张发行全国影响时局的报纸,而且全国绝大多数州县级城市都没有报纸;又如,报章文字多用文言,下层社会文盲甚众,即便识一些字,也很难看得懂,读者少,限制了报纸的发行量,在清末,报纸的读者主要是城市的政绅学商界人士,对下层百姓影响甚微。

此乃清末报业之大观,难副“黄金时代”之美名。

 

近代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衡量哪个时期是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应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标准不能只是一项指标(如林先生所谓的“新闻自由”),而应是一组指标,应能体现报业的进步及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择其要者:一是自由办报与新闻自由,二是报刊数量的增长,三是报刊质量的提高,四是报刊对社会的影响。

 

自由办报与新闻自由

 

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约法》保障公民权利,公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办报不受限制,手续非常简便,只要向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几天就能创办一份报纸。当时,文人办报,已成风气,盘点民初政界学界文化界名人,鲜有无办报经历者。黄远庸谈他创办《少年中国周刊》(民国元年十一月)情景时说:“吾少年中国之发行,亦仅积鲠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积鲠相同,乃遂相共而倾吐之。用力至俭,无藉于外援;发机至微,无所用其考虑。盖起意只此三人,三人者定谋于立谈,而举事于旬日。”{10}

评判民国头十五年(1912-1926)的新闻自由程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政坛风云变幻,军阀割剧称雄,北京政府频繁更迭,南方各省俨然独立王国,全国各地情形不一,不同时期境况各异,执政者对报业的态度差别极大,很难一概论之。以“二次革命”为例,国民党讨袁失败,袁氏关闭了北京等地一些反袁报纸,又下令邮局不许寄递,天津、上海租界以外禁止销售,《民立报》等报都因经济问题停刊,国民党报纸横遭摧残,但其他党派和政治中立的报刊并未受到影响。再以筹备帝制时期为例,在袁氏控制的北京等地,的确封闭了很多报馆,但在袁氏未控制的省区,报刊言论依然自由,即使是北京的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声音,并非铁板一块。“五四”运动后,主张“新闻自由”已成报人执业的基本理念,著名报人成舍我经常对编辑和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不要你们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世界日报》以通栏标题报道了事件的经过,第二天发表社论要求段祺瑞政府辞职。{1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查封报馆、收买编辑之事时有发生,逮捕总编、枪毙记者之事(如张宗昌恐怖时期),亦偶尔有之,但客观分析后发现,被封报纸以言辞中伤者居多,被杀者亦有许多个人原因。军阀并非“天下乌鸦一般黑”,也有不敢得罪报纸的,王新命在《新闻圈里四十年》一书中说,黎元洪有“菩萨”之目,直系的冯国璋、曹锟这些人,“也都不敢为着言论或新闻,而得罪一些报馆或通讯社;纵令有些报纸的言论和新闻,显然都已触犯刑法上的诽谤罪,但黎、冯、曹那些人,却也总不肯提起诉讼”。王新命甚至认为,上述三人任总统时,北京报人有“处士横议的自由”。赖光临先生分析道:“出现这些现象,有一项重要原因,就是报纸当时确然有影响力量,新闻或评论能激发读者的强烈反应。如民国四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所提廿一条要求,签字之时,勃发学生运动及抵制日货运动;民国八年凡尔赛和约所作山东决议案,引起民众高涨的爱国心与反列强情绪;这都是报纸鼓吹活动的结果。一位美国人毕德生指出,这些事例‘可具证明中国报纸之势力。读报者虽限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正因报纸作用能沟通表达舆论,所以军阀对报界尚存一些顾忌,不是报纸‘批逆麟’直接触犯,多是利用软的方式收买或笼络。再者全国方在割据状态,没有任何一位军阀有力量范围全局,在军阀权力对峙中,报纸得以乘间利用;甲军阀区有劣迹,乙军阀区可以揭举批判;在丙军阀区的报纸,可以肆无忌惮地痛骂丁军阀;受压制的民情得以稍舒。”{12}

综观这一时期的报纸,可以说因时因地还是享有很大的言论自由,比晚清报纸的言论自由程度要高得多,也比其后的南京政府时期的报业环境要好。国情不同,像林先生那样拿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民国的新闻自由程度,显然没有可比性。

 

报刊数量的增长

 

民国元年,全国报纸达到二百七十家,较之宣统三年增长了两倍。以北京而论,武昌起义前仅有十几种报纸,“自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3}以后报部立案者,共九十余种。合之以前旧有之报,如“国民公报”、“中国日报”、“中国公报”、“京津时报”、“民视报”、“大同报”等,殆已在百余种以上云”。{14}民国元年报纸激增,除公民办报有宪法保障且手续简便外,另一原因是政党林立,多数政党都办报纸,以宣传本党的政纲。据黄远庸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作“北京之党会与报馆——参观内务部大事记”云:“自共和宣布以后,吾人仅知北京之党会之多,然尚不能得其确数总数,兹得内务部之调查报告,其多乃足令人惊骇,观此不能不为人物经济及社会经济惜也。”北京一年成立党会八十五个,其类别分为,政治(二十二)、学术(十七)、实业(十六)公益(三十)。{15}全国情形,也是如此。台湾学者张玉法先生对清末民初政党做过统计:“公开的党会,1899-1911年之间,六百六十八个;秘密党会(传统社会的秘密会党除外),创于1894-1911年间者共一百九十三个。上述1911年,以10月10日为限。武昌革命爆发后,迄于1913年底,新兴的公开党会,据初步统计,凡六百八十二个。计政治类三百十二个……前述统计显示,公开的党会,清末以商会、教育会为多,因当时以办教育、兴实业为救国要方,民初所以政治党会居多,因当时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建国的方向上。”{16}到了民国二年(1913),全国报纸达到三百三十一家,民国十年(1921)八百二十一家,民国十四年(1925)邮局统计,全国报纸已达千余家。{17}

 

报刊质量的提高

 

民初报刊的质量,即使是在军阀割据时期,也有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报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一) 新闻质量提高。清末报纸,一般不重视新闻,再则受通讯条件和记者水平的制约,新闻质量普遍低劣。民国初年,受政党运动影响,政论报纸占了多数,较为重视长篇评论,上海《时事新报》、《中华新报》以及后起的《商报》,每期都有一篇长评,但忽视新闻,造成内容空虚,其他大报也是如此。到了民国八、九年间,杂志勃兴,报纸长评难敌其锋,报纸销量锐减,最多者不过五千份,营业不振,难以提高。“商业性报纸在长评上处劣势,转而在新闻上谋发展,初期重视首都的政治新闻,纷纷在北京设驻京通信员,如《申报》的邵振青,《新闻报》的张季鸾,《时报》的黄远庸、徐凌霄,都是一时之选。”{18}最著名的便是黄远庸,读他写的评论,如“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政党安在”、“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等篇,分析客观,评判公正,材料确切,情感节制,绝不信口开河,毁谤人格,他认为记者要有职业素养,要认真调查研究,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叙事议论,要恰如其分,合乎情理,他写的通讯,如“大借款波折详记”、“报界之风潮”、“铸党论”、“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诸篇,“言辞生动,情理并茂;客观分析,入木三分;很受读者欢迎,被大家看作是报界的奇才”。{19}即令今日记者读《远生遗著》,也会叹为观止,自愧弗如。

(二) 报纸副刊改革。晚清报纸创设副刊最早的是上海《申报》(1872年4月),后起的《字林沪报》附出“消闲报”,是成形副刊的先驱,但当时各报副刊多为消闲性质的游戏笔墨,内容大抵为剧评灯迷、神怪笔记、杜撰故事等,近代文学的副刊,当推上海《时报》的“余兴”,内容有文言与白话小说,包括著作和译作,这种文学副刊,被报界视为《时报》的一大贡献。1911年8月,《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刊,排印于报纸正张,具有独立地位。1919年前后,报纸副刊负起了传播思想、学术与文学的多重使命,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最负盛名的副刊有:《时事新报》的“学灯”(1918.3)、《民国日报》的“觉悟”(1919.6)、北京《晨报》的“副鐫”(1921.10)和《京报副刊》(1924.12),被时论誉为新文学运动的“四大副刊”。

“学灯”发刊宣言痛陈当时社会政治风气的窳败,标揭三项宗旨:藉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开门户之见,广商榷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学灯”专载介绍学术新知、讨论思想的文字,由文人学者投稿,为报纸有学术性副刊的创始,起初为周刊,后来改为日刊,内容亦随之扩充,除星期日登学术文字外,从周一到周六,按日推出青年生活、科学与生活、古代文化、国民经济建设、新医与社会、通俗文艺等六个专刊。自学灯问世,在报界激起强烈反响,南北大报纷纷效仿,引发了一场副刊热。

“觉悟”是一个思想、学术和文艺综合副刊,它最大的特色,是开辟青年信箱,公开答复来信,询问的事,婚姻问题居多,每日满纸皆是婚姻不自由的青年们的呼声,成了当时反封建势力的青年人的喉舌。

《晨报》“副鐫”由孙伏园主编,专载有价值的文艺作品与学术演讲,该刊大量发表了鲁迅(《阿Q正传》)、许钦文等人的小说,周作人、胡适、冰心等人的新诗和散文,译介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莫泊桑等人的小说和易卜生的剧本,仅鲁迅一人就在《晨报》及其副刊上发表了六十多篇作品。

《京报副刊》是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日刊,鲁迅《华盖集》时期的一些杂文,如“青年与读书”、“忽然想到”(1-9)等都发表在这里,该刊对文学动态相当关心,对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家和小说、诗歌、戏剧作品都有所评论。

(三) 报纸文体白话化。清末民初的报纸,绝大多数用文言,虽有少量的白话报纸,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民国元年全国创刊了不少白话报章,仅北京就有十几家,但多数在短时期内先后停刊。民国七年,北大教授胡适等人主编《新青年》杂志,完全用白话写文章,提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宣言“中国若想有活文字,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积极推动“文学革命”运动。而报纸文体由文言向白话的大发展,是在1919年以后。新文化运动之后,报纸副刊多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和新诗,白话报刊的大量出版,又培育了许多青年白话作家,他们陆续成了报纸副刊的作者和编辑。“报纸的白话化,进一步发展到社论,长篇议论文的进步,更是显而易见。民国廿三年(1934),胡适将天津出版的《大公报》与《益世报》作统计,发现两报的文字的白话化,已达到百分之四十的程度。报章文体白话化,使读者易读易懂,拥有更多的读者,直接扩张了报纸的影响力量。”{20}

  

报刊对社会的影响

 

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翌年九月发行二卷第一期,易名《新青年》,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六人轮流主编。《新青年》一方面输入民主观念,译介西方学术和文学作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信仰,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质疑和批判态度,引导青年讨论文学、社会和政治上的种种问题,继之而起的《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觉悟》等大批杂志,唯《新青年》马首是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这些杂志的出现,促进了报纸副刊的革新,给报纸带来了生机,民初报章那种激烈的政论色彩日趋淡薄,报纸的思想启蒙和文化传播作用大增。

“五四”时期,《新青年》销量达到一万五千多份,居全国报刊发行量之首{21},对报业的进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报刊数字直线上升,据胡适估计,这一年创刊的报刊约有四百种,周策纵在所著《五四运动研究资料》里,列了六百零四种这一时期出版的期刊和报纸;二是读者激增和报刊内容发生巨大改变,“以往读者之于报纸,消闲的成分多,求知的成分少;商界读者多,学界读者少。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后,青年学生求知欲昂进,成为报纸的新读者群,并逼使报纸在精神与内容上刷新”。{22}从1916到1925年,受《新青年》、“五四”时期杂志和报纸副刊的影响,报业进入了一个全面革新的时代,在言论自由、传播思想、普及文化、促进教育、启迪新知、改造社会诸方面,达到了民国以来的最高水准,没有这十年的革新和进步,便不能催生“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十年,堪称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1} 刘小磊译:《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林著”。此书的书名,台湾学者赖光临先生译为《中国报业及民意史》。

{2} 林著,页1-2。

{3} 林著,页179。

{4} 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增订初版),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8月,页25-27。

{5} 刘延涛:《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第1版。

{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1版,页171。

{7}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页141。

{8} 《胡适散文》(四),“十七年的回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页435-436。

{9}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页347。

{10} 黄远庸:《远生遗著》(上册),商务印书馆,1920年6月初版,1984年5月增补影印第1版,卷一,页10。

{11} 袁进:《张恨水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页61-62。

{12}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湾中央日报社,1981年3月初版,页53-54。

{13} 作者注:清帝退位之日。

{14} 黄远庸:《远生遗著》(上册),卷二,“北京之党会与报馆”,页163-167。

{15} 黄远庸:(《远生遗著》(上册),卷二,页163-167)。

{16} (台湾)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10月第1版,页32。

{17} 周孝庵:“中国最近新闻事业”,《东方杂志》,廿二卷九号。

{18}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页59。

{19}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页59。

{20}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页66。

{21}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下册),第七篇,“‘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12月第2版,页490。

{22}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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