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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韩寒——写在《青春》和《我所理解的生活》边上(吕永林)

 

“二十九岁韩寒的悲悯之心”、“这一代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2011年大陆版杂文集《青春》的封面上,印有如此荐语。笔者认为,无论该书所收文字有多少压根承不起这般宣扬,但至少,《青春》一文是可以扛得住的。在此文中,韩寒动用了一种十分朴素、直观的绝望叙事(也可言悲情叙事),其间既无历史开掘,比如深挖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差别问题;也无理论鞭辟,比如解析从“劳动者”到“打工者”的当代生产者政治身份转换问题。文章所涉人物和事例尽皆渺小,其中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算大的,却也只是片言只语提及而已。

《青春》一文的主述对象是作者的一位发小,通过别的文章我们可以得知,此人大号韩春萍,属上海郊青,男性公民,喜欢自称春平。在韩寒看来,春平实乃当代无数中国年轻人的“缩影”(《青春·序言》),而《青春》的主题,正是春平们的“无解”:

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资料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我们知道在类似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像春平一样沉默乃至沉没,被期待或被允诺的幸福与尊严神话般遥不可及,唯一的希望,大概就是死扛——横下一条心与时间拉锯,祭上自己的青春血肉,将命运交给那些自己压根针插不进的强人间的博弈,轮番遭受各种苦恼、苦难、绝望与无能感的刀削斧斫。虽然韩寒在文中并未作更多关联,但是读者都可能想到,像春平这样的幽微个体所遭遇的,其实是现代城市对社会资源的长期掠夺与垄断,是中国乡土世界一如既往的失败与失魅,是城市高物价、高房价所导致的越发严酷的城乡隔绝和新的人种区分,是整个中国社会分配体系的不公不义。对春平们而言,“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青春》)。凡此种种,相关牵扯无不宏大,而由宏大生出的苦难和问题,又岂是幽微可解?如是,则渺小无能的春平们不得不去面对又一种断裂和隔绝:在个人的渺小幽微与解决的宏大相关之间,他们无道可走,无桥可过。

他在受苦,你无办法!纵览《青春》一文,韩寒只任悲情四溢,通篇无解。

当然苦难和悲伤常常会转化为人们前行的动力,这也正是悲剧和苦情戏的伟大功能之一。例如在左小祖咒的音乐专辑《庙会之旅II》中,就收有一首钱顺南老人作词、演唱的歌——《我的儿子叫钱云会》,此歌实是苦情至极,乐评人张晓舟称之为“苦鬼版的《苦鬼》”(张晓舟:《去阎王殿递京状》),一位具名alexrosetree的百度网友则说:“《我的儿子叫钱云会》歌词,看得我腿都软了。”

伟大的共产党万岁/替我儿子申冤报仇啊/英明伟大共产党万岁/乐清市发动镇压村民唉/乐清市发动镇压村民唉/我的儿子冤仇无边啊/死啦去递京状唉/阎王殿啊/递京状啊/我死了去阎王殿呀/递京状呐……村民没办法啊/申冤呐/没办法唉/我这样难得的很/难得的很/难得的很/难得的很到第一夜/难得的很/你们坐下/难得的很

如此字字句句,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哭丧而歌,着实令人心碎,但同时也叫人血气蒸腾,无形间,似有某种力量生焉,想要继续鼓荡意志,发力寻找出口。

但问题在于,古往今来,悲情叙事若要将其社会召唤功能最为充分地发挥出来,就必须拥有两种足可与之相应相契的上下文——社会行动的上下文,话语言说的上下文。首先在社会行动的上下文层面,无论你是作者、人物还是读者,倘若一个苦鬼或半苦鬼久不得其所希冀的正当出口,终究会悲不能抑。而人一旦到了忍无可忍扛无可扛的时候,往往就会做出蹦极式的选择:要么自裁(精神的、肉体的),要么爆发(恐怖的、随机的)。换言之,对于常人(非基督非圣僧)而言,浇灌满腔的悲情必须要有继续前行的力量作为支撑,然后才能获得无限持存,及至最终实现对自身的突破与升华,否则,悲情会把人压垮。因此,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历史连环当中,哪怕是将再进一寸的思想实验作为有限而真实的行动,也比毫无进路要强。或许,这也正是众人无心支援《一九四二》而更愿意投奔《十月围城》和《让子弹飞》的原因所在(李安的《少年派》且撇到一边)。

如此便又进入了话语言说的上下文层面。“一腔悲情,通篇无解”固然体现了韩寒作为一个作家的某种客观和节制,但作为《青春》一文的上下文,杂文集《青春》却不能同样也来个“一腔悲情,通篇无解”,应该说,这个“不能”直接构成了《青春》一书的结构难题和出版难题。在我看来,倘以一本更有分量的《青春》去做(同时设法保证其能够出版),而非仅仅满足于做一本悲悯的、批判的、泣血的《青春》,那么在《青春》一文之后,必有“韩三篇”(此处乃指一切可能意义上的“韩三篇”,或言形式意义上的“韩三篇”,而非仅仅局限于实际发表的“韩三篇”)。这样一部《青春》,其核心当在于“青春”与“韩三篇”的齐奏合鸣,两相绵延,回环往复。然而在现实版的《青春》一书中,紧随单篇《青春》之后的,是《他人的生活》——能够继续关注他人的生活,继续讲述他人的故事,这当然是好事,也是对前文的加强,但在《他人的生活》之后,则是《马上会跌,跌破一千》,是《必须抵制法国货》,是《五毛现形记》,等等,等等。这样的《青春》在整体编排上无疑是有着极大亏欠的,尽管它也收录了一些求解青春与时代出口的文字,譬如:《应养成上车就系安全带的习惯》、《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接受谷歌的六十美元》、《乞》、《必须竖中指》、《纪念母校——致青春预备役》。但它们大多只是对各种细枝末节的零碎敲打,而缺乏一种真正能撑得起全书的脊椎骨式的文字,更缺乏一种可以将宏观与幽微并举的支点性思考。在《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嘉定区世博论坛演讲稿》中,韩寒甚至甩出这样的话来:

你知道,提一些建设性意见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掌权者需要你的建设性意见,你所有费心想的意见完全得不到任何的回馈。与其这样,我要么做一个歌颂者,要么做一个批评者,我绝对不做一个建设者。

揭露,批评,讽刺,悲情,叛逆,屌丝,真实,尖锐,幽默,敢性,速度,热情,酷,爽,还不时夹杂着种种暧昧不明的巧智与调笑……许多读者希望挂出的那张地图一样的东西——不管是叫思想路线图也好,还是叫精神地形图也好,在《青春》中远未显现。

  

 

“批评”是杂文集《青春》的主打内容,同时也在韩寒最新杂文集《我所理解的生活》里面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后者中,韩寒进一步使用了“杀戮”一词来指称“批评”(《我的2011》、《这一代人(2012版)》),并提出三种“杀戮”:“杀戮权贵”、“杀戮群众”、“杀戮自己”。韩寒还特地做了两次“杀戮自己”的示范:

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我想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批评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但后来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知道无论我说得多么对,我必然有地方错了……于是,想了很久,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我的2011》)。

就在两个月之前,我还在说不光光要杀戮权贵,还要杀戮人民,我唯独忘记了还需要杀戮的,那就是自己。杀戮是一个严重的词语,而且一般不用在个体身上。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并不只有一个。一个不杀戮自己的人是危险的,哪怕被逼无奈戳了自己一下,也要报复(《这一代人(2012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韩寒是想以此为自己确立一种尽可能冷静、客观的批评意识和思维习性。这个出发点固然很好,不过依我之见,一个批评者单单“杀戮权贵”在形式上未必有错,倘若有错,其错必不在“单单”这个形式,而在他压根就没有形成对“权贵”的真正“杀戮”,以致最后连他本人都开始怀疑:自己所行“杀戮”是不是只取得了“讨好民众”的效果?

这不免让我想起安徒生童话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梁文道曾言:“今天无论到哪里,一骂官员,永远是最受欢迎的话题,官员和公务员的形象如此低,但是那么多的年轻人想去做官员和公务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一切的问题是彼此环环绑架在一起的。我们刚刚提到皇帝的新衣,如果传统讲启蒙的意思是需要一个小孩跑出来勇敢地揭穿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个现实,可是我常常觉得今天中国不是这样,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我们或许不一定需要太多的启蒙,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现在是‘皇帝’自己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过去讲启蒙是揭穿事实,现在不在于揭穿事实了,现在已经揭得够多了,他知道自己没穿,我们也知道,就是坐着一轮大船开向冰山去。”(梁文道:《我为什么对局势感到悲观》)我想,在讨论韩寒的诸多批评性文字时,无论是作为作者的韩寒,还是作为读者的我们,都有必要去仔细留意梁文道的这番话,包括重新去阅读《皇帝的新衣》。

倘接着梁文道的话往深里说,则在当代中国,最最黑暗之事或许并不在于各种恶性势力长年遭致批评后的毫发无伤,而唯有数以亿计的批评者在不停发出批评的同时,却又绝不脱离其同种种恶势力之间的“肉体关系”(物质利益的,精神利益的),这才真正构成历史和现实的最幽暗面。正是这种从不间断的“肉体关系”的广大而具体的存在,最终将一时的历史或然助纣成为持久的社会现实。若问什么是我们时代最大的色情?这个就是。

因此我想,再温和、理性(与暴力、恐怖相对)的批评者(有时候是批评的认同者和传播者),也需要装备两种最起码的武器:一种是思想的武器,如批评话语;一种是物质的武器,如行为主体在不同程度上的社会独立性及其拒绝能力。尤其是后者。为此,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批评的认同者和传播者,都有必要用一种社会学的方式去考察自己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真实位置”:作为一个生产者和交换者,你是在跟谁进行利益交换?你的交换对象又是跟谁进行交换?以及你的交换对象的交换对象又是跟谁进行交换?你如何保证在这环环相扣的交换之链中,交易各方都是正当的和清白的,而不是经常甚或总在同恶势力作交易(更坏的情形是:这些交易者本身就是恶势力)?如果在你所处的整个交换链条当中,出现了你所批评的非正当性和罪恶性,你又如何去完成自己具体而微的断裂甚至成为一个现实的障碍?或者说,在一个趋向不义的利益交换链条当中,你能成为自觉的掉链者(拒绝者)吗?还是你总是以话语的形式发出批判,同时又在物质的层面镶嵌其间,进而同无数相似的批评者一道,去操持和演绎这个时代最大的色情?

在话语中宣泄批评与不满,在实际生存中投入与维护,并且一起形成人民群众般的汪洋大海,此可谓黑暗中的黑暗、腐败中的腐败!一个批评者如若真要去“杀戮群众”和“杀戮自己”,当从这里开始。再进一步说,一个成熟的、多少有些力量的批评者,必须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层层叠加中验明自身,而不会将自己的所谓批评、独立和清白供奉在一片暧昧、朦胧之中。否则,一个人很容易会作此自慰、自解:“我只是一介书生,在这个又痛又痒的世界里写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而已,百无一用。”(《青春·2010新年随想》)同时也会自犯嘀咕——“有时候在街上开车,我常不敢看窗外,一方面实在辛酸,一方面虽然正当获利,但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忐忑不安。”(《青春·他人的生活》)并有可能下此政治断语:“我们的社会进步或者退步,常常只是特权与特权之间的争斗结果。人有善恶,权无美丑,所以去向何方,全凭运气。”(《我所理解的生活·来,带你在长安街上调个头》)以及得出某种宿命性的结论:“以前我很蠢,老想着去改变一些什么,其实什么都不会被改变,只是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显现而已,一切早就存在好了,存在好的是无法改变的,但让什么存在是能去努力的”(《我所理解的生活·让大家扫兴了》)。

或许有人会说,你看韩寒在最后面的那句话里不是已经留了个很不宿命的尾巴么?何况在别的场合,韩寒还说过与之完全相反的话:“《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这么一句台词,‘我和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这句台词被很多人当作经典,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人会变,其次这个世界也会变。很多时候,我也曾灰心,觉得人似乎不能改变什么,但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改变,机缘巧合,也许有个人会因为读了某篇文章,受到某个人观点的影响,就真的改变了世界”(《我所理解的生活·我不讨好任何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韩寒的“可能改变”说是在2012年7月的一次媒体专访中就明确表达了的,而其“无法改变”说则最早出现于他2012年11月28日发表的博文当中,因此从时间上说,后者自然会覆盖前者。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韩寒很快又将发表一个对“无法改变”说的反动,如此,倒也刚好触及了这件事情的关键所在:一个人的言说在短时间内越是翻覆莫定,越是说明其思想深处的无着无落。我认为,韩寒要想摆脱这种反复自咬其舌的政治测绘学窘境,就必须得作如下努力:

一,彻查个人同时代的肉体关系;二,建设或创造物质性的批评武器。

  

 

2013年1月,韩寒最新杂文集《我所理解的生活》出版,“三十岁的韩寒,第一次自我剖析”,这是各类媒体引用极多的一则宣传语。同以“批评”为主调的杂文集《青春》相比,《我所理解的生活》似乎更倾向于“建设”,并且“一字未删”地收录了我们曾经希望出现在《青春》里的“韩三篇”。

要知道坚固的事物都要经过烈火的锤炼,这火光既不能温暖我身,也不能焚毁我心。

这句话出自《我所理解的生活》中的《春萍,我做到了》一文,是个挺不错的句子,乃韩寒对自己的鼓励。其实我更希望这句话是韩寒对他的“韩三篇”说的,因为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形式意义上的“韩三篇”,即需要反复修改且能够反复修改的“韩三篇”。假设现实的“韩三篇”首先是出现在杂文集《青春》里面,那么我希望出现在《我所理解的生活》中的,该是“韩三篇”的2.0版乃至3.0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曾得到任何实践的假设。当然如果我们不死心的话,尚可期待韩寒的下一本杂文集。

要改革,不要革命;要多想着从民主素质入手,不要总想着从民主制度入手;本人要求创作自由,其他自由请有需要的朋友再提。如此三点,基本可以概括现实版“韩三篇”的要义(就此,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一版的“韩三篇”干脆称为“韩三点”呢?以将之同形式意义上的“韩三篇”和未来可能意义的“韩三篇”区分开来)。现实版“韩三篇”既保证了韩寒的绝对安全,也守住了韩寒的相对诚实,同时还造就了一个千百万人围观、参与的热闹场面。但事后观之,除了成就一个话语层面的“万体馆”之外,现实版“韩三篇”于人于己皆无太多实质性的提高和促进作用。“对不起,让大家扫兴了”(《我所理解的生活·让大家扫兴了》)。这个比“韩三篇”迟到一年的句子,可被视作韩寒本人对“韩三篇”的隔年评价。“我发现,我们所谓的批判,我们自以为是的‘启蒙’,我们所去宣扬的那些,其实大部分都是重复传播……不少热闹多是虚妄”(《我所理解的生活·让大家扫兴了》)。也许,这也正是韩寒的一个有相当针对性的夫子自道。但不管怎样,“韩三篇”已然出来,并且在韩寒的话语逻辑里,“韩三篇”也必须出来,无论对读者,对自己,这都是绕不开的支点话题,终究要有个交待。譬如说,《青春》一文中的种种“无解”就只能从“韩三篇”所讨论的话题维度去解决,因此单单是《青春》之后,也必须有“韩三篇”。当然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一再强调“韩三篇”当有许多个版本的缘由。可惜,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只有一个版本。

事实上,现实版“韩三篇”真正“让大家扫兴”之处,并不在于韩寒把某些重大政治问题处理成了几道单选题,也不在于韩寒本人选择了哪种政治出口,而在于他实实在在地不曾或者没能将自己的选择挺进更多。无论是在“解释世界”层面对世道、人心的勘探,还是在“改变世界”层面对张制、立人的建言,韩寒都没能带出任何新的突破与构想,这说明他在政治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等领域的修炼存在着极大缺口——不管他怎样强调自己是个喜欢学习和阅读的人,也不管他每天搭乘了多少辆时代资讯快车(参见《我所理解的生活·我不讨好任何人》以及《南都周刊》2012年第3期的人物专访《“公敌”韩寒》等)。而其所谓“启蒙重复”说(见《我所理解的生活·让大家扫兴了》、《我所理解的生活·我不讨好任何人》、《我所理解的生活·我的2011》、《青春·一些琐事》等)的反复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他在启蒙知识储备和能力方面的实际匮乏。现实版“韩三篇”中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韩三篇》)我们总不能说,这个过于讨巧的诺言便已经是韩寒用以彰显其“进三退两”理论与实践(《我所理解的生活·我最终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人生》)的重大举措了吧。

好在,对于现实版“韩三篇”所暴露出来的条条短板,《我所理解的生活》一书还是试图有所补足。该杂文集的构成其实就两块:“国事”和“我是”。剩下的“天下势”一块可全部归入“国事”,“家世”一块则可全部归入“我是”,至于“过去式”一块,则可分而归之——《操,你想怎样》和《微博》两篇可归入“国事”,剩下的四篇访谈则可归入“我是”。细心点的读者还会发现,“国事”中的最后三篇(《答台湾记者问》、《答香港记者问》和《答亭林镇青年问》)实际也可调整至“我是”,这么一来,《我所理解的生活》一书的重心便明显倾向“我是”部分,“三十岁的韩寒,第一次自我剖析”,这个宣传语倒也十分准确。如此,则该杂文集对现实版“韩三篇”进行补足的重任也将主要靠“我是”担当。

本文前面曾言,现实版“韩三篇”可被改称为“韩三点”——要改革,不要革命;要多想着从民主素质入手,不要总想着从民主制度入手;本人要求创作自由,其他自由请有需要的朋友再提。而在“韩三点”所给出的首先从国民“素质”入手的“改革”路径上,“立人”这一历史老题无疑又得奋马扬鞭且首当其冲了,从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前三位的文章(《太平洋的风》、《什邡的释放》和《已来的主人翁》)都只是点到即止了。而在这三篇文章中,韩寒给出的进路实在是非常简约:大陆民众要想拥抱美好未来,就应该向台湾人民学习、向什邡人民学习、向80后90后年轻人学习。

至此,《我所理解的生活》之“国事”讨论基本结束,而全书最核心的曲目,则交由“我是”来唱。这倒也符合逻辑:你若讲国民素质,请先从本人素质讲起;你若立人,请先立自己。

在“我是”的头篇,韩寒说:“春萍,我做到了。”韩寒还说:“打死也不能放弃,穷死也不能叹气,要让笑话你的人成为笑话。”韩寒又说:“少废话,做到再说,其他的怨气都是虚妄”(《我所理解的生活·春萍,我做到了》)。在“我是”的第二篇,韩寒继续说道:“我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不停寻找自己所热爱的一切……远行不重要,去哪里不重要,找到自己所热爱的才重要。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怕被他人嘲笑”(《我所理解的生活·青春就是一场远行》)。如果单单去读这些句子,我们可能都会觉得韩寒写得够好,很酷,也很带劲。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得给它们一个上下文,一个尽可能大一点的上下文。最直接的上下文当然是它们分属的两篇文章,然而这两篇文章所归属的上下文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就是一个当代青年俊达不可复制的个人传奇。畅销书作家、亚洲最好的拉力车手之一、知名博主、杂志主编、意见领袖、时代公民、身价甚高的商业品牌代言人……这样的传奇,对于当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极具召唤力和传感性。年轻,另类,帅,叛逆心与责任感齐备,既怀抱天下,又能从小事做起——看见有车子停放不好,会去贴条,写上“车子停这里会挡住车库车子的视线”,还会在马路中央的坑边,放下“雪糕筒”,尽管下次路过时发现“雪糕筒”已经被人拿走了(赵佳月:《他们不是“韩粉”》,《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期)。回母校演讲时勉励大家要“站直”了生活(《青春·纪念母校》),同时也非常贴年轻人的心:“我认为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乐趣是一切的推动力”(《我所理解的生活·我最终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人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学校教育的叛逆者,韩寒却能做到不轻视教育,并且设想“从最早的基础教育入手”,以此作为突破口,去推动国民素质的提升,继而还有十分具体的行动构想:“给自己的小孩编教材,自己出版”(《我所理解的生活·“文艺”没问题,“复兴”有问题》)。

可以说,韩寒的确做到了很多,对于一个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能给自己的文章配备如此光芒四射的上下文,着实不易。不过,在上述所有这些“做到了”之外,有一件事却是韩寒始终没能做到的——我们最多只能说,韩寒似乎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去做了,但他离做到还相距甚远。可是这里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韩寒不能很好地做到,那么他的所有“做到了”都会变得暧昧不明与其功叵测。这件事情,就是本文在第二部分所提到的——“彻查个人同时代的肉体关系”。

在一次名为《学会在妥协中追求——对话韩寒》的访谈中,韩寒再一次提到了自己在《青春·他人的生活》提到的那种莫名不安:“我觉得自己有罪恶感,但是不觉得自己有原罪,我也不知道罪恶感源自于哪里。可能就源自于中国这个社会很多的差距的确太大了。我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写文章都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用的电脑都是好的电脑,就能挣不少钱。很多人可能做得很辛苦,收入特别低,而且还没有保障……咳,反正就是一直很纠结”(《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期)。我想韩寒需要接着去追问和追查的是:一个人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当中,或者说一个人在整个时代的幸福分配体系与苦难分配体系当中,你的叛逆、你的批评、你的妥协、你的建设、你的成功到底处在(或被嵌入了)一个什么位置?你个人的种种成功与这个时代的种种失败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你是行走在校准这个时代的道路上,那为什么你个人成功了,而这个时代在你所校准的维度上却仍旧是失败的?如此,你的成功到底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成功?你是否也曾怀疑过,你的貌似很有杀伤力的所谓批评在很多时候不但没能造成这个时代失败之轮的停顿或故障,反而被转化成一种充满娱乐色彩乃至情色意味的润滑剂,进而让这个时代的失败之轮运作得更加顺畅了……

我并不知道别人在“杀戮权贵”的同时是否也一定要“杀戮自己”,但我认为韩寒需要这样,甚至可以这么说,只有彻底地“杀戮”好了“自己”,韩寒才能更好地“杀戮权贵”。否则,他的“自编教材”也未必就能好到哪里去,而他所搭建的各个“自媒体”(如《独唱团》、《ONE》等)也未必能跑得过这个邪性到可以玩穿越的时代。因此在最后,真心希望韩寒能如他自己所言:“坚固的事物都要经过烈火的锤炼,这火光既不能温暖我身,也不能焚毁我心。”好在道路还长,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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