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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为小说一辩(萨尔曼•拉什迪 林晓筱 译)

最近,在英国出版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乔治·斯坦纳教授的发言值得我们关注,他说:

“我们的小说正让我们疲惫不堪……风格的兴起,风格的衰落,史诗,韵文史诗,庄严的韵文悲剧。它们盛极一时,却最终沦为明日黄花。人们依旧会继续创作小说,却日渐关注混合形式的探索,我们暂且称其为事实/虚构的形式……现今的小说将如何与最佳的报道文学,最佳的即时报道相抗衡呢?……

据史料记载,品达是第一个发出这种声音的人,他说‘就算城邦限制诗歌的存在,也会有人继续将它吟唱’。文学发出豪言来对抗消亡。我冒昧地说一句,时至今日,就算最伟大的诗人说出这一番话来,也会觉得尴尬万分……这是文学多么伟大而经典——却又如此绝妙——的自负。‘我比死亡更强大。我能在诗歌、戏剧、小说中言说死亡,因为我已经征服了它,我则以此几近永生。’这样的言论已不复存在。”

由此可见,此番论调再度包裹在最慷慨、华丽的雄辩之辞当中:当然,我指的是有关小说的死亡这类老生常谈的话。斯坦纳教授经过仔细斟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将某种计算机神童、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的涌现,以及书本的消亡(至少说是突变成电子书的形式)囊括在读者死亡(至少也算是大幅度的消失)的范畴中。在法国,作者之死已叫嚣多年——而斯坦纳教授自己也在早些时候,为悲剧的死亡贴出了讣告——这使得舞台上尸横遍野,比《哈姆雷特》剧终时死的人还要多。

尽管如此,一个孤独且居高临下的角色,却在这场大屠杀中得以幸存,那是名副其实的福丁布拉斯,在他面前,我们所有人,匿名文本的作者们、电子媒体的受众们、好似厄舍府的出版业——丹麦,因内部的一些事物已腐化,也可视作是出版工业——当然还包括书籍自身,都必须低下头来:换言之,这个人指的就是批评家。

最近几周内,一位在形式方面上颇得章法的杰出小说家也宣布了形式的消亡。V.S.奈保尔不仅搁了笔:据他自己说,就连“小说”这个词本身,也让他头疼不已。就如同斯坦纳教授一样,这位《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作者觉得小说已步入风烛残年,一无是处,终究会被写实作品所取代。而人们不难发现,奈保尔先生处在历史发展的前沿,正在创作一部新的后虚构(post-fictional)文学。②

另一位重要的英国作家这样说:

“无需多说,小说在当下可谓威严扫地,就算是‘我从不读小说’这句话,十几年前经由人们之口说出时还带有一丝歉意,现今却带有几分荣耀……如果最具文学头脑的人不能将小说拉回正轨,它将有可能依靠某种肤浅、遭人藐视且毫无希望的衰退形式而苟活,就如同现代墓碑,或者《潘趣和朱迪》③一样。”

这是乔治·奥威尔在1936年写下的一番话。这似乎表明——事实上,斯坦纳教授也隐约表明了这一点——文学从来不具有未来。就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在最初时受到过此类恶劣的评价。好作品总是会遭到攻击,尤其是被其他卓越的作家所攻击。粗粗地翻一下文学史,就不难发现,没有哪部杰作在它出版后能够幸免于难,也没有哪个作家的声誉没有被同代人诋毁过:阿里斯多芬将欧里庇得斯称为“陈词滥调的编撰者……只会创造破衣烂衫的侏儒”;塞缪尔·佩皮斯认为《仲夏夜之梦》“枯燥乏味,充满无稽之谈”;夏洛蒂·勃朗特对简·奥斯丁的作品不屑一顾;左拉对《恶之花》嗤之以鼻;亨利·詹姆斯抨击《米德尔马契》、《呼啸山庄》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人人都对《白鲸》冷嘲热讽。当《包法利夫人》发表后,《费加罗报》宣称“福楼拜称不上是一个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认为《尤利西斯》“缺乏教养”;《敖德萨通讯》认为《安娜·卡列宁娜》是一部“多愁善感的垃圾……整页纸上没有一点思想”。

因此,当德国当代批评家攻击君特·格拉斯;法国小说家和批评家盖伊·斯加佩塔告诉我们说,现今的意大利知识界对伊塔洛·卡尔维诺和里奥纳多·斯卡斯亚享有的国际盛名大感惊讶;当美国政治正确性的炮口对准了索尔·贝娄;当安东尼·帕吉斯在格林尸骨未寒之际就贬低格雷厄姆·格林,并且,当斯坦纳教授以一贯的雄心壮志,不仅对一些个别的作家,而且是对整个战后欧洲的文学作品发难时,他们也许全都患上了一种文化上流行的年代歧视症:这种疾病经常复发,并对文学的过去抱有乖戾的怀旧感,认为昔日的文学在彼时取得的成就是现今文学所无法比拟的。

斯坦纳教授说,“伟大的小说出自遥远的边缘地带,来自印度,来自加勒比地区,来自拉丁美洲,这在当今几乎成了一条公理”,中心是死气沉沉的,而边缘则是朝气蓬勃的,我将对这样的论断提出异议,这也许会使得有些人大跌眼镜。如果我真要这么做,部分原因则在于这恰恰出自欧洲中心式的悲观论调。只有西欧的知识分子才认为,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文学在这个世界上已风光不再,基于此他们才会对所有的艺术形式唱起了挽歌。(至于斯坦纳教授将美国划入中心还是边缘,就不得而知了,这个老顽固的文学地理观是非常难以捉摸的。从我所处的地方来看,美国文学看上去形态完美。)伟大的小说来自哪里,源源不断地涌自何方有这么重要吗?这块土壤又会是什么,它使得出色的学者居住在它的中心地带,那里还盛产历史悠久的罗曼司,而在边缘地带则潜伏着担惊受怕,才华横溢的霍顿督人和食人族?斯坦纳教授脑海中的这张地图是一张经验地图,那上面的欧洲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对于斯坦纳和奈保尔而言,近半个世纪的文学作品表明,小说的衰落期同时也是后殖民时代开始后的第一个五十年。也许新的小说,一种后殖民小说,一种去中心化小说,一种跨国界小说,一种多语言混杂小说的出现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斯坦纳教授底气十足地秉承黑格尔式的观点,他认为“边缘地带”之所以具有创造力是因为这个区域“处在早期的中产阶级文化中,它的形式更为古老,更为粗糙,问题也更多”,相较这个观点,我们需要一个更令人信服的解释,用来说明当代小说的活力。

毕竟,这是弗朗哥政府的功劳,它将人们看待沉寂多年的西班牙语文学的目光引向了拉美的优秀作家身上。据此,老式中产阶级世界的崩坍,以及由此催生的新式而质朴的创造力,促成了所谓的拉丁美洲的爆炸。除此之外,用“更为古老,更为粗俗”这样的表述来描绘印度古老而又丰富的文化是非常古怪的。异常庞大的商人阶级,懒散的政府官僚机构,日趋膨胀的经济,这些使得印度成为了世界上中产阶级数量最多,且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并且时至今日,这一切的发展具有和欧洲一样悠久的历史。伟大的文学,特定的读者阶层,这些在印度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让人觉得新鲜的是,在那里涌现出一整代颇具才华的英语写作者。同样让人觉得新鲜的是,“中心”开始屈尊关注“边缘”,因为“边缘”已经开始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发声,这种语言可以让西方更容易理解。

在我看来,就算斯坦纳教授描绘了一个大势已去的欧洲,这种描写也是草率的,并且势必也是错误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已经涌现出一系列作家的作品,不妨列举一些,他们是,阿尔贝·加缪、格雷厄姆·格林、多丽丝·莱辛、萨缪尔·贝克特、伊塔洛·卡尔维诺、艾尔莎·莫兰黛、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君特·格拉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达尼洛·基斯、托马斯·伯恩哈特、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我们都可以依次列出自己心中的名录。如果我们将那些欧洲之外的作家也包括进去,那么很显然,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作家,很少集中在同一个时期生活和写作——由此可见,斯坦纳和奈保尔摆出的草率而悲观的姿态不但令人沮丧,还让人觉得有失偏颇。如果奈保尔不再希望,或者说不再有能力提笔写小说,这是我们的损失。但是小说的艺术离开他,却依旧能够存活。

以我的观点来看,小说的艺术并不存在危机。小说恰恰具有斯坦纳教授宣称的“混合形式”。它一部分是社会需求,一部分是幻想,一部分是自白。他跨越知识的边界,就如同越过地形学的拘囿。但是,他也是对的,因为许多优秀的作家已经模糊了事实和虚构的边界。雷扎德·卡普钦斯基有关海尔·塞拉西的伟大作品《皇帝》,就是其中一例,它体现出上述富有创造力的模糊性。汤姆·沃尔夫和其他一些作家在美国发展出一种被称为“新报道主义”的写作,这种方式直接窃取了小说的外衣,在沃尔夫自己的作品《激进的时尚以及对公诉受理者的恐吓》,或者《太空英雄》中,这个意图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旅行文学”这个分类已经得到扩充,它将含有深刻文化反思的作品也囊括其中:比如说,克劳迪奥·马格瑞斯的《多瑙河》,或者尼尔·阿舍森的《黑海》。罗伯托·卡罗索的《卡德摩斯和哈玛尼的婚姻》以一种重新审视希腊神话的方式,获得了一部优秀的小说所具有的张力和心智上的狂喜,面对此类非虚构写作中的佼佼者,人们完全可以为一种新型想象化速写的出现而欢呼雀跃——或者,更进一步说,为狄德罗或者蒙田百科全书式嬉笑打闹的回归而欢庆。小说大可以欢迎这种发展而不怀危机感。它为我们每个人留出了发展空间。

不久之前,英国小说家威尔·塞尔夫出版了一部非常有趣的短篇小说,叫做《癫狂病的数字理论》,这部小说写道,人类的所有癫狂指数之和也许是固定的,也许是恒久不变的,所以治愈疯癫的企图是无用的,因为当一个人从疯癫中恢复理智,一个处在他乡异地的人就会患上这种病症,就好比我们都躺在床上,盖着同一张毯子——可以将它想象成理智——而这张毯子并不足以覆盖我们所有人。当我们中的一个人把毯子往自身这里拉近一点,其他人的脚趾就会因此暴露在外。这是非常具有喜剧色彩的想法,它是斯坦纳教授板着脸给出的那番荒诞论调的一次回响——任何时刻,都会存在一种创作才能的总量,那些来自电影,电视甚至是广告的诱惑,使得天赋的毯子从小说身上移开了,这使得小说哆哆嗦嗦地裹着睡衣,在文化的冬天里流浪在外。

这种理论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假设所有的创作才能都如出一辙。如果用体育运动来打比方,它的荒诞性就显而易见了。参加马拉松长跑的人数并不会因为短跑的流行而减少。跳高运动员的特点和热捧撑杆跳的人数无关。

与之相比,以下这个局面更有可能出现,亦即随着新的艺术形式的涌现,它会将新的一类人带入富有创造力的舞台,据我所知,那些伟大的电影制作人当中,也有少数人同时也是杰出的小说家——萨蒂亚吉特·雷伊、英格拉·伯格曼、伍迪·艾伦、让·雷乃,就是这类人。昆丁·塔伦提诺的电影中,涉及帮匪在巴黎吃着巨无霸汉堡的那个桥段,如果不是通过萨缪尔·约翰逊和约翰·特拉沃尔塔之口说给你听,他那些充斥着恶言俗语的段落,你又会翻看多少页?优秀的剧作家之所以优秀,首要因素在于他们想到的不是小说化的东西,而是画面。斯坦纳因为小说受到更为新颖,科技含量更高的形式的挑战而感到忧心忡忡,相较于他,我总体来说要乐观许多。写作艺术的特性本身就不具备较高的科技含量,而恰恰依靠这一点,它就可以幸免于难。这意味着,那些需要大笔经费支持,仰仗高科技的艺术表达方式——电影,电视剧,唱片——因为自身的依赖性,所以很容易受到审查和控制。但是,一个作家可以独居一隅写出来的东西,是任何势力都无法轻易毁坏的。我同意斯坦纳教授对现代科技的欢庆——“现今欢乐在何处,希望就在何处,能量在四处蔓延,一种可怕的世界正在世上扩散”,但讽刺的是,这种科学创造力的爆炸,刚好可以视作对他那套“创作数量理论”的反击。有一种观念认为,伟大小说家的潜能完全不能与亚原子理论或者黑洞的研究相提并论,这种观念和与之相反的观点一样令人难以置信:过去的伟大作家——比如,简·奥斯丁或者詹姆斯·乔伊斯——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完全不同的认同,他们被视为他们各自时代的牛顿和爱因斯坦。斯坦纳教授对现代小说的创造性有所怀疑,因此他给我们指明的方向是错误的。如果现今的文学存在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就是另外一种类型。

小说家保罗·奥斯特最近告诉我说,所有的美国作家不得不接受一种现实,也就是说,在美国,比起少有人问津的运动,比如足球运动,他们的地位也好不到那里去。此番言论和米兰·昆德拉的抱怨相类似,后者在他最新的文集中指出“欧洲在捍卫和阐明(耐心地向它自己和别人阐明)最欧洲式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方面,换言之,在阐明和捍卫它自己的文化方面表现得无能为力。小说的孩子们”,昆德拉争辩说,“放弃了使他们得以形成的艺术。欧洲,小说的社会,已经自暴自弃了”。奥斯特是从阅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美国读者阅读兴趣丧失的问题,而昆德拉指出的则是,欧洲读者丧失了书本这种文化产品和整体文化之间的关联。这些观点再加上斯坦纳的无知,以及未来迷恋电脑的孩子,我们所谈论的话题就变成了类似阅读行为自身消亡的问题。

或许,事情并非如此。对于文学,尤其是那些出色的文学而言,它一直以来都是少有人问津的。它在文化上表现出的重要性,并非得益于在某种等级战中取得的胜果,而体现在成功地讲述了我们自身的故事,这种方式独一无二。至于那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准备阅读,购买好书的人——他们的队伍其实永远不会从此而壮大起来。问题在于要激发他们的兴趣。现今的问题与其说与消亡有关,不如说揭示出的是读者的迷惘。在美国,光是1999年这一年就有超过五千本新出版的小说面市。五千本啊!如果说一年当中可以写出五千本可供出版的小说,这简直可以称为奇迹。如果这当中能够冒出五十本还算优秀的作品,情况就会变得非同小可。如果它们当中有五本作品——哪怕只有一本!——可以算得上是伟大之作,那么真该普天同庆了。出版商一直在过度炮制书籍,因为各个出版社里出色的编辑已被解雇,而那些没被顶替掉的,则挖空心思,将挑选优秀书本的能力运用到了别处。许多出版商貌似总是在想,还是让市场来甄别吧。我们对此问题的探讨到此为止。有些事情则还需讲明。这五千本图书流入市场,伴随着宣传机器提供的稀稀拉拉的火力掩护,它们进入了死亡之谷。这一套方法,实则是在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自行毁灭。正如同奥威尔在1936年说的——你看,太阳底下终归是无新事的——“小说因为受到大肆吹捧反而丧失了存在”。读者无法在垃圾小说横生的雨林中为他们自己开辟出一条生路来,却又被每部小说中装点着的夸张而低俗的语言搞得将信将疑,所以只能放弃。他们每年会买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也许只会买一两本他们熟悉的作家的作品,然后就此作罢。过度的出版和天花乱坠的宣传导致了劣质的阅读。这不仅仅是过多的小说抢夺过于稀少的读者的问题,而是太多的小说事实上将读者赶跑了。如果出版一本一流的小说,已经变成了斯坦纳教授所说的“与现实赌博”的问题,那么其中一大部分原因要归结于这种不加分别、大小通吃的销售策略。近日,出版界在应对严酷的财务的问题时,信奉一种新式的、公事公办的精神,对此我们早有耳闻。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最为挑剔的编辑方面的冷酷无情。我们需要重新拾回对书的判断。除此之外,文学还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危机,这一点斯坦纳教授没有提到:对知识自由本身的攻击,离开知识自由,文学就无从谈起。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危机。还是乔治·奥威尔,他于1945年撰文探讨了此问题,该文会给我们当下提供莫大的启迪,请原谅我在此对该文大段的引述:

“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自由的观念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攻击。过去……反抗的概念和思想独立的观念常常被联系在一起。一个持异端意见者——无论是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宗教上的或者美学上的——指的是不愿意违背自己良知的人。”

“而今,认为自由是不可追求的,思想诚实只反社会的自私表现,这样的观点才是危险的。

反对思想自由的人们,总是用他们的言论来为对抗个体的规训开脱。那些拒绝出卖自己思想的作家,总会被贴上‘自我主义者’的标签。他们要不被指控为深居象牙塔里的人,就是被指控为袒露自己内心的暴露狂,抑或企图维护非公正特权,而逆历潮流而上的人。但是,要想用直言不讳的语言进行写作,一个人必须毫无畏惧地去思考,再者,一个毫无畏惧地去思考的人,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卫道士。”

来自官僚、极权、社团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压力,使得出版物的质量和范围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这一点每一个作家都是心知肚明的。至于排除异端的做法和审查制度,我个人在过去几年里可谓好好地领教了一次。而在当今世界里,类似的斗争还存在于世界各处:在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埃及,尼日利亚等国家里,作家们都要接受审查,被人骚扰,甚至被人谋杀。哪怕在欧洲和美国,各种“敏感”的冲锋队在四处行动,以限制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需要继续捍卫那些使文学艺术成为可能的价值观,这一点迫在眉睫。小说的死亡也许还遥遥无期,但是许多当代作家受到的残害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尽管如此,我相信作家的队伍仍将得到壮大。文学那种被乔治·斯坦纳华丽地称为“绝妙的自负”的因素仍旧照亮着我们,哪怕我们会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窘于在公开场合提起这些。诗人奥维德在他的诗作《变形记》的最后,写下了这些伟大而充满自信的诗行:

但是,我的精粹却是不朽的,

它将于日月同辉,

我的名声将永不磨灭。

我确信同样的豪情依旧在每个作家的心中激荡:到那时,我们都会如里尔克思索奥耳弗斯那样,反观自身:

他是留下的信使,

把亡人的门扉大开

托盘装着水果向他们致敬。

2000年5月

 

{1} 该文选自萨尔曼·拉什迪《越界:1992-2002非虚构作品集》(UK. Random House 2002.)

{2} 奈保尔先生—现在该称为维迪亚爵士—就在说出此番言论后五年,发表了一部新的小说,《浮生》。我们须感谢他将形式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3} 《潘趣和朱迪》是一出滑稽英国木偶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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