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从《小二黑结婚》看阿Q革命(翟业军)

阿Q革命“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①。但是,不新鲜未必就是过时、陈腐,反而可能提醒我们此一话题原来如此本源,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时时反顾,一说再说,就像真正的哲学、文学命题决不会新鲜,一定被人们乐此不疲地说了上千年一样。不过,话题可以不新鲜,话题的说法和结论却要足够新鲜,不然,早被说过、说透的话题何劳你再说一次?本文之所以有勇气重拾阿Q革命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就是因为找到了新的说法——以《小二黑结婚》的后见之明,照亮鲁迅关于中国革命的太犀利、太绝望的洞见。

 

金旺、兴旺这样的干部

 

把赵树理和鲁迅,《小二黑结婚》和《阿Q正传》放在一起谈,怎么看都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味,要知道,赵树理正是鲁迅一辈子都在“衷悲”、“疾视”的“庸众”啊。不过,撇开启蒙话题不谈,这两篇小说分别探讨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未庄的革命与刘家峧的革命在体现着差异的同时,会不会暴露出一脉相承的相似性?如果真有某种相似性确凿无疑地存在着,这样的相似性大概就是中国革命的共性了,这一共性既是由鲁迅藉着阿Q形象先行拈出的,我们就有理由把中国革命径直命名为阿Q革命。其实,鲁迅对于阿Q革命之于中国革命的典型意义早有阐明,或者说隐忧:“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②君不见《小二黑结婚》不正是写于《阿Q正传》发表二十多年之后的1943年吗?那么,刘家峧的上空究竟有没有阿Q的幽灵在徘徊,这一场革命究竟是不是那一场革命的翻版和轮回,究竟有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中国革命存在?别急,让我们先来看看刘家峧的革命是什么样的。

赵树理一直葆有“问题文学”的创作信念:“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③《小二黑结婚》反映了什么“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人们大抵会想当然地认定:自由恋爱问题。④为了坐实这一判断,人们又会强调小二黑、小芹这一对“新人”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但是,小二黑原也热衷于麻衣神相、奇门遁甲啊,只是在自己因为他爹的“不宜栽种”屡被戏弄之后,才跟他娘“商量成一气”,不再相信鬼八卦的。同样,小芹原也觉得她娘哼哼得很中听,也喜欢跟男人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只是在被金旺调戏之后,才一本正经起来的。再说“新人”本该有的思想觉悟吧,别说共产主义觉悟了,就连恋爱自由的觉悟他们都没有,他们甚至要到被开过斗争会之后,才知道他们的恋爱是“合理合法”的,才敢“索性”公开商量起来。解放区的“新人”竟会如此的不清不楚、懵懵懂懂,赵树理意欲何为?其实,赵树理哪有胆量拿“新人”开涮,他不了解“新人”,无意于“新人”(或许,所谓“新人”原本就是臆造的?),他感兴趣的全是那些他每天都要照面,都要打交道的“旧人”。“旧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二诸葛、三仙姑一样的不觉悟却又不失善良的好人,也就是“老中国儿女”,一类是金旺、兴旺那样的“旧渣滓”。前一类“旧人”早已是新文学的常客,赵树理并没有多少发明,对于后一类“旧人”的发现,才是他的卓特贡献。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发现不是排沙简金般搜寻的,更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的,而是赵树理凭着自己对于农村生活深入骨髓的熟稔“拾来的”⑤。正因为是“拾来的”,“旧渣滓”的横行就不会是刘家峧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蔓生的。不过,你敢说解放区的天不明朗吗?赵树理便不得不淡化“旧渣滓”的影响,大说特说起“新人”的团圆。人们对于“旧渣滓”的忽略,对于《小二黑结婚》的批判锋芒的视而不见,本是情理之中的。

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怎么迎来了金旺、兴旺这样的“旧渣滓”?个中缘由,许多作家都曾只言片语地涉及,唯独赵树理看得分明,说得透辟。以赵树理的论述为蓝本,综合各家之言,我们可以画出一幅刘家峧基层政权流氓化的草图来。八路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一派欣欣向荣的好景象。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被摧毁,新的政权如何组构?一片权力的真空中,哪些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新的领导者?要知道,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都像于福一样,“只会在地里死受”,哪有胆子挑头干那么大的事业?更何况这些胆小却诚实的农民实在太清楚,许多地主都是靠数辈劬劳艰难发家的,怎么好不劳而获地瓜分人家的田地?这一点,张爱玲《赤地之恋》中的佃户冯天佑说得很清楚:“那是他们一家子(唐占魁一家——引者注)齐心,这几十年来都是不分男女,大人孩子都下地干活,甚至他爹在世的时候,七十多岁还下地去。”因为胆小,更因为问心有愧,他们就会抵触土改,就算分给他们田地、浮财,他们也会偷偷退回去,就像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侯忠全,硬是不要分给他的一亩半地。当然,革命者丁玲会武断地宣称这样的农民纯属不开化,他们只能被革命浪涌不由分说地推向前去。农民对土改漠不关心,二流子的好日子就来了。他们好吃懒做,哪有闲工夫、闲钱去治产业,所以,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无产者。他们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钻,哪管什么天地良心,所以,他们都是一往无前得不要命的积极分子。他们心狠手辣,老实巴交的农民哪敢跟他们斗,所以,他们才是当仁不让的新头人。于是,我们看到《赤地之恋》中的支部书记李向前就是个二流子,看到赵树理《李有才板话》里的喜富、广聚等几任村长都是“什么事情都敢做”的泼皮,更看到刘家峧人巴不得无赖出来做干部,“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做干部之前,金旺、兴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好人”好歹还是要“装”一下的,做干部之后,他们就恣意妄为、无恶不作了,就像刘家峧人控诉的:“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黄世仁还只是抢人抵债,金旺、兴旺却是钱、人都要,都抢。

当然,赵树理不是王实味,哪敢一路追问下去,他会小心翼翼地掩盖矛盾,告诉我们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更会竭力地化解矛盾,凭空添上一个包青天——区长。不过,魔瓶打开了,还盖得上吗?在赵树理抹稀泥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太触目的真相。比如,金旺、兴旺敢当着村长的面捆小二黑,村长只是一味“劝解”、“调解”,“费了好大一会唇舌”,这样的村长哪里还有一点正气。赵树理夸村长“脑筋清楚”,“清楚”一词极为暧昧:是立场分明还是做坏事也讲分寸?再如,区长如果真是包青天的话,金旺、兴旺还敢捆起小二黑、小芹就往区公所送?送了,就说明他们有最起码的确信:区长乃至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与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汪晖认为,鲁迅心中共存着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阿伦特所说的“开端”意义上的革命,这个革命承诺缔造全新的政体,带来民主、自由和富庶,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不是“开端”而是重复的社会变化,鲁迅抨击后一种革命,正是源于对前一种革命的忠诚。⑥同样,在赵树理的心中也存在着两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作为“开端”的,带来“新天新地”的革命,一个是刘家峧的革命。刘家峧的革命让他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一定要写下《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小说,《休想钻法令空子》、《干部有错要老实》、《谁也不能有特权》等短评,十多年如一日地痛击金旺、兴旺这样的干部。不过,刘家峧的革命再不堪,也不能推导出革命特别是作为“开端”的革命的不堪,对于刘家峧的革命的抨击,反而越发巩固了作为“开端”的革命的永恒的正义性,并无限地加深了赵树理对它的思念和饥渴。他不会去想,作为“开端”的纯而又纯的革命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只要现实化了,就会立刻蜕变为刘家峧的革命,就像“纯粹亲爱对任何人从不是热烈的,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同情”⑦。

其实,对于作为“开端”的革命的忠诚未必就是正当的,反而可能潜藏着太多恶质化的触媒和因子——失望于刘家峧的革命必定会越发地激起对于作为“开端”的革命的忠诚。如此宿命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作为“开端”的革命本身会不会不仅是不可能的,还是疑窦丛生、千疮百孔的,根本不值得我们忠诚?费尔巴哈在分析“三位一体”的秘密时说,上帝是一个“与世隔绝、外于世界和超于世界的存在者”,“孤单的上帝丝毫也不需要二元性、爱、交际”⑧。作为上帝的上帝既然无法被有限的、感性的人感知,也就不被人需要,神竟是不完整甚至不存在的。于是,上帝需要第二个位格,需要一个神、人之间的居中者——圣子。圣子具有人身,却又确确实实属神,圣子就是神。有了圣父与圣子的统一,上帝才是友谊,是爱,是永恒的完整。以此类推,作为“开端”的革命就像“绝对的孤独和独立”的上帝,拒绝现实化,无需另一个成全了的“我”。这样的革命不愿也无力照临世界,世界便自顾自地重复着,永劫回归。忠诚于这样的革命,也就是忠诚于虚无。要想把世界拔擢出永劫回归,就需要一个作为“开端”的革命与世界之间的居中者,需要革命本身创生出类似于圣父与圣子的位格,圣父是绝对的理智,圣子是对于世界的不尽的爱,理智与爱结合在一起,乃能开辟新世界。那么,居中者哪里来?居中者源于革命对于自身的否定,源于革命朝向世界的涌动,否定和涌动又一定源于世界自身,因为神无非就是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洞察作为“开端”的革命的虚无性,竭力开启革命的多重位格,一方面要扎根于世界,拓展开世界,从世界中发现、创建出实在的、完整的革命来,因为革命的多重位格只能从世界中来。

 

“那些打惯的闲人们”

 

金旺、兴旺这样的二流子,在哪个地方都吃得开,比如未庄,去任意时代都有市场,比如辛亥。回溯至辛亥前后的未庄,二流子还有另一个雅号——闲人。未庄处处晃荡着闲人的身影。比如,闲人们一见阿Q就会假作吃惊地说:“哙,亮起来了。”撩拨之后,又至于打,打了还要阿Q自己说:“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让阿Q胆怯,唯独王胡有一部络腮胡子,让人看不上眼,“向来只被他奚落”,可就是这个闲人,让他遭受了“生平第一件的屈辱”。闲人们不仅是“打惯的”,还很贪婪,在大家都对偷儿阿Q敬而远之以后,他们却还要探出阿Q的底细,阿Q对他们也并不讳饰,“傲然”说出他的经验来。“傲然”一词点出了阿Q与闲人们知根知底的无耻。革命军兴,旧的秩序坍塌,又能打又贪婪的闲人们机会就来啦,他们争先恐后地麇集到革命党周围,成了革命的生力军。阿Q一来到钱府投奔革命党,不就看到假洋鬼子身挂柿油党的银桃子,“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吗?可以揣想,未庄要是成立新政权的话,假洋鬼子一定会成为新头人,那些必恭必敬的闲人,也可以捞个村政委员之类的职务干一干吧,就像王金发进了绍兴,“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⑨。这里的“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是二而一的关系,他们包围王金发的目的也就是皮袍子。从“三民主义”一下子归结到皮袍子,从少数义士的鼓与呼迅速演变为一堆闲人的打、砸、抢,辛亥革命从“开端”往重复的坠落竟会如此匆猝,如此彻底,就像三十年后刘家峧境况的分毫不差的预演。也许,中国革命一向如此,也只能如此吧!对此中国革命的宿命,早在民国元年,黄远生就有了痛悟:“自国人粗解‘维新’二字以后,士习益浮,风俗大坏,游民之变相,有一种人号曰‘新党’。”⑩这里所说的游民是指从宗法家族制度“脱序”的人们。游民中的高尚的一群即是行走江湖的义士,一般的就成了二流子和闲人,等而下之的则沦为流氓,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党、新党,大抵就是一些闲人和流氓。

那么,一直被闲人们欺负的阿Q又是什么人?他与革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关联?周作人发现,说杀革命党好看,说女人是害人的东西,“都是士大夫的正宗思想,在小说里却来借给了阿Q了”{11}。也就是说,阿Q其实是有士大夫气的,所谓的精神胜利法不是小民的专利,而是士大夫的痼疾,推而广之,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一说法把改造国民性的命题落到了实处,却未免太过粗疏了。鲁迅在讲完阿Q的一件行状之后,确实常常引述圣经贤传作评,比如“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若敖之鬼馁而”之类。他也确实像孔乙己说“回”字有四种写法一样,热衷于一丝不苟地辨析阿Q的心理状态,比如,阿Q的手指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不过,如此故作文气的评论,如此郑重其事到无聊的辨析,并非要把阿Q朝士大夫身上靠,而是一种既讽刺了士大夫气的迂阔,又反衬出阿Q的冥顽不化的皮里阳秋的文章笔法——阿Q的流里流气跟圣经贤传哪有什么干系,可我偏要用圣经贤传来解释他,阿Q哪有那么多细腻的、千差万别的感受需要厘清,可我偏要抽丝剥笋般地厘清了,这就越发地凸显出阿Q的不管什么文明都打动不了的愚蠢和麻木。所以,阿Q绝不是一位士大夫,可能还是一个闲人。

说阿Q也是闲人,是有非常充分的事理依据的。第一,阿Q居无定所。他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就是在未庄,他也没有自己的家,只能住在土谷祠里。第二,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当然可以找到长期的工作,因为他“真能做”,可他就是不找,是因为一来做短工工资高,二来他可以不受任何拘束,爱干什么就干什么。{12}无拘无束,也就可能无法无天,所以,第三,阿Q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吃喝嫖赌无所不好。他好一口杯中物。他是在喝了两碗黄酒之后,才手舞足蹈地说自己姓“赵”的,也是在醉醺醺的状态下,才跟王胡莫名其妙地打了一架的,更是在喝了两碗空肚酒之后,才得意地大声宣布:“造反了!造反了!”他甚至可以卖掉棉被给赵家赔罪,还剩下几文钱,却不赎回毡帽,“统统喝了酒了”。老是喝酒,他的经常性状态就是“飘飘然”。(“飘飘然”一词在小说中出现了九次之多)“飘飘然”是一种人与世界的非真实性关联,“飘飘然”的人既在又不在世界之中,总是“飘飘然”的阿Q当然就成了未庄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闲人,就像叙事人细细交代:“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又嗜赌如命。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上,数他的声音最响。周作人说,戏台下摆赌摊的大抵是近地的“跛脚骨”,与衙门有勾连,阿Q在地面上混,这点经验总该有的,哪里能去掺和?不过,赌瘾难熬啊,做戏的锣鼓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于是乎赌,直到被痛打一顿,一堆洋钱也不见了,“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阿Q更好女人。他年近而立,还只是五六年前在戏台下的人丛里拧过女人的大腿,当然渴望女人,可是,他的“好”又来得那么与众不同。王学泰说,游民的群体性格的最独特一面,表现在“他们对自己的观念、性格、情绪很少加以掩饰上”{13}。阿Q就从不掩饰自己的性冲动,他想摸小尼姑了,就在小尼姑新剃的头皮上摸一下,想跟吴妈睡觉了,就“忽然”抢上去,对她跪下,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她们要是不从了,那就是女人最可恶的一节——“伊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装‘假正经’”一语潜藏着泼皮的思路:这世界哪有一丁点正经,要有,就是你们装的。如此思路,与金旺惊人的相似。金旺调戏小芹,遭到小芹拒斥,他就撇撇嘴说:“咦!装什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就软了!”说着还拉住小芹的胳臂悄悄说:“不用装模作样了!”这样说来,阿Q正是金旺、兴旺这些刘家峧基层干部的不祧之祖。不过,金旺毕竟已经是干部了,他够胆量更有资格调戏小芹,不从,就捆起来。阿Q只是一文不名的闲人,也敢调戏女人,而且是赵家的女人,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不仅出了血,还断了在未庄的生计,从而引发了绝大的“生计问题”。

闲人而至于走投无路,可见阿Q还是闲人中的“乏人”。这一点,从鲁迅心中的阿Q形象,就可以看得分明:“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14}之所以要写一个闲人中的“乏人”,是因为闲人中的恶棍可能磨砺为枭雄,“乏人”则是“众数”,追踪一个“乏人”、“众数”的革命史,就不会写成一部枭雄的传奇,而能钩沉出中国革命的动力源和集体无意识。这个“乏人”如果还有可能在革命、革革命的征程中进一步堕落为恶棍的话,也就捎带着点出恶质化革命的可怕的同化力了。

不过,再“乏”的闲人也是闲人啊,出了“生计问题”,赶紧去“虐无告”吧,于是,阿Q略过了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也并不赏鉴田家乐,“直觉”地来到了静修庵。万万没想到,就连静修庵都不能再“虐”了,因为尼姑养了一匹肥大的黑狗。叙事人交代,阿Q拔了四个萝卜,却只“吃完”了三个,因为幸好那一个萝卜滚落,狗吓得略略一停,他才得以全身而退。这一闲笔至关重要——那么宝贵的萝卜都做了武器,狗该是何等凶悍啊,静修庵是决计不能再来了,静修庵来不了,未庄也就彻底待不下去了,他只能打定了进城的主意。{15}阿Q原来是被“逼”进城的。当然,“逼”是闲人的逻辑,站在未庄人的角度看,却是闲人自找的。阿Q的被“逼”,是不是可以触发我们省思一下“逼上梁山”、“官逼民反”的“逼”的真实性和复杂性?道理从来不是不证自明的。被“逼”得走异路、逃异地的阿Q顺理成章地做了强盗,就像同样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一样。虽然他只是个“乏人”,只能站在洞外接东西,后来还吓得不敢再做,可他毕竟就这样迎来了生命的“中兴”。他甚至“中兴”到连赵太爷都不敢惹他,“怕要结怨”。“乏人”流氓化,竟会带来如此丰厚的、出人意表的收获,那么,我们这个看似温柔敦厚的文化会不会原本就潜藏着鼓励流氓的基因?更要命的是,赵家还特许点油灯,等待阿Q的光临,让人不由地遐想:如果阿Q是金旺、兴旺一样的狠角色,他不就会一直成为赵家的座上宾?所以,杜亚泉说中国的“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为矛盾的存在,更迭盛衰”{16},还是有点大而化之了,因为贵族和游民既此消彼长,又相互利用、融合,正是这样的合流,才导致了“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杜亚泉所谓的革命是“开端”意义上的,“开端”的革命当然不可能发生,未庄和刘家峧的革命倒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成就着的。

因为只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实在是不足畏也,阿Q由“中兴”一下子走到了“末路”。幸好革命的风声传来,又一次被“逼”到无路可走的阿Q欢呼雀跃地投身革命,成了未庄革命的第一人。不过,一批狠角色很快醒悟过来,迅速地抢夺了革命的话语权,反过来又把第一人挡在了革命的大门之外,他甚至被当作乱民,稀里糊涂就“大团圆”了。如此说来,在辛亥前后,阿Q的革命还只能停留在土谷祠里的狂想,“洪哥”及其代理人压根不需要这些“乏人”、“众数”的掺和,难怪从这一幕“不准革命”的闹剧中,左翼批评家下了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判语。不过,阿Q如果有幸躲过这一场血光之灾的话,千万不要气馁,因为“新的革命”即将兴起,新的革命军坚决走群众路线,革命的大门向所有拥有革命意愿和梦想的无产者打开。到了那个时候,未庄就成了刘家峧,阿Q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金旺、兴旺一样的干部。不信请想,谁比阿Q还一穷二白?他穷得没有立锥之地。谁像阿Q一样对统治阶级和私有制充满了那么动人的、朴素的义愤?他张嘴就是最具阶级觉悟的话语:“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他更有一股想落天外的豪情和舍我其谁的霸气,无师自通地喊出了革命者最嘹亮的口号:“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在未庄时,“要什么就是什么”还只是口号,只是梦想,到了刘家峧,到了无产者被充分地发动起来以后,阿Q的梦想就一定能够怒放出最娇艳的花朵。当年在土谷祠里,阿Q不是幻想把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小D和王胡杀得一个不留吗?阿Q不是幻想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和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来,而且自己是不动手的,“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吗?现在想搬就搬吧,搬完了,还让小D把自己的柴割了,地锄了。阿Q不是从不假正经,说要女人就要,只是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还小,假洋鬼子的老婆和没辫子的男人睡觉,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眼胞上有疤,吴妈的脚又太大吗?现在就胆子大起来,视野阔起来,可着未庄的漂亮女人尽情地挑吧,就像金旺大喇喇地盯上了十八岁的小芹——三仙姑当年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小芹比她娘年轻时候还要好看得多。就这样,从未庄到刘家峧,中国革命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彻底,就在革命凯歌一路高唱的过程中,阿Q从一个有点狡猾却还算质朴的“乏人”,心想事成地成长为一位革命贵族,也可以说是恶棍。要是他运气好,没有撞上包青天,被判个十五年,他还能一直横行下去吧,直到下一轮革命浪潮涌来,又一拨阿Q崛起。从这个角度说,杜亚泉说中国革命不外乎贵族和游民的更迭又是对的,只是顺为贵族,逆为游民,贵族、游民又无非都是游民,都是阿Q。中国革命的永恒主角只能是阿Q,难怪《阿Q正传》没有出现一位闰土式的农民——革命与闰土有什么关系?

 

1928年,钱杏邨放言阿Q时代已经死去。他万万想不到,阿Q不仅在此后的无数次革命中还了魂,还挑起了大梁。鲁迅强调,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17}。“现代”的阿Q之于现代中国革命的影响,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

 

{1} 谭桂林:《如何评价“阿Q式的革命”并与汪晖先生商榷》,《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

{2}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3} 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4} 比如,《现代文学三十年》说:《小二黑结婚》“讲述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揭示了农村中旧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5} 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6}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7} 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页。

{8}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7页。

{9}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10} 黄远生:《游民政治》,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634页。

{11}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2} 周作人说:“短工按日计酬,譬如长年每月千钱,短工每日百文,比较加了二倍,但是不给饭吃。”见《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13}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14} 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5} 徐德明分析,那个滚落的萝卜对阿Q的影响非同小可:“不去强调‘三个萝卜’与‘吃完’,就好像阿Q早已有了进城的准备,可是这个决定是阿Q在吃萝卜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阿Q是越吃越伤心、越无奈,他‘鄙薄’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如今不得不又选择进城的漫游生涯。”《<阿Q正传>的叙事分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6} 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0页。

{17}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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