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方法与文本

谁是刘震云小说世界恒久的主人公(吕永林)

对那些时时处于某种政治-文化焦虑的作者和读者来说,最具逼迫性的问题也许只有两个——未来世界的形式如何?主体为谁?所谓“未来世界的形式”,其根本在于人与物、人与人乃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形态;所谓“主体”,则终究要落实为一个个有着活生生的情感流淌和精神飘移的个人。此二者,一个生成“世道”,一个搭构“人心”。
多年以来,小说家刘震云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便是对“世道人心”的反复勘探与呈现,而其小说世界的核心操持者——或者说其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则被长期锁定为世间种种非神非圣的常人。《塔铺》、《新兵连》里的“我”和《单位》、《一地鸡毛》的小林,以及《温故一九四二》里逃荒的灾民自不必说,《官场》、《官人》里的各级官员和《新闻》里的各路记者,包括《温故一九四二》里的蒋委员长在内,也都各有各的毛病和小样,至于“故乡”系列和《一腔废话》里的众人则更是如此,而较晚的《手机》、《我叫刘跃进》和《一句顶一万句》里的大小人物,亦概莫能外。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神圣事物可谓极其罕见,而且即使出现,也往往会被作家“发配”到小说的“附录”或“插页”里面,从而成为一个在场的缺席者,比如《故乡面和花朵》里的“姥娘”。只能出现在小说“插页”而非正文中的“姥娘”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过于善待这个世界。第二,从来没有给世界制造过任何麻烦。第三,在世界的大棋局旁边,“姥娘”习惯于问:“谁输了?”第四,姥娘有三个习惯性的表情:灿烂的笑、当别人说得对的时候频频点头、当她觉得世界出了问题和有一个人在拚命地诉说自己而在精神上已经在剥削和压迫别人的时候,她总是将脸扭到一边一言不发。第五,一生苦难,却又对这个世界始终有所惦念。第六,“姥娘”屋里和心里的灯永远向世界点亮着。又比如,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主人公杨百顺数来数去,发现在他交往过的人当中,也就老詹“算个忠厚人”,并且“从来不害人”,加上老詹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延津传教,虽屡遭磨难却始终不渝,还真有点超凡入圣的味道。可问题是,“从来不害人”的老詹却是个意大利人,是个天主教神父,他虽在河南延津生活了五十多年,精神根底恰恰在中国文化系统之外。对于那些从不跟神对话且从不知信仰为何物的延津人来说,老詹的存在根本无足轻重,易言之,遍布老詹周遭的,尽是非神非圣之常人。而在刘震云笔下,正是这无数常人构成了世上最为普遍的主体和最为广大的势力,同时也构成了小说家最为深刻的悲观与乐观、绝望与希望。

小林被现实“砍了头”

小林是刘震云笔下的著名人物,不过同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那个著名的小林(林震)相比,这个著名的小林却是个有姓无名的人,小林之“小”跟阿Q之“阿”颇为神似,所呈现的,乃一种极其广大、日常、弱势的常人化存在。小林与阿Q最大的不同是:阿Q最终稀里糊涂地被莫名砍了头,小林则选择了对现实生活死心塌地的臣服与归顺。但就哲学上所谓“自我”而言,这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呈现的又都是一种生命的拗断,都是生命自主性的破碎或缺失。特别是在小林身上,日常生活的难度与阴险暴露无遗。在大学时代,小林也曾“发奋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然而工作几年,经过种种日常操练与磨难,小林“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这个“淹没”不仅仅是小林与众人在日常生活方式层面的趋同,更是人少年情志的折断与丧失,比如生活热情和诗意的消散,比如对自由意志和自我主张的删除,比如对他人的爱与温情的阉割,等等。小林有个曾教过他五年的小学老师,姓杜,杜老师当时既教数学,又教语文,“一年冬天小林捣蛋,上自习跑出去玩冰,冰炸了,小林掉到了冰窟窿里。被救上来,老师也没吵他,还忙将湿衣裳给他脱下来,将自己的大棉袄给他披上”。因此对于杜老师,小林一直心存感念。十几年后,杜老师上北京看病,找到小林,小林却是有心无力,饭后送老师上了公交车,小林一个人往家走,感到身上沉重极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在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这份像座山一样的沉重对小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小林之所以感到沉重,是因为他对老师朴素的温情与爱依然深刻,而愧疚和无能感正在折磨着这个“小人物”的心。也就是说,在那一刻的小林身上,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温情还在发挥着一种正向的生产功能——生产着人对现实的不满,生产着人对现实的改变与超越可能。然而与此同时,这份沉重也构成了一种严酷的心理逼压,许许多多的人正是因为受不了这个温情与不满之“重”,才选择了忘却与自裁之“轻”,尤其是当合情合理的解决之道无望之时。
三个月后,小林在办公室收到一封信,是上次来北京看病的杜老师他儿子写的,“说自上次父亲在北京看了病,回来停了三个月,现已去世了;临去世前,曾嘱咐他给小林写封信,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待,让代他表示感谢”。小林读完信,想起当时老师来看病,自己也没给找个医院,在家里也没让老师洗个脸,心里难受一天。不过这个“短暂”的伤心最终还是被更加现实的“大白菜”问题给取缔了,小林下班后“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其实最令人揪心的,还不是小林这一伤心的被取缔,而是伤心背后人对现实不满的被取缔,因为只有人对现实的不满被取缔了,人才彻底完成了其忘却和自裁的历史行动。这正是小林之后要做的事情:“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在讨论人之为人的问题时,黑格尔有云:“人既是高贵的东西,同时又是完全卑微的东西。它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以及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能保持这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任何自然东西在自身中所没有的,也不是它所能忍受的。”{1} 说人是“有限”的,这可以从人的肉身性和社会性层面一目了然;但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同时又拥有一种能够从一切生物、社会的现实规定性中抽象出来和超拔出来的可能,这便是人的“无限”性。人的“无限”性意味着:“我能摆脱一切东西,放弃一切目的,从一切东西中抽象出来。”黑格尔认为,尽管这是一种“否定的自由”,具有严重的“片面性”,但这种“片面性”始终包含着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它是人兽之分的界碑所在,是我们身上弥足珍贵的东西,“所以不该把它抛弃”。{2}然而我们看到,《一地鸡毛》中小林的所作所为,恰恰跟黑格尔的提醒截然相反,在小林身上,人的“无限”性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自裁,以致人的“有限”性(或言现实规定性)最终上升为绝对的主子。对师恩与温情的忘却,对伤心与不满的放弃,为查水表老头解决盖章问题,并最终坦然收受和享用作为贿赂的微波炉,给女儿所在幼儿园的老师送“炭火”,等等,都构成了小林匍匐在人的“有限”性之下的隐喻,同时也是小林成为各种宏观或微观权力之服从者、侍应者和再生产者的隐喻。关于这点,小说靠近收尾处的一句话可谓明证:“小林老婆高兴地说,微波炉用处多,除了烤白薯,还可以烤蛋糕,烤馍片,烤鸡烤鸭。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好一个“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但问题是,一个不再具有强烈的无能感和屈辱感的小林,一个不再在“漆黑的夜里”扇自己耳光的小林,或者说一个从此奉行“只要加入其中就行”的小林,一个获得人生“新理想”的小林,也恰恰是一个被现实“砍了头”的小林。
对于阿Q和祥林嫂等人的悲剧,人们往往习惯用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进行品判。可是除去死亡这一等价交换物,阿Q和祥林嫂究竟拿什么去“争”?这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大难题。同阿Q和祥林嫂一样,《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也只是常人一个,并且也属于常人中的非强势群体,对于这样的小林,我们没法像王蒙曾经那样寄望太多,尤其是没法把他事先神圣化,然后再按神圣的标准去要求他如何如何。让小林像史诗中的英雄一样去“改变世界”,甚或像神一样去“创造世界”,哪怕是像另外一个小林(林震)那样勇敢而坚决地去“斗争”,似乎都有些不切实际。刘震云笔下的这个小林既没有那么深远的可持续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宏大的可持续的心志。更要命的是,围裹在小林四周的,恰恰又是一个由无数强势或弱势的常人编织而成的灰色世界,用韩寒的话说,“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3},因此换了谁是小林,谁都难免对理想绝念。而一个人如果长时间找不到出口,就很容易会认同某种流行的大众生存哲学——“如果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就让这个世界改变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是在有意无意间以一种十分阴沉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事关当代政治和未来正义的命题——要改写小林,先改变世界。{4}

无可救赎之众

从《新兵连》、《单位》、《官场》、《官人》和《一地鸡毛》而来,再加上《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刘震云笔下的常人以及由常人编织而成的世界可谓越来越混沌冥顽,越来越莫名无解,而这种混沌冥顽与莫名无解之集大成者,便是作家历时八年创作完成,并于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在《故乡面和花朵》中,众生无论高低贵贱,全被作家常人化了,而众生的“故乡”,则被处理成一个横跨五洲、纵贯古今的常人世界,在此世界之内,时间与空间不再对人类构成任何阻绝和威胁,“故乡”以前所未有的敞开姿态怀揽了无数在时间中出生入死和在历史上窜下跳的人们,并任由他们在这里跌打、翻滚、踢腾、胡闹。在此常人世界,生命得不到任何终极性的价值或意义许诺,“自渎”成为活着最后的目的和理由,而活着的过程不过是众生进行控制与被控制、消费与被消费的过程。《故乡面和花朵》之后,也许是认知世界和摆放世界的写作惯性使然,或者是想将人类臣服于“有限”性的生存情态开掘到底,在2001年第5期的《大家》杂志上,刘震云又发表了一个新的长篇,并于2002年初付诸出版,这便是那部至今少人问津的《一腔废话》。但在我看来,要想解释刘震云,《一腔废话》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因为正是通过《一腔废话》这条悬空之桥,刘震云将自己对常人世界的某种复杂情绪倾泄到了极致,从而也将自己的小说创作推至一个临界状态。
在《一地鸡毛》里面,小林最终被人的“有限”性和现实“砍了头”,从而将黑格尔所言之“人的高贵之处”(即人有保持和承受“无限”与“有限”之争的能力)丢进欲望的垃圾桶,因此无论小林将来“混”得如何,以及他能否彻底实现其日常生活中的“快感大转移”,小说《一地鸡毛》包含的人的“受难”与“堕落”主题将始终存在。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要想改写小林,先得改变世界——对小林而言,开启解救之“门”的钥匙并非揣在自己手里,而是揣在世界和他人手里。也就是说,要想探讨小林的“出口”问题,先得讨论小林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及他人的“出口”问题。然而经由《故乡面和花朵》这趟将近二百万言的艰苦跋涉,刘震云所能带给读者的却是“探讨”和“拯救”的失败,随后而来的《一腔废话》非但没能扭转败局,反将这一失败排练得更加阴森可怖和叫人头疼。
一旦置身《一腔废话》构建的“常人世界”,我们会发现就连人类对救赎之道的“寻找”本身也成了十分可疑之事。首先,“寻找”行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全都是阴谋家,而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寻找”最终都现形为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圈套和话语圈套,这些阴谋家发起“寻找”的真实目的并非启蒙大众,乃至指引大众摆脱“疯傻”和苦难,而是要借此“发起”实现其统治“五十街西里”或者兜售“五十街西里”的欲望。比如老杜是让要人们继续“疯傻”下去和将这“疯傻”推广出去,好继续他的独裁统治,老蒋的目的则是要将“五十街西里”浓缩成一个微缩景观,以方便摆放到动物园里让人参观,而两百年之后重返“五十街西里”的老马则以救世主自居,他不但改头换面姓了叶,还宣称自己的生日是阳历12月25号,他这次回来,是要将苦难深重的故人“带到那美好的寂静的乳白色和牛奶世界去开Party和过狂欢节”,可真正的结局是:老马通过“乳白色和牛奶世界”理论一步步地给众人洗了脑,并最终达到其对众人“敲骨吸髓”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刘震云的《一腔废话》中,所谓启蒙者、统治者和救世主,统统是些披裹着神圣旗帜的各色常人——老杜是屠户与强权的合体,老蒋是未知来历的皮包商与资本的合体,老马(也就是改姓后的老叶)是鞋匠与教主的合体,这些合体就跟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中“刘三”与“汉高祖”的合体一样,皆未真正超克其恶的意志,需要大家分外小心和仔细提防。其次,生活在“五十街西里”的众人永远只是一群目光短浅、没心没肺和不长记性的庸常之辈,为了获取一时之欢或蝇头小利,他们随时准备出卖别人和整个世界,包括出卖自己,实在浑得离谱。他们一方面感到被统治、被压榨、被出卖的苦难,一方面却又沉溺于自己和世界的“疯傻”,并且习惯于上演各种饮鸩止渴的历史剧目,他们“由疯傻到聋哑,由聋哑到缺少心魂,由缺少心魂到变成木头,由木头到糟木头,由糟木头到废物、垃圾和破烂,由废物、垃圾和破烂到猿猴,由猿猴到傻鸡,由傻鸡到苍蝇,由苍蝇到炭末”一路奔来,并最终奔入一种既无休无止又无可救赎之境。如此一来,《一腔废话》也就直接回应了我们从《一地鸡毛》中挖掘出来的问题:小林的命运能否被改写?或者说,小林能否在常人世界得救?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这个常人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无可救药且无需拯救的世界。
在当代大陆作家群体当中,刘震云属于那种一直在努力勘探人类生存真相和不断对世界进行“重新摆放”的顽固分子,关于这一点,作家曾借《故乡面和花朵》第四卷的叙事者“白石头”之口做过一次颇为明确的自白:“活着还是死去,原谅还是不原谅,什么时候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的是万千种头绪中的哪一丝和哪一缕,你整天闷着头在缜密周详地考虑的就是这个。它占了你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你对世界的揣想和假设、你对世界的摆放和摇摆已经超过了你对世界和人生的度过。”换句话说,在当代大陆文坛,刘震云是一位有着明显的“深度情结”的作家,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根本性的深度认知与摆放,是作家自己留给自己的一套经年累月的作业。通过对《故乡面和花朵》与《一腔废话》这两部长篇的漫长写作,整个世界都被刘震云叙述为一个完全由凡俗之辈配置而成的巨大时空广场,或者说一片由无数常人漶漫而成的汪洋大海,这个世界既无从救赎,也无所谓救赎,此正如《故乡面和花朵》中的白石头所说:“空心对着空心。这是一个中空的世界。”白石头还说:“人已经成熟到吃人不吐骨头脸上还笑眯眯的程度。所有的人都开始一头扎到具体事物里永不回头和毕其一生。所有的人都那么自信和拿根针就当棒槌,可笑、固执和偏执地在世界上活了一天又一天。”
一旦同这样一种历史·现实相遇,任何具体的个人或者个人的具体皆被碾得粉碎,从而难逃那种被同一化和扁平化的命运。因此在《故乡面和花朵》与《一腔废话》里面,表面上是人物众多和人头攒动,实则只有某种常人之众与世界之大体,而少有真正具体、特殊的个人或个体。对于刘震云而言,这未必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一方面,它虽然暂且满足了作家对世界进行深度认知的叙事冲动,但另一方面,世界被盖棺定论的同时也被单一化和贫乏化了,从而成为作家对世界“一时”之“揣想和假设”的文学投影,而非包含了种种历史、现实与未来,包含了种种不可能与可能,包含了“有限”与“无限”的世界本身。更重要的是,世界的核心操持者——或者说核心主体,即常人,也就被作家单一化和贫乏化了。实际上,常人是阈,而非定值。《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只是常人,但常人却非只是小林;同样,《一腔废话》中无可救赎的“五十街西里”只是常人世界,但常人世界却非只是无可救赎的“五十街西里”。

老汪出走

创作《一腔废话》之中和之后的刘震云已然抵达了一个叙事的临界地带,当其笔端众生皆被界定为一个个“空心”无赖,而世界则被界定为一个“中空的世界”之时,历史和现实在本质上就被终结了。如此一来,此后的刘震云要么寻求对自己已有“深度”的反动,要么不断自我重复或者干脆停止写作。从《一腔废话》发表十年之后的今天去看,刘震云显然选择了前者。不过到目前为止,刘震云对自己的反动乃一种微观反动,而非宏观反动,在推翻自己曾经对世界之大体所作的“揣想和假设”层面,似乎还没有寻找到足够的力量和信心,于是,他选择了从具体的个人层面下手。更为关键的是,其小说的叙事支点也从《故乡面和花朵》与《一腔废话》中的“世界之大体”转入了未知其可与不可的“个人之具体”,而2003年出版的《手机》和2007年出版的《我叫刘跃进》可谓作家在其摇摆状态与过渡时期向读者们交出的半成品,里面的主人公严守一也好,刘跃进也好,在心魂上皆属于一种“准无赖”或“半无赖”状态,对人对世界依然“浑”得很,因此都还无法真正承担或呈现刘震云在临界之后的自我反动。真正的反动是在200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出现的。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不管是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还是其他人物如曹青娥,老汪,老詹,等等,皆为读者带来了一个让人颇为感奋的消息——具体的个人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复活了,而被《一腔废话》等作品无情解构掉的“寻找”行动,也再次成为刘震云小说中的一大主题。当然,这一回的寻找不再是以往那种抽象的集体的寻找,而是一些具体的个人的寻找。
不过,在写个人的寻找之前,刘震云先写了个人的出走,而在写主人公杨百顺的出走之前,又先写了私塾先生老汪的出走。“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曾在开封上过七年学,老汪之所以能上学,是因为老汪的爹与人赌气打官司,非但两年未赢,还把自家的三间箍桶铺子全都折进去了,于是想指望儿子去考个功名,好回来报仇,不想供了七年,老汪却在开封被人打了,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伤腿辍学还乡。为供老汪读书,他爹都累吐了血卧病在床,“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此后七八年间,老汪便以教书为生,四处流落,最后好歹在杨家庄所属镇上的东家老范家落了脚。“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问起缘由,原来是在“想一个人”,可是又“找不得”,当年他就是因为这个找,差点丢了性命,如今“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老汪有四个孩子,唯一的一个闺女最小,名叫灯盏,灯盏只有六岁,却淘,结果一次玩耍时掉进牲口棚的大水缸里淹死了。灯盏死后一个月,老汪想默写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里面有两句话他尤其喜欢:“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不想去窗台上拿砚台时,突然发现灯盏吃剩的一块月饼,月饼上还“留着她小口的牙痕”,老汪顿时悲从中来,大哭一场。再过三个月,老汪带着老婆银瓶和三个孩子,离开了老范家,一路西去,但凡到了一处却仍觉伤心,就又往前走。一直出了河南地界,“沿着陇海线到了陕西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便在宝鸡落下脚”,开始在大街上吹糖人,如果哪天老汪喝醉了,还会吹出一个花容月貌的小媳妇,十八九岁,模样像是低头在哭。
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出走的形象或主题并不鲜见,比如《水浒传》中的众好汉聚义梁山就是一种出走,而他们造反也好,被招安也好,主动也好,被逼也好,其实都绕不开九纹龙史进在落草前说过的那句话:“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为了不做别人的傀儡或玩偶,也选择离家出走。“五四”以后的中国,出走曾作为一个时代的母题影响过无数文艺青年,鲁迅还特意作《伤逝》以析涓生和子君出走之后的情形。1990年,王朔发表了一篇名为《给我顶住》的作品,里面的主人公方言则在撮合了自己妻子和自己朋友的婚姻之后干脆玩起了人间蒸发,从此音信全无。比照起来,《一句顶一万句》里老汪的出走要平淡得多,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离开伤心之地。从河南延津一直走到陕西宝鸡,其实是老汪的一次更加漫长的“走走散散”,他最终得到的并非内心彻底的安宁或解脱,而是略微的舒缓,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略微的舒缓,老汪才不至于憋死或疯掉。实际上,舒缓之后的老汪心里面还是会想,还是难忘,因此也就还会感到焦苦,不仅是生活本身苦,想念也苦,所以老汪醉酒后会吹一个“开封小媳妇”的糖人出来,以寄相思。我们知道,如果碰上老汪这样的境遇,许多人都会选择断念不想,《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还没老汪这般苦楚,就已经决意放弃自己曾经的念想了。如此看来,老汪的出走并不是真的为了“忘”,而是为了护佑那份“想”,他是要到一个能够容他想念的地方,既想死去的女儿灯盏,也想自己早年在开封的那个相好。忘却,不想,忍受,固然能让人移置痛苦,与现实和解,但也容易让人从此变得麻木不仁,无情无赖。老汪为了持存心里的那份“想”,几经犹豫、挣扎,最终放弃了自己流落多年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安稳生计,选择离开,从而让围拢在他四周的那一小块正在板结的历史与现实有了一丝松动,也让作为读者的我们觉得这个人始终还有口气在,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死人”。

“心倒是有,就是苦得很”:杨百顺
出走之后

杨百顺第一次出走是在十六岁那年,他本来就跟他爹老杨有些不对付,同时也对老杨的营生卖豆腐有些厌烦,于是当他爹和他弟弟杨百利合伙谋算他的事情暴露之后,杨百顺便跟老杨彻底闹翻了,一个人爬墙而去。但是,杨百顺这一回的出走只能算个半成品,因为他虽然投奔老曾学起了杀猪,但老曾管吃不管住,杨百顺晚上还得回杨家庄睡觉,因此对他爹和豆腐的脱离“就不能像杀鸡杀狗一样,一下子了清楚”。后来,杨百顺因师娘做人“不地道”而跟师傅老曾也闹翻了,于是连杀猪这碗饭也没法继续吃下去,一时又没个别的去处,“只好又回到老杨身边做豆腐”。然而到这年腊月十九晚上,杨百顺再一次离家出走。这天本是杨百顺的哥哥杨百业成亲的大喜日子,弟弟杨百利因是司炉,在杨家庄也算见过世面的,就被老杨安排到婚宴第一桌去陪贵宾,杨百顺却连酒桌也捞不着上,而是被使唤到杨元庆家的茅房给人垫土,碰巧当年在“延津新学”这件事上给老杨出损招的老马来上茅房,无意中把一口浓痰吐在茅坑边,结果引发了杨百顺极大的误会和愤恨。晚上客人散尽,杨百顺一个人钻到杨元庆家的厨房吃些东西,又喝了几口婚宴上撤下来的烧酒,结果没一会儿就喝大了,晕晕乎乎间将自己对所有人的恼火与仇恨皆倾注到老马头上,觉得自己与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于是回家抄了自己的杀猪刀,立即赶往马家庄去杀老马。还好在马家庄村头被夜宿草垛的小来喜绊了一跤,彻底酒醒,才收起杀念。可是杨百顺想到自己心里不但对老马起了杀念,对自己的爹老杨、兄弟杨百利也都起了杀念,便决意再不回杨家庄,打算离开故乡延津,到开封另谋生路。
然而事不由人,此后杨百顺并未能立刻走出延津,而是一路坎坷,屡遭磨难。他先是在蒋家庄的染坊挑水,后又在延津县城北街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却都没能干得长久,随后只得四处打零工,给货栈扛过大包,沿街给人挑过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漂泊日子。中间活得唯一精彩与忘形的一回,是正月县城闹社火那次,被临时抓去扮阎罗救场的杨百顺舞着舞着就“舞出花”,结果被县长老史看中,成了县政府后院一个种菜的,也因此得以入赘寡妇吴香香的馒头铺,从此更名吴摩西。吴香香之所以相中杨百顺,首先是因为杨百顺好歹算个县政府的人,却不料县长老史因自己的关系上峰被撤而跟着被撤,新县长老窦一到,杨百顺便丢了饭碗,且随即遭了倪三的一顿毒打,指使倪三打人的则是想要夺回馒头铺子的老姜家。吴香香知道杨百顺被打,非但不劝慰,反而以言语相激,唆使自己的丈夫去杀人,这才有了那出“吴摩西大闹延津城”的传奇故事。杨百顺得胜归来,双腿发软,吴香香抱住他直喊“亲人”,但杨百顺觉得这个喊他“亲人”的人不亲。可是比杀人还让杨百顺头疼的是,“过起琐碎日子,两个人说不到一起”,除了跟杨百顺不亲和脾气不投,吴香香还视杨百顺为一个“没用的人”,事事压他一头,更为阴森可怖的是,吴香香跟隔壁老高一直在暗里偷情,蒙在鼓里的杨百顺却一直当银匠老高是好朋友,没事的时候喜欢到老高的银饰铺串门说话,直至吴香香和老高二人的事被揭穿。这回杨百顺可真是要杀人了,吴香香于是同老高私奔而去,把馒头铺子和五岁大的女儿巧玲扔给了杨百顺。
杨百顺跟吴香香说不着,跟巧玲倒是说得着,他本想咽下这口气,从此守着馒头铺子,再等个李香香来,说不定互能说得着。可延津城的众人皆不让他安生,皆要他出去找人。杨百顺原本盘算着演一回戏,出去假找一趟蒙混过关,便带着巧玲在百里外的新乡住了下来,不想半道却把巧玲给丢了。对杨百顺来说,巧玲现在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回想他这些年的遭遇,没一步不艰辛,没有一步不坎坷,“但所有的坎坷加起来,都比不上巧玲丢了”,于是杨百顺拚了命去找,可哪里找得着。
郑州是杨百顺寻找巧玲的最后一站,此后,杨百顺第三次踏上出走之路。如果说前面两次出走杨百顺还只是对家庭伤了心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出走则是杨百顺对所有他认识的人伤了心,对一切他去过的地方都伤了心,同时也对寻找巧玲死了心,从而要彻底离开伤心之地。这时杨百顺想起老詹生前讲经时说过的一段话——“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和亲族,往神指引的地方去”,自己“却无处可去,也无人指引”,心中悲苦莫名。
杨百顺也好,老汪也好,俱非英雄,他们的形象实际上是反《水浒传》的,他们既非本领高强,亦非胆色过人,且都有些迂直。在延津人的眼里,杨百顺简直就是谁都可以欺负的“懦人”一个,就他本人而言,杀人放火之事也只能被埋在心底而无法真正上演——真正上演的终究不过是杀猪、斩狗而已。因此,当杨百顺和老汪遭遇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人和事,当他们心里的苦难无处排解之时,唯一果敢决绝的方式便是出走。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就是一个出走者,除了出走,其他方面几乎全被他人攥在手里。但也正是因为不断地出走,使青年杨百顺成为一个与《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不大一样的人。对于身边的现实以及无边的现实,青年杨百顺没有像小林那般无限妥协,忍了再忍,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离开,放弃到手的利益或苟且之乐。在我看来,这完全算得上一个常人对人的“有限”性的造反,算得上一个常人对冷森森的客观世界的微型拆卸,如果更进一步讲,在杨百顺和老汪身上,出走就是传奇,出走就是神话。对此,刘震云尝言:“他们经历的事儿特别地惊心动魄,不小于一场战争、一场政治改革,不小于一场社会改革,不小于人类往哪儿去……”{5}
在杨百顺三次出走的历史瞬间,一个具体的个人故事获得了改写可能,这是一个常人所发动的微观起义,对世界而言,它或许只是一个过于微弱的变量,根本无足道哉,可对于心中有着同样渴望的人们而言,一个杨百顺就意味着一道裂缝,一百个杨百顺就意味着一百道裂缝,一旦这样的微弱变量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变得可观起来,其对现实的拆卸功能就会变得无可估量。因此,杨百顺的一次微观行动,或者以杨百顺为“倾听”对象的一次微观叙事,乃至以《一句顶一万句》为“阅读”对象的一次微观讨论,有可能就是一星遥远而幽隐的燎原之火。但必须承认,出走创造的只是一种否定性的自由,它只负责生产各种未被现实化的可能和一颗不死之心,却无法兑现更多,而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否定性的自由里面——只有肯定性的自由才能为我们提供更为有效的栖居之所。因此,现实中的出走必然牵连着寻找。从延津出走的杨百顺也曾发动过两次刻骨铭心的寻找——一次是寻找巧玲,一次是寻找栖身之地,但都以失败告终,杨百顺也从此撤出了《一句顶一万句》的中心。
几十年后,曹青娥——也就是当年被杨百顺弄丢的巧玲——时常会梦见自己的两个爹,一个是刚刚去世几个月的养父老曹,一个是失散多年不知死活的继父杨百顺,曹青娥先是梦见两个爹都没了头,后来又梦见老曹头虽有了,却捂着胸口说里面难受,曹青娥以为爹又“没心了”,老曹回答说:“心倒是有,就是苦得很。”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为之动容的句子,它不仅是老曹的内心剖白,也是当年终于在咸阳落脚扎根的杨百顺的内心剖白,同时还是包括曹青娥在内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内心剖白。在分析国人的某种精神特征时,刘震云说:“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讲,人跟世界存在三种关系:跟物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身的关系。在一些有宗教的国度里,除了这三种关系,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神社会和人人社会的最大区别,不在于生活中多出一个神,而在于多出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而且可以随时随地说,因为神无处不在。在人人社会,知心朋友难觅。知心朋友和神最大的区别是,神的嘴是严的,朋友是会变化的。无处吃饭可以乞讨,无处说话就把人憋死了。”{6}如此荡漾开来去想,人活在世上,却觉得这个世界不亲,不但世界不亲,也没几个跟自己亲的人,总怀揣着一颗出走之心,却总是落在不亲的世界之内和众多不亲的他者之间,最终陷于一种无物、无人、无神的孤苦境地。此可谓杨百顺一生最大的愤恨。

“重新创造习俗,重新构造起源”:
牛爱国的寻找

“不杀人,我就放火。”这是杨百顺生前留下的一句狠话,被写在老詹画的那张教堂图纸上面。类似的话曹青娥和牛爱国也说过,曹青娥说这话是在她结婚以后,因与自己的男人牛书道说不到一块儿,常常后悔,于是在跟好朋友赵红梅诉苦时说过:“我光想杀人,刀子都准备好了。赵红梅,你让我杀人吗?”“除了杀人,我还想放火,我从小爱放火。赵红梅,你让我放火吗?”牛爱国说这话则是因为发现老婆常年跟别人偷情,却又离不起婚,憋屈了三年之后喝了闷酒跟老同学冯文修说的——“我想杀人。”“我想杀人”,或者“不杀人,我就放火”,再或者“除了杀人,我还想放火”,这些并未真正兑现的狠话呈现的,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发恨的心情,它们揭露了人内心的苦难是何等深重。同当年的杨百顺一样,牛爱国最终也选择了出走,有一次他贩了车酱菜在天黑时疲劳驾驶,结果一头撞到了路旁的槐树上,醒来之后,牛爱国“看着山脚下万家灯火的沁源县城”,“突然感到自己要离开这里,不然他真要杀人”。
如果牛爱国的出走也仅仅是出走,那么他跟杨百顺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区别,而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下部“回延津记”和上部“出延津记”之间也就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最多只是个历史性的重复。好在刘震云让出走之后的牛爱国遇到了章楚红,并由此顿悟了世上“相好”者的精神密码——两个人在一起说得着。有一次,牛爱国和章楚红在床上说话,章楚红突然对牛爱国说:“再没有跟你在一块儿好,你带我离开这里。”牛爱国张口答应道:“我回沧州盘算盘算,咱就离开。”此时此刻,牛爱国正在获得一个可以超越杨百顺的“出走传奇”,并创造一个新的传奇的可能。可回到沧州一盘算,牛爱国“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可去的地方少”,再加上被朋友崔立凡一说,牛爱国更是觉得自己缺乏跟章楚红在一起的资本,又担心如果犹豫下去,闹不好还会出人命,“左思右想,不敢再带章楚红走,决心与她断了”。如此,牛爱国就又退回到了类似老汪和杨百顺的精神苦境当中。当年,老汪就是怕出人命,最终放弃了找寻,而杨百顺在对寻找巧玲死了心之后,则是无人可寻,无处可去,还有曹青娥,乃因父母之命和一时之气而未能跟自己真正欢喜的人在一起,结果造成一辈子无以化解的心灵怨结。从杨百顺到曹青娥,这父女两代实在是遭遇过太多的断裂事件——出走,漂泊,寄居,再出走,失散,被贩卖,被收养,被嫁人,彼此间杳无音信,等等,然而最大的灾难还是人在遭遇断裂之后的无处安身立命,于是一次次的断裂就累积成了一道道无从疗治的伤口。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现代中国人集体的精神写照,时光将逾百年,我们却始终无法按照一个好的精神统一性牵系自身,而是总处于一种莫名的断裂感和不安当中。
多亏牛爱国的胆子最后又大了起来,原来对亲人之往事和历史的找寻并不能解他心头烦闷,正如何玉芬一语道破的那样——牛爱国心里的烦闷比他找的事大,牛爱国缩在自己的心里躲来躲去,结果却不得不向自己承认,唯有章楚红才能彻底打开他心头那把锁,于是,出走就又变成了新的寻找。两个人分开之前,章楚红曾说她有一句话要讲给牛爱国听,如今七个月过去,跟李昆离了婚的章楚红不知去向,牛爱国现在要找到章楚红,已不是要听章楚红想说却没说成的那句话,而是他有一句新的话要告诉章楚红。胆子大起来的牛爱国想:七个月前他“逃回山西,闪了章楚红,是怕出人命;现在就是出人命,为了这句话也值得”。我常常琢磨,在刘震云笔下的常人世界里,这趟以章楚红为目的的寻找对于弱势常人牛爱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正是因为这趟寻找的开启,牛爱国才得以从一种逃离的“否定性”跃入一种创造的“肯定性”之内,因此在其个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上,此可谓革命性的一跃,虽幽微,却伟大。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只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达到历史的深度。革命并不是颠覆和破坏,而是一种起义,是重新创造习俗,重新构造起源。”{7}我认为这话放在牛爱国身上倒也十分妥帖,尽管牛爱国达到的历史深度首先是一个具体个人的历史深度,他要进行的“重新创造习俗,重新构造起源”也首先是一个具体个人的“重新创造习俗,重新构造起源”。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有太多的人未能抵达自己的历史深度,未能开启自己“重新创造习俗,重新构造起源”的革命行动,哪怕只在其个人的、微观的领域。就此而论,牛爱国最终成为了一个英雄,一个反英雄的英雄,一个常人世界的微观英雄。
杨百顺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像罗长礼那样“喊丧”,而“喊丧”的实质,是想“虚”一下,是想借此摆脱或超越“眼前的生活”,就跟杨百利的“喷空”和老鲁的“走戏”一样,眼前的日子实在是“太实了”,让人活得像个没有魂儿的死人。瞎子老贾弹三弦,老胡做木工,老史听戏与“手谈”,老冯张罗“闹社火”,多少都有点这个意思。其实脱离“眼前的生活”也非最终的目的所在,关键还是想让自己无着无落的心或魂儿有个安放之处,当然,这其中有不少路径也只是一种替代或补偿,是退而求其次,因此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还有比“喊丧”、“喷空”和“走戏”等更虚的事情,那就是老詹对主的信仰,{8}但老詹对主的信仰却也彻底安妥了老詹的灵魂。而就牛爱国来说,以上提到的物也好,事也好,神也好,皆不能治好他现在的心病,他现在唯一的解救之路是一个人,一个在这世上曾经真正跟他“相好”的人,那就是章楚红。在牛爱国这里,对章楚红的寻找就是对自己内心最真实、最宏大的欲望的确认,就是对自己历史过往和现实的革命。因此,我不太能同意陈晓明先生对《一句顶一万句》的一个说法:“这可能是真正的零度叙述,没有历史,没有变革的奇迹,没有未来面向……”{9}我反倒认为,如果说从《一地鸡毛》一直到《一腔废话》,刘震云进行的是一种为其笔下人物“哭丧”式的写作的话,那么自《一句顶一万句》始,刘震云便开始了一种为其笔下人物“叫魂”式的写作。当然,“哭丧”也还在继续。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出版社,1961年,第35节“补充”。
{2} 同上,第5节补充部分。
{3} 韩寒:《青春》,见韩寒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iy7s.html。
{4} 或者还可以这么说——要改写自我,先改变他者。另外,“世道”不仅包括社会制度建设,还包括如汪洋大海般的群众习俗和社会惯例,可参见李开厚:《探寻中国改革的底层动力》,载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850。
{5} 张英:《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专访刘震云》,《南方周末》,2009年6月10日。
{6} 刘雪明:《刘震云:探寻中国式孤独》,《乌鲁木齐晚报》,2009年6月19日。
{7} 转引自“理论车间”:《从“占领华尔街”运动来看海德格尔的革命性》,见“理论车间”博客:http://hi.baidu.com/%C0%ED%C2%DB%B3%B5%BC%E4/blog/item/2b39dbca3dcbd95af21fe783.
html。
{8} 参见程德培:《我们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评刘震云的长篇〈一句顶一万句〉》,《上海文化》,2011年第2期。
{9} 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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