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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愁河”内外的玉公(芳 菲)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札记(续)
   芳   菲
  
  
   Ⅳ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
   重看陈渠珍生平,仍然离不开一“奇”字。只是,这个“奇”的内涵可能已大大超出当年任乃强先生所指。揣度任先生的“奇”,大抵是两层意思:以行伍之人,写出如此深邃秀丽文字,此为一奇;绝域之地,少人涉猎,陈渠珍不仅涉猎,且遭难得之事、难遇之情,此为二奇。而如今我心里的惊奇和不平静,还关联着如下一些疑问:他究竟是一个脑子里充满“抱残守缺”不合时宜念头的旧式军人,还是一个在时代中脚跟立定、不随波转的修道苦行僧?他毕生的努力,是可以扫进历史废纸篓的无用功,还是仍保有未散发尽的积极能量?他究竟是不东不西、不古不今的半吊子,还是试图兼容东西古今、造福于民的志士?在一个艰难的世事,凭借信仰、感情之力来护卫建设家园的种种努力,值得今天的人们怎么看待呢?
   很难回答。仅以文白之变而言,如果“当代”的力量尚不足以让文言与白话的世界互相打开,这部“非此文不能写此事,非此事不能写此文”的《艽野尘梦》,就只能是掉落进历史深山中的一部奇书,以“现代化”为潜在线索的文学史上不能有它的位置。
   不过,即使不做评价,也无妨罢。古人说:象形会意,有感动就有收获。我不过想说说我的感动。
  
   出生秉受
  
   陈渠珍的一生,历经艰难,其卓尔不群的品德与意志最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品德与意志,是怎么来的?它是真实的吗?
   陈渠珍曾于民十三年(1924年)任湘西镇守使期间,于治军之余,撰《先考杏圃府君事略》及《仲兄小圃事略》,追叙父兄生平,让人看到了他的所受。
   陈家原祖居麻阳,因祖父陈宏文迷恋医术,拜凤凰名医胡学文为师,才迁居凤凰。祖父个性“慈祥喜施”,只着意于救人医病,若遇贫者来看病,常不收药费诊费,致家庭财产日益空虚。
   祖父去世时,陈渠珍父亲仅十二岁。由祖母许太夫人抚养。许太夫人忧贫中累倒,陈渠珍父亲“躬侍汤药,不弛衣带者半载”。后来从军,在征讨苗民石仲华叛乱中立了功,许太夫人闻讯,喜曰“吾可以见尔翁地下矣”而卒。后太平军起,陈渠珍父亲入曾国藩的湘军,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苏等省,征战英勇,获授三品武功将军,后以伤病返乡,领抚恤金生活。后来与四儿子一起管理凤凰县的屯谷,“周贫振乏,一切不计”。只管多多地借出,平平地还进,其间的盈亏,都由自己补贴。子女夫人或有烦言,认为应以子孙为念,留下些财物,他总认为不能以自己将来可能的忧患,来做不救济别人眼前痛苦的理由。陈渠珍耳闻目睹,看到周围乡人不论是造船修房、开山填谷、贫穷不能生存,只要向父亲求助,“必人人如其意以反”。乡邻以神庙中“有求必应”之言来称颂父亲。在他管理屯仓八年期间,自己补贴进去的钱达“四千金”。后来因为事情得罪上司,上面借故稽查,父亲倾家还债。以致县里的贫民都哭着登门,怪自己害了他。而父亲“顾怡然”。父亲有句话是:“人遗子孙以财,吾遗子孙以义。”
   这真是现在很难想象的古风了。
   陈渠珍十三岁丧父,由二哥陈开藩兄嫂抚养,教养聘娶,都为他做主。资助他读书深造,为他买书花费几个月的俸禄也不惜。陈开藩性格仁孝忠诚,在护国战争中,北军和黔军鏖战麻阳,凤凰大震,他任城防司令,昼夜巡逻,数月内睫不交合,终于积劳成疾,去世时仅五十五岁。
   我有一个感受,在不知道陈渠珍有这样的祖父、父亲、兄长之前,他在西藏逃亡路上始终不图私利、生死关头以民胞物与为念,自治时颁布诸多扶贫济困的法令,从良心着眼来训练部队和军人……等行为,让我尊敬;知道了他的家传,尊敬慢慢转化为信任。“信任”说起来朴素平淡,但内心却感受这个转化意义重大,难以言表。
  
   入藏
  
   父辈的遗传家教,是陈渠珍的先天之受,西藏之行,则是陈渠珍后天的选择。
   在《艽野尘梦》“总叙”中,陈渠珍曾说到入藏的因果和心理:
  
   余自长沙军校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其时革命思潮已萌芽于内地,湖南民气尤激昂。革命先进,迭遭失败,知非联络军队不足以颠覆满清,乃设同盟会支部于长沙。予鉴于清政不纲,外侮侵陵,方醉心于政治革命。
  
   晚清末年,有志青年不满现状,“醉心于政治革命”已不罕见,同盟会在军队中已有广泛势力。如果陈渠珍被这样的思潮裹挟,以湘籍人士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特出表现来看,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陈渠珍接着写到,青年军人加入同盟会后“思想为之一变”,
  
   士气日张,泛驾跅弛之行,不可复制。
  
   泛驾,不服从驾驭;跅弛,放荡不偱规矩。寥寥数语,勾画出当时拥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以为世界在我、不可一世的形象。陈渠珍对此议论道:
  
   予既怀古人勿撄人心之戒,以为从此鼓励激撮,清政可复。然偾骄之祸,收拾綦难,则始于救国者,必终于误国。因是,决计解职归里。
  
   既不满现实,却也对张扬革命者所易积累的“偾骄之祸”,生出惕然之心。怀疑这样去救国,最终将误国。这样的思虑中,可见出陈渠珍的个性。
   1931年任湘西镇守使期间,在给《陆军新编三十四师军官教育团第三期毕业同学录》所做序言中,陈渠珍纵论古今,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人,批评东晋崇尚空谈的风气,寄语年轻军官深长修养,不要落入偾事之讥:
  
   昔者,子使漆雕开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古人之审己,自重如此,其不苟也。闲尝读叶水心《习学纪》云,东晋人才如殷浩者多,当时诸人一前一却,乍进乍退,随潮流所趋,立身不自求定,殆与浪战无异。若春秋战国时人,自己先做一二十年工夫,然后出来,使自不同,嗟乎!人之成就大小,岂不视乎修养之久暂也哉!今之轻浮少年,未更事变,所业短浅,辄敢翘然自异,卑视万有,迨其任事,非鲁莽灭裂,泛驾偾辕,即呆若木鸡,茫无措手,可胜叹乎!……愿益奋其深长之修养,以出校之岁月,补在校之不逮,则其成就之远大,纵未能企及古人,而毋敢自足,毋敢自信,则庶几其免于偾事之讥也欤,诸生勉之哉。
  
   在晚年日记中,记载为两儿讲解《史鉴》,讲到汉灵帝之变,有一段议论也可与之呼应:
  
   太学生之嚣张促成党祸固矣,予因之有感于现代学生之政治运动,真一丘之貉也,可为嗟叹。
  
   将这些不同生命阶段的议论和思想贯穿起来,来观照陈渠珍入藏时的心理——“深慕古人建功绝域”——就不会以轻率来看待了。这不是年轻人好大喜功,轻赴死地,而是他在时代潮流中谋“定”与“信”的选择。不求自定,何以任天下事?“先做一二十年工夫,然后出来”,“人之成就大小,岂不视乎修养之久暂也哉!”
  
   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风景与内地同,自是以后,气象迥殊。
   山岭陡峻,鸟道羊肠,险同剑阁,而荒过之。(《艽野尘梦》)
  
   当整个中国迎接着从东部沿海而来的力量自我更新时,陈渠珍返身走入雪域西藏,虽谈不上建立奇伟功勋,藏地绝域却以另一时空的能量注入他的人生。见识迥异的山川风物,看到沧海桑田之变(至彝贡……番人云:“二十年前,此地森林甚多,自山崩成海,森林遂大半汩没水中矣”……历历言之,如闻长爪仙人,谈东海三扬尘也),得到藏传佛教的传习,佛家的宇宙观在藏地开阔、富于宗教联想的天地间深植入心——“佛言深心直心广大心,即至善也,即宇宙本体也。故善不与恶对,其相对者,皆人事界之幻象也”——更加上生死路上整整七个月幻灭与希望的重重考验,西原勇敢纯真的生命,以至情参与陈渠珍生命构成之中;知天下之辽阔,历艰险之极境,回到家乡,此人已非原来那人了。
   每每观陈渠珍之后的人生经历,其坚守湘西,将湘西苦心孤诣经营二十年的耐心、勇毅、不随时转的气象,常让人有高山盘踞、深固不拔之感自足下生。
   “他人生的底子是在西藏打下的”,黄永玉先生曾说。陈渠珍在藏两年,经历九死一生,以艽野雪岭一介微尘炼狱般的经历,感应了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变动,并在重重极限考验之下坚持为人。其间壮烈广阔的得失,我等安居小户人恐怕难以凭想象来穷其尽。
   《艽野尘梦》如今通行版本,是以任乃强先生的序和导读作先导。任先生历史地理学的背景,吻合现代人的知识路径,一方面有其长处,而另一方面,则可能会导致对《艽野尘梦》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忽略。若以儒家“知人论事”的文论原则来看,当时《艽野尘梦》的读者中,能让陈渠珍有知音之感的,另有其人。
   在《陈渠珍遗著》所收的《艽野尘梦》中,收录了三种时人所作的序,他们分别是曹典球,陈继训,滕文昭。陈继训是“清赐进士出身度支部主事军饷司司长出使俄国参赞”,他赞陈渠珍“儒而侠者也”,“生平备尝险阻,往往艰贞壁立,千折不挠”,“惊叹其坚毅之操,诚不可及已”。滕文昭是陈渠珍的凤凰同邑,也是同龄朋友,陈渠珍入川时,他便以“人生贵适志耳,远涉风涛胡为”相劝,陈渠珍不为所动。数年后当他读到《艽野尘梦》,再联想二十年来陈渠珍治理湘西的经历,不禁浩叹:“人歌蜀道难,公直坦然处之。盖其毅力坚定,勇气富于侪辈,故能慷慨长往,而不疑不惧也”,说他“驰驱二十年,终不能舍一苦字。别有所持守,曾湘乡谓扎硬寨、打死仗者,属几近之”。
   曹典球身份不详,但列序中第一。摘录一段,看看他的评价:
  
   大地山河,自开辟至今,所通之道路,所垦之田亩,所建之宫室,皆人类与自然相竞争以成之也。惟其险者,已为前人所辟易,而后之人,仅就其夷者以宴乐而苟安。于是中原沃土,遂成为群饕争食之场。而四裔边陲,则视为无足重轻,相率规避,而不之顾。彼外人者,则往往挟其新锐之气,垂涎域外,日事探险,得寸进尺,未尝告劳。故国势之削弱阽危,其所由来者渐矣!荒远略营近利,此清之所以亡也。环顾天下,如君之赴险趋危,眷恋国土,虽九死而不悔者,能有几人哉?昔张骞使西域,从行者百余人,归途仅存其二,然经时逾十三载;君行仅七阅月,而同人之难,不减张骞。余又知君之中心惨怛,过于乘槎万里者多矣。君智深勇沉,而性情恳挚,卓然有古人之风。
  
   联想清亡未远,曹典球发出“荒远略营近利,此清之所以忘也”沉痛语。他点出人类文明应艰险而创立、而人性多苟安贪图宴乐一对矛盾,将陈渠珍与张骞并举,寓文明拓路人的联想于其中。这是一般讲人情世故、讲个性解放者所不愿也不能涉及的了。
  
   应对时代
  
   文言写成的《艽野尘梦》,和军人身份,往往会让人对陈渠珍有守旧和落后时代的印象,但细读“遗著”中种种,却发现,他不仅有早期加入同盟会的思想经历,更在湘西自治中厉行“共和”的国体原则。他了解湘西多民族的特殊民情,将家族制和议会制结合起来,成立了以家族为选举单位的自治政府,是相当有魄力和胸襟的。
   在《张治中回忆录》中,关于陈渠珍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和陈渠珍在长沙初次会谈时,他纵论湘西一般情况,从他的谈吐中,我发现了耿直忠诚的气质。他讲到他在湘西二十三年的历史以及其中不少的曲折艰难和委屈,归结到“怨尤丛集”,但他一再讲起良心,这里面自然是含蓄了一种精神上的苦楚。我当时想:要是现在能把这一位有着历史、地理、人事渊源的“老统领”请回去,对于糜烂的湘西,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吧?我后来征询他的意见,他保持了很远的距离。他的意思是:离开了湘西以后,雅不愿再回到湘西去。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以为深痛的。然而我们以真诚相见,在三个月后,在我的敦促之下,在湘西人民的盼望之下,他接受了省府的决定。
  
   “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以为深痛的”——张治中的这一见证,对理解陈渠珍的人格很关键。至今人们在谈到陈渠珍时,不少人还是习惯用“湘西王”来指称,这个名号,对陈渠珍的精神世界可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遮蔽和歪曲。陈渠珍接受过现代思想洗礼和传统文化浸润的重要特征被遮蔽了。
   以当时湘西民众反应最为强烈的《教育案》和《慈善案》为例。对教育的理解,陈渠珍便标举了国内新学制的七项标准,认为应使教育: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重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在湘西实施的具体方法上,又包括:限年取消私塾,创办各县幼稚园(“幼稚园是初等教育的基础,关系重大。东西文明各国,无不注意及此……为普及教育起见,又应先设保姆养成所,以储师资”),设立各县儿童游乐园(“仿照英国各都市集中运动场的成例……藉以发展体育”),创办各小学附设平民补习学校(“一般平民没有知识,是民治国家最危险的地方……以后每一个小学校,应当附设一个平民夜学校,使一般年长失学的男女,得吸收少许知识。当教师的,对于劳动界,应当有真挚的扶助。关于种种培植的方法,关于制造建筑的改良,以及消遣娱乐的事项,时时为他讲究。了解他们的辛苦,敬爱他们的人格,使他们相信学校可以作他们的乐场;知道学校是传播文化的利器,于是社会与学校乃无隔膜,方能尽教育的最大职务”),实行巡回教授,分期实行强迫教育(即现所谓“强制义务教育”)等等。将教化作为一切自治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同时,辅之以赈灾、救济、育婴、施药、贫民习艺所等慈善项目,陈渠珍以敬爱的情感把湘西当成自己的家庭来经营。《慈善案》中,除了上述一些传统项目外,还专列一条“劳动者地位之维持”,关注当时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地位低下的现象,不满劳动者“除得足以维持生活之赁银以外,再没有一点自由幸福的希望”。直有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在这些措施中,既能看到陈渠珍激发人天良的热切冀望,和“大同世界”的理想,也能见出他对国内国外局势的了解,及对西方文化的借鉴。
   《军人良心论》的基本思想虽来自宋明理学,初读会觉有夫子气,但认真读下去,作者融汇贯通、无一字无体会的切身之感便扑面而来,这是凝聚了陈渠珍当下努力的一部书。尤其是其中对时代思潮的几处直言回应,对我们至今习而不察的一些观念也有针对,读来竟不无悚然。
   如,他反对尊崇个人,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张扬个性,而是天下得其“平”。
  
   古人说了许多“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的话。其结果也只是平天下一件事。平字的意义,是要天下人各得其平,各安其分,能平则不相争,能安分则不妄动。同西洋人所说的发展,是绝对相反的。因为,此不安分,彼亦不能安分。此求发展,彼亦不能不求发展。人人不安本分,人人争求发展,把良心的公准,完全推到……他的意思以为天地间,只有个体是真实的存在的,极端反对公准。所以就偏重个体的发展,同我们中国杨朱的“为我”主义一般……这种流毒一直传到今日,便造成世界革命的大流血。
  
   如,他批评占据时代主流的物竞天择说,反对把竞争作为求知的目的,鲜明果敢地指出,“人的知识,为的是要了解人生真义需要的,不是为争奇斗胜所需要的”,“人人能够了解人生的真义,趋向才能一致,而无相争相夺的事发生。”“这种知识,才是良知,才是道德”,“如果蔑视良心公准,而偏重个体的主观,在知识以外求知识,这就是大乱的根本……”
   “在知识以外求知识,这就是大乱的根本”——这是陈渠珍对天下动荡不宁所做的哲学思考。
   张扬个性的学说,强调离苦得乐,认为追求快乐是人正当的权利,陈渠珍亦对此做了回应:
  
   从情意方面求来的乐,不是真乐,不能持久,结果,乐极还要生悲。只有“人境不夺”,“苦节危行”,所得的乐,才算真乐……所以人的真乐,要从苦中去求,要从忍字 入手。
  
   可能是感叹随新文学而起的种种恋爱至上主义,他语含沉重:“西洋人未闻大道,原不足责。却是我们中国近来有般自命为学者的人,也吠影吠声地说,恋爱自杀是正当的人生观。不晓得把知识两个字,到底看做甚么一件东西?真可为人心世道一哭。”
   陈渠珍以“天人合一”说来对治“竞争”说。承认“物竞天择”是一种客观现象,但仅是“现象界”一原则,不能当作人类进化的标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了解更真实的宇宙原则而遵循之。他认为人类须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样深刻的认识;良心是“天地之心”,是“寂然不动的道心”;有良心、致良知,是人生的目的,也是求知的要义;“不争”才是宇宙自然原则,而“当仁不让”是“让与争”的唯一界限。“人类进化在互助,不在竞争。”
   在生死存亡的乱世,能有这样的眼光已不易,更难的是陈渠珍作为一方统领,做到了言行相随。
     
   固穷守困
  
   陈渠珍是军人,也是个读书人,自述“经书是读遍了,也涉猎了不少子书”。在诸子中,对老庄别有感情。据陈元吉讲,陈渠珍给家里盖房子,都是土木结构。他对亲友说:“我建房子,只管二十年,子弟有能力就维修,否则就让它倒塌。”门额题为“寥天一庐”,取自庄子“安排而去化,乃入寥天一”。
   1939年,陈渠珍带领家人迁居四川南川,因为薛岳的作梗,他的抚恤金断绝,一切靠手足之力,以平民的身份开始以耕种和纺织谋生。生活是艰苦的。如果说一个人从低处走向高处,考验人,看一个人如何从高处走下低处,更试探人。
   南川期间,陈渠珍靠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发明了弹花机、灌田机等数种机械,以售出收专利费为生,办起了纺织厂。静坐与记日记,是这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沈从文语)的日常修身事务。翻看现存的两年日记,有生病,搬家,涨价,钱粮断绝,回家旅费难以筹措等困境,也有发明、读书、教子、静坐等内容。日记中虽也有“六十老龄尚漂泊于异乡,受此困厄”,“暮景逼人,言之愕然”,“念双亲坟茔久缺祭扫,深以为痛”,“天之困我,一何酷耶”等伤感语,但更多的,是坦然应对,是日日不空过的言行。
   1943年元旦,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陈渠珍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对入川几年的生活做了回顾和小结:
  
   昨晚八时睡,十一时起溲一次,三时半醒,即起生火,气候尚不甚寒。
   予二十八年二月来川,今已五载。携眷远窝数千里外之南川,此梦想所不及也。以生平不善于治生之人,而处此生活高压之下,穷愁交加,亦既三载,更非梦想所及也。予何以处此?亦曰“知天乐命而已”。人惟知名,则穷亦乐,富亦乐,于何云乐?乐天而已。凡予五载来,所处之困厄,在旁观多有为予慨叹者。岂知此五载中得以纵观经史,涵咏有得,著述之书,皆有多种腹稿,一俟到达印江,家中书籍运到,即可克期编出。予历年治兵乡土,则军事倥偬,竟无一日之暇。自开府沅陵,则政务鞅掌,则恒夜以继日,长此不改,则诸子无法自课,结果将不堪言。近自土桥起,即专意课督大小两儿,文字日进不已。援经讲史,亦自得益不少。此二幸事也。吾人苟无一定之趋向,但求身前之富贵,则以予之才能,焉往而不利?顾以没世而名不彰,此与草木何殊也?予入川时即下最大决心,必求身死之后,有不死之精神,不与此身而俱埋黄壤,故除殚心著述垂诸久远而外,更究心纺织,精研机械,所幸有志竟成。纺织既有不少之新发明,而机械更有新兴之创作。此又一幸事也。凡此不幸中之幸事,而局外人乌从而知之?而予心不但不觉其苦,反觉兴味勃然。此乐岂世俗、富贵、利禄所能易耶!予亦念及此,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老之将至也。

  
   流离四川,是他从官位上下来的日子,却也是他发愿求不死的日子;是他“穷愁交加”、身外之物尽失的日子,却也是他“涵咏有得”、身内之乐日增的日子;他历数不幸中的幸事:可读书,可著述,可教儿,可发明……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知老之将至”。看此情此景,再读“良心论”,似乎十多年前他早为这样的遭遇做好了准备:“做官是替众人负责任,不是为我求荣华。所以,做官时,只知有人,不知有我。官来听其自来,不必推卸。官去听其自去,不必留恋。”“富贵福泽,不过是厚吾所生。与人有甚么关系呢?贫贱忧戚,都是玉汝于成,又与人有甚么关系呢?”他是实实在在践行了他的话——“要知人生自有‘天爵’之可贵,决不可蝇营狗苟地去求人爵”。
   困,德之辨也。低处的陈渠珍,再次显示了不平凡的意志品德。
  
   善终
  
   陈渠珍于1935年于长沙赋闲期间,曾拜访过当时有名的精于命相的吴竟成,吴竟成给了触动他心头大痛的判语:“怪哉!此命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穷不死,饿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气不死。”无一不中陈渠珍心头肯綮。
   九不死固然说来一一都是痛,但毕竟命悬一线而终不死,就像卦辞所说的“贞疾,恒不死”。张文江老师解释为“只要有一点是对头的,那口气就不会断”。
   陈渠珍经历了清朝、民国、共和三个激烈变化的朝代,三朝为官,且是刀尖上行走的军人生涯,不依附任何一方势力,审时度势,带领乡梓自强,能够终获平安,殊大不易。带领凤凰和平举义,是陈渠珍人生棋局上落下的最后一颗子,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湘西的平安。想他的思虑中,必是以后者为大,这是他一生贞吉不死的关键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那一点对头处”?也值得人思量。
   凤凰有一个传说,说陈渠珍在北京被任命为政协委员后,苗区发生叛乱,被解放军大战攻破后,苗民首领龙飞自杀。陈渠珍梦到血淋淋的龙飞来到自己面前,说:“大哥,还是你狠!”陈渠珍凄然道:“我不过比你多混了一副棺材板,你在前面等我,我随后就来。”说完惊醒。
   这一副棺材板,就是陈渠珍的上出之处了,虽然表达得颇为凄凉。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这个话,用在陈渠珍身上不为过吧!
   钱基博先生抗战期间避居湖南,曾作《近百年湖南学风》,标举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十几位为代表的湘籍人士好学深思、辅世长民的突出品德。他赞美湖南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宏识孤怀,涵今茹古。其中这个表达——“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不仅也让人联想陈渠珍,还愕然联想起陈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王国维先生身上的最初表达。思想的独立与自由,一而再地,出现在一批有浓重传统文化色彩的人士身上。
  
  
   Ⅴ
  
   该回到“无愁河”中来了。
   “无愁河”是小说,不是史;但它又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与“史”有很大关联。黄永玉先生曾说:“百分之九十都是真的!”(另外百分之十是笔墨,那是作家气性所在,不用历史的真实性来衡量)
   了解了陈渠珍,对“无愁河”“史”的这一面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如仅把它当小说读,玉公这个人物似乎无足轻重;有了陈渠珍再去看,看到他的影子原来在在处处:狗狗被王伯带入木里避难,背景就是1927年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陈渠珍跟着在湘西也捕杀共产党,致狗狗父母双双逃亡;事后陈渠珍有些后悔,一年多后“王顾左右”,慢慢解禁,狗狗才回到朱雀;狗狗上的那些精彩的学堂是陈渠珍搞湘西自治、湘西呈现教育曙光后的成果;父亲提了一个火腿去为狗狗拜来的武术师傅,是陈渠珍从南京请来为军官团上课的形意拳名师朱国福(此人曾在中央国术馆任教官);狗狗曾和同学去郊外李子园偷李子,那是陈渠珍为纪念西原建的;狗狗后来进的实验小学,也是陈渠珍为那个抓起来不知如何处理的共产党员而想出的一个“开明”点子……
   黄永玉1924-1936年在凤凰度过的童年,基本相应了陈渠珍的湘西自治。
   除了狗狗的生命节奏,“无愁河”中还隐隐有另一个节奏,那是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比如北伐、“九一八”。北伐时,玉公在朱雀街上搞游行,弄得热热闹闹,表明自己从来不是“北洋”——“无愁河”作者笑说——“又何尝是南洋西洋东洋?”“九一八”后,玉公“像只慢慢在苍苔上游徙的带壳蜗牛。脑门顶四根触角一下这边、一下那边地探索,一下又收缩回去……有如下棋。不是蒋介石、何键将他的军,是日本的隔山炮让他不便动弹……”田应诏将湘西军政大权交给陈渠珍的事发生在狗狗出生之前,但后来黄先生借写田应诏照应了那段史,写得很美,禅让。
   凤凰的历史不仅系于陈渠珍,还要深远、广阔些,“无愁河”中也有涉猎。若以对待陈渠珍的方式再去追寻其他一些历史线索,应还有更多收获。
   可是,了解了凤凰的历史,又如何呢?它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城……
   真是不能小看凤凰啊。近百年中国大浪淘沙,恐怕只留下这一个小、精彩、顽强的奇迹。它是真实的,又已成为一个充满联想、富于启示的文学形象。它先因沈从文先生闻名,半个多世纪后,又通过《往日,故乡的情话》、《一路唱回故乡》等出现,以“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之一”而成为广为人知的旅游胜地。它在“无愁河”中,更是前所未有地以长卷的力量,被工笔兼写意地描绘。尚无其他地方,能在这一段时期内,经历种种毁灭人、改变人的因素,一直以正面的力量、美好的形象和鲜活的生命存在,捕虏两代写作者的心。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满怀爱与深情的反复咏唱,恐只有屈子的歌哭可比拟。
   张治中曾于1938年6月赴湘西考察,为陈渠珍的苦心经营、内外兼修,留下同代人惊鸿一瞥般宝贵的旁证:
  
   市廛中饶有中原风味。房舍整齐宏伟,为所经各县冠。玉鍪先生居此数十年,其仁爱侠义之风,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
   “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一句,最堪玩味。凤凰的历史不仅是“史”,更是“信仰”。
   近现代凤凰出的人物不少,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因“爱凤凰”爱得特别,所以与凤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持续的、强烈的爱背后只有一个答案:和屈子一样,因为对这个文明积累的成就、达到的高度有认识体会,所以爱得不离不弃。某种角度可以说,陈、沈、黄是三位一体的,他们互相构成我们更好理解他们的道路,也共同构成理解凤凰独特文明和文明成就的道路。
   具体看看“无愁河”在观念上和陈渠珍的很多呼应。
   陈渠珍将人生的内容分为“衣、食、住、用、乐”五方面(《军人良心论》);“乐”不是享乐,而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之“乐”,陈渠珍解释为“自然相安”。这种观念,反复在“无愁河”中出现,黄先生说:“文化,就是让人过日子!”“无愁河”虽然包含一股奇气,但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才写日常生活,而红楼的日常生活是残缺的,没有生产劳动),几乎样样贴着“衣食住用”展开,作家笔底含着情趣,写手艺人、农人、猎人、保姆、更夫、厨子、渔夫、当兵的、染布的、老人、醉人、教师、采药的,写伙伴,写父子,写师生,写同事,写来往行人,写杜鹃、桃花、鹭鸶、狗,写河、写山、写雨、写路、写井、写春风……在“自然相安”的“乐”中,还有“乐感万物”的呼吸往来。这呼吸往来,是“无愁河”中最值得静静体会的妙处。多数作家写小说,把命运、情节、悬念当动力,“无愁河”的动力是人天之间的呼吸。
   陈渠珍将人群分为治国、护国、生产三种阶级。这虽然是借用西人的划分,但应用到凤凰来,有特别的意义。在绿营军制度实行的凤凰,在“因为小,所以文化凝聚得格外坚实”的凤凰,这与其说是阶级的划分,不如说是对人三种原始天责的直观。生产、护国、治国的人,都在耳目接触的范围内;生产、护国、治国,是人以社会形式生存须承担的天责。因这样的领悟,凤凰人的人生是从“职责”,而不是从“权利”开始的。在以“职责”来联系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生中,人是爱的源泉和主体;而以权利来联系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生中,人实际上只是爱的客体。
   由于特殊的际遇,陈渠珍一生经历了三种身份,体验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情感,也承担了完整的人之责。虽然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都缺“治国”一项,不如他(一般文人之流,离他们更远),但“护国”与“生产”的责任、情感,却深沉地体现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他们笔下最优美的形象,都是劳动者和士兵的形象。“无愁河”中母豹子一般的王伯,老树根般沉默而灵巧能干的苗人隆庆,严厉得不近人情、又极尽人情的爷爷……令人难以忘怀。黄永玉先生的故园之爱中,有一种雄强的气质表达,有时候我想,这是否也是“护国者”身份寄予人的要求?你即使流离失所,你即使漂流万里,你还是必须回来守卫你的家乡!(凤凰的尚武精神,须从“护国者”这个天责中去认识,才更准确,以这样的认识去看黄永玉为沈从文先生写的墓志:“一个战士如果不是战死战场,便是回到家乡”,也更落实)
   陈渠珍讲“勤”。“一个人要晓得,从早到晚,从生到死,总要劳动,总要做事”,“古人说:‘民生在勤。’就是说人生天地间,定要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才能尽人的天职,全自己的人格。因为一人之需用,百工为之备”。“生活必须勤苦,勤苦不必富贵,这是存养法。”沈从文1918-1920年间在陈渠珍身边任文书,曾见识过他勤勉好学的生机:“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来说,他还天真烂漫,甚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无愁河”中有各种人,对疯子、弱智都有怜爱的描写,独没有懒人的位置,“懒”是不被原谅的。看“一天到晚在她的坛坛罐罐中打转”的婆,忙得多有趣。还有耍布袋戏的那对老夫妻。“民生在勤”的精神,濡透了“无愁河”的世界。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先生,也称得上一生勤奋,颠沛流离不改其志了。
   《艽野尘梦》自序中,陈渠珍开篇即说:
  
   大地河山,一虚妄境界耳,非宇宙真实之本体也。
  
   愈了解陈渠珍,愈了解这不是一句伤春悲秋的虚妄话,陈渠珍一生情感与良知所立足的,是对“真实宇宙”的体悟。
   有了对非现象界、不建立在六根之上的“真实宇宙”的体悟,才有相应的天地之心。
   “无愁河”,把“天地良心”这几个字变得一点也不玄虚,太婆身上有,王伯身上有,幺舅身上有,幺舅娘身上有……一边做事一边体会,就在百姓日用中。黄先生有时把它表达为“分寸”,朱雀人晓得分寸。外来卖艺人要钱要得过分了,被不知名的人教训。什么都不要过分,不要耍聪明,有学问的人都有修养,不露。因为战争,“这二三百年来牺牲在外的子弟太多,所以穷;穷则傲。耳朵和眼睛容不下轻浮”。得意不忘形,悲痛也不失态。抗战初期,嘉善一役,一二八师全是朱雀子弟,整个师剩下不到百八十。“全城的孤儿寡母”。黄先生只写了这一句:“朱雀城那时的空寂荒凉,连哭声都深感稀罕”。狗狗十岁了,在两个表妹面前心跳,他自顾自给自己解释:“我清清楚楚,我之所以喜欢她们是因为我是公的,她们是母的。动物是按这种规矩办事的,冇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呵,这也是分寸,是教养。 “无愁河”的欢喜面貌下,有坚固不移的道德担当。为什么?就因为一个个、一代代朱雀人的生活、牺牲、奋斗,都是在那样一个“宇宙”中。
   有这么一段玉公的描述:
  
   夜晚西门坡公馆里,玉公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睡在会客厅左手边卧室,床边上有张沙发靠椅,沙发后一排书柜,有普通的《六法全书》,《辞源》,《辞海》,《康熙字典》,《六书通》,《四库备要》,《步兵操典》,“四书五经”,曾国藩,王船山,唐诗宋词杂七杂八的集子;几部佛学经典之外,还有几册属于罕有的刻本,周围幕僚不知哪里弄来讨好他的,翻一翻,记下名字就搁进柜子里了。若果有外来文士客人谈起刻本掌故时没有涉及他的所藏,心中油然抖擞出一点欢喜,浮现出庄重的笑容令客人不知就里。
   不收藏古董字画,不搞轻薄的文人游戏,料理军务之外,就是读书。世人知道他是个勇猛的武士,不知他是个饱览群书的文人,有哲理修养而蹩处山乡的雅士,历经沧桑的苦行者。
   ……
  
   我为何说知道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一境界,不知道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另一境界?
   一来,是看到那条宛转长河的来历,看到“无愁河”“史”的成分。“无愁河”虽然才写到十岁,柔和得很,还小苗儿露珠儿一样,但可以放到一个文明的命运中去看;
   二来,是看到两种境界的转换,黄先生对“史”入其内又出其外的超越。
   陈渠珍左支右绌维护湘西平安,辛苦平衡各方力量,“无愁河”中我们听到的却是无邪的童音——“我们小学时就学拳术、搏击、打枪放炮、单双杠、‘打野外’,自学骑马,是一种严格的学业规定,不许不及格。为的是长大了,谁来湘西就打谁”。
   父亲逃命回来,幺舅来望他,发了些陈渠珍的怨气,说:“他这位老人家不像蒋介石有三民主义,共产党有共产主义;凭自己一个时候的好恶,阴晴圆缺,只有主意没有主义,什么时候变卦,哪个都不晓得。”父亲却说:“他有他儒雅的一面,不能忘记他是个大文人。军阀混战,湘西偏安了二三十年也不容易……”想一想,说这个话的人刚从外面逃亡了两年回来,差点丢了性命,却一点也不记恨造成这个局面的人。而因此在木里住了两年的狗狗,更是一辈子感恩。
   陈渠珍经历的血腥和武力,在“无愁河”中变为春风和雨露。
   这就是那百分之十的功夫了。
   作家的个性、人格,“无愁河”的艺术魅力,在百分之九十史的衬托下,能看得格外清楚。“无愁河”是无邪的。“狗狗两岁多,颇能自恃,可以!”爷爷眼睛厉害,给了狗狗最初的判语。无邪,便来自于这“自恃”。能自重,有“自”可“恃”,才好恶皆得其实,遇物演化出清新健朗、又厚重得体的风格。一方面,对人,对事,对自然,都那么心心相映地爱着——“序子很开心这世界自古留到今天的东西。树呀!庙呀!面呀!包子呀!天呀!云呀!星星呀!雨呀!雪呀!桃子呀!李子呀!萼梨呀!爷爷呀!婆呀!”同时,也剔除,也猛厉,也摧毁,无可非议,看他咬左唯一的那一口!
   凤凰的生命,从陈渠珍,沈从文,到了黄永玉。
   陈渠珍和沈从文,分别有自己显和隐的两段生命。陈渠珍“显”的生命,大致完成于《艽野尘梦》,结尾“天胡不吊,厄我至此。予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的悲恸,呼应着他永别凤凰的悲恸;沈从文“显”的生命,大致完成于《边城》,在“这个人也许永远都不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的朦胧委屈希望中。以后,陈渠珍的日记,沈从文的文物研究,都以“隐”的方式延续着他们各自的生命,含护着一股生气不灭。
   到黄永玉,到黄永玉晚年,通过一生的努力,完成了转换。那些悲怆之象,不清晰的希望之象,转换成“一路唱回故乡”、“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光明象。像一点点蔓延到天涯的青草,郁积在《艽野尘梦》中的那股生气,被一代代人,带出来,活了。
   “无愁河”是一部许诺人可以永葆童年之美、童年之力的书。
   我读它,常生欢喜心,仿佛借黄先生的眼睛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苦,是喜悦的。入于“史”内,知道苦还是苦,甚至很苦,急管繁弦,岸高水急。但因还保有那一点童年的力,保有那一点童年的爱,尚能出于“史”外,让苦变成甜,让艰辛孕育出希望。出入于“史”的内外,晓得“无愁河”的喜悦来得如何不易,如何庄严了。
   “故人星散尽,我亦等轻尘”。在写到陈哈哈的崽长大在四平阵亡后,黄先生引了这句诗。伤痛藏得很深,表达得很轻。
   他独力承担。
  
   Ⅵ
  
   陈渠珍日记有一个特点,多是从夜里的事开始记起。
   如:
  
   早二时醒,久不成眠,即起床。月色犹明,照耀山溪,清辉可爱。
  
   如:
  
   昨晚初睡约半时,即被隔壁房东敲门惊醒,又约闻其夫妇交谈声,又闻其夫人入厨房治食而入室,闻细碎声,似嚼食又似吸烟,皆不甚可辨。予遂不能成寐。至十一时半,始朦胧睡去。一时半,又起溲,再睡至三时四十分钟醒即起,升火,静坐。
  
     又如: 
  
   昨三时半起,漱便毕,天已大明。移时,旭日东升,天清气煦,树头好鸟矫唱不已,农人荷锄归来,此正农家早餐之时,想见其披星戴月而出,勤劳可知矣。
  
   这样的起笔,让他的日记有一股稀罕的气象。如带人进入广大静谧的夜,看到大地沉睡,而生机已静静开始忙碌的情景。
   其中,我格外喜欢这样一则:(民三十一年六月初六)
  
   昨日午间微雨,不久即住。然遍观此地四周则无处不大雨,故至晚暑气渐退,睡甚安,至十二时半而醒。两儿苦臭虫,同起搜捕,予亦醒,而为之煎药。梅玉因六女痱疮,辗转不能成寐,亦起至楼上取茶。于是,剔灯加油,家人皆起,笑语盈室,宛如白昼,推开窗棂觉凉风习习可爱。既而取《俞曲园集》读之,时诸人已睡静。予坐至两时半,东方既白,凭窗远眺,见天际层云起处,朝霞上升,晨风清兴,别绕兴趣。此等风味,余一生领略独多,由是自幸矣!
  
   读这则日记,我好像置身无边的安静之中。
   生活清贫而和谐,动人;对黎明的欣赏、迎接,尤其动人。陈渠珍一生以勤修身,晨兴宿寐,衣不解带,常能看到天亮日出光景。东方既白,推窗见晨风清兴,他说“此等风味,余一生领略独多,由是自幸矣”。真是动人上再加一点动人,似比“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更上一层。
   安静中隐隐有什么气息袭来。那就是黎明的气息吧。就是贯穿在陈、沈、黄身上,那一脉相承的气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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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愁河”内外的玉公(芳 菲)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札记
芳   菲

“无愁河”在静静流淌。
每两个月一期,正是静水流深的气象。
我曾写过读书札记《高高朱雀城》,是得到一本“无愁河”自印本缘起的,那是黄永玉先生十多年前的作品。没想到,八十六岁高龄的黄先生在李辉鼓励下,于2010年重新开始,以连载方式继续这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起初我有担心,怕新作不能再上接早先的理想境界,但两年跟读下来,它仍然每次带来深沉美好的阅读感受。看它所写的,或惊,或愁,或笑,或泪,都神采奕奕,美不胜收,令人流连。连载的方式,正符合“无愁河”流淌的时间性;而与写作相伴随的阅读,让我如站在时间的堤岸上,看着面前流过的这条静静大川,不时生起今夕何夕之感。
深心欢喜“无愁河”,以其山川、风光、人情、言谈音调与我故乡近似,更因为作者安稳庄重的童心,喜悦无缺的性情,能焕发人的神志。本以为我关于“无愁河”的种种感想,大致已于《高高朱雀城》一篇道尽了,之后的人、事虽有新发展,但气象不离其中。不料,一天韩少功读到这篇文章,来信问:“你读过《艽野尘梦》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艽野尘梦》末尾作者那泪尽声嘶的一声仰天长号蓦然响起,好像光天化日下一明明白白之人、之事忽然显身,而以往却不曾被瞩目过;也好像在光明境界中忽然听到一声愁惨的厉哭。不禁呆了半晌。
“无愁河”中有一个见首不见尾、若隐若现的人物:玉公,亦称大王,老师长,原来便是《艽野尘梦》一书作者陈渠珍。《艽野尘梦》以前虽也读过,却没有细究作者身世,受任乃强先生影响,以一“奇”字目之,只将它作为绝域边塞的传奇,马虎过去,没有把作者与现代中国历史诸人建立起“常”一方面的联系。经此提醒后,找来重读。并于2010年秋在吉首书店淘到由刘萧、鲁岚整理选编的陈渠珍另一重要著作《军人良心论》(含《精神讲话》)。去年,又托友人淘汰搜求,购得两种书,一是由陈渠珍长女陈元吉编辑、列入“湖湘文库”丛书的《陈渠珍遗著》。内中除前述两种专著,还收有陈渠珍任湘西镇守使时的讲话、演词、序记、公文若干,及抗战时僻居四川南川期间的日记七万余字(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及晚年书信数封。另一种是由陈元吉之女田俐、田冰、田仃三人合著的《侠骨儒心》,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艽野尘梦》的白话翻译,下编为陈渠珍自藏返湘、治理湘西二十年,政坛上数起数落,抗战期间流落四川,抗战后返乡,再次接任湘西军政大权,一直到1949年11月和平举义进入共和国的经历,合成一特殊的传记小说。
陈渠珍的遗著和有关资料,“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散失严重”(陈元吉语)。如《寥天一庐日记》原有三十多册,现仅保留五册。但几种书绵延读来,虽断简残篇,亦能想知其人也。
不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读“无愁河”,是一境界;知陈渠珍其人其事而读“无愁河”,是另一境界。

玉公在“无愁河”中头回出现,不显眼,两岁多的狗狗跟着父母年初五上他家去拜年。“老头子高颧骨,留着日本士官头,丹凤眼,黑呢子中山服,嗓子清亮。”狗狗不说话,盯着他那撮八字胡看。谈的不过几句礼数话。但展开来交代的背景好笑,也有点让人敬畏:

老师长有九个老婆,听说有个是从西藏带回来的,不久死了,埋在李子园。啊?不是九个,是十一个?是吗?九个和十一个差不多。莫管它。
老师长管十四个县,有三万多枝枪,好多人马;省里的何键总想打他的主意,怕的就是埋伏在山窝窝里这一股力量。名义上说是“师长“,其实他底下又有好多师长由他管,甚至管到四川、贵州那边去了。
他的公馆不算讲究……这房院的特点是高,占了地势的便宜。周围各山环拱,说风水、战略和权威角度看,都选得不错。
表面上他不大理会山底下的事,其实他像个“大白天”,哪里都照得着,连阴影都管。

这几句话,可看成凤凰当时对玉公的一般性舆论,其中的笑谑与善喻,是对一个权威人物的爱昵冲撞。这是1920年代后期的凤凰,这个时间至关重要,这是玉公治理了近十年的湘西凤凰,早十年,晚十年,话可能都不是这么说。
“无愁河”中的玉公,不一定会引起读者多大的注意,因为狗狗和他没有直接浓重的交往,这符合一个幼童与一个当权者的关系(陈渠珍长黄永玉四十二岁),他不过跟着父母去陈家拜访、玩耍(陈渠珍有一名楚姓太太,是黄永玉母亲师范学院的同学)。
但在对玉公的散淡描写中,却有一段特别的情节。
逃命回来的父母,带着狗狗去见玉公,试探凶吉。大人说话,狗狗静静在旁守坐。后来他插话,引起玉公的兴趣。此后有了这样一段交谈和心理活动:

玉公边走边想,这孩子脾气像谁呢?朱雀城有这类型号的人吗?长大能当兵打仗?秘书长?军法官?财政局长?教育局长?进黄埔?进北大?都不像……
“听我问你,狗狗!长大想做什么?”
“我不晓得长大做什么。”
“你可以想想唦!”
“不好想,我长大才想!”
这孩子怪!他究竟代表朱雀哪种人?朱雀人热烈的“仗火”?不像;冷漠的反叛?朱雀从未有过。既不偏处一隅认命,也不坦怀赴难就义,这脾气是内外交汇之物?还是我从未发觉过的朱雀古老根苗?
……

好好体会一下这段描写。说它特别,是因为“无愁河”不大写心理活动,它的写作状态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参见《高高朱雀城》),世界出现什么便承认什么。但此处,却出现了一个外来的、而被作者意识到的目光,这便是来自玉公心里的对狗狗的判断和发问。五岁的狗狗,能感觉到玉公心里所想吗?不太可能。那什么时候黄永玉接受到玉公的这一问?不能考证。可以确定的只是,黄永玉八十多岁的时候,他将这个“问”在“无愁河”中写出来,他选择玉公为自己一生最初的发问者。穿过时空,玉公默默投来思虑的目光——
你是谁?你来自哪里?
这是黄永玉所感受的来自陈渠珍的发问,也可以说是自问。不管是哪一种,这样的提问往往都显示一种深切交流的开始。而一个人选择自己一生的发问者,我斗胆猜想,往往也是在选择自己人生答卷的收卷人。
将“无愁河”放在黄永玉与陈渠珍的精神对话中去读,去理解,世界真的不一样了。
现在且将“你是谁?来自哪里?”的提问回向过去,去了解一下这个黄永玉将他选择为收卷人的玉公。

1882年生于晚清凤凰的陈渠珍,家族中原名陈开琼,九岁丧母,十三岁丧父,由二哥陈开藩抚养成人。七岁读私塾,十四岁转读于聂简堂学馆(聂简堂为凤凰名儒,黄永玉姑公),十六岁就读于芷江明山书院,十七岁考取秀才。自中日甲午海战后,国内变法图强的呼声很高,湖南是新思潮的核心地带,陈渠珍虽按旧例考取了秀才,但也在“废科举、兴时务”的舆论中,阅读了大量时务书籍,明白了列强环伺的危机,产生了投笔从戎、国家兴亡在我的念头与责任。恰好长沙成立湖南武备学堂,他辞家赴省,如愿被录取。经过两年武备学堂的学习,打下了文武兼修的人生基础。期间,他为自己改名“渠珍”,号“玉鍪”。“渠珍”喻珍宝空遗沟渠,“玉鍪”来自古书中“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之语。鍪,武士头盔。
毕业后,陈渠珍加入了刚成立的湖南新军,任教官,后任队官(连长)。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在成都带兵时,曾一度因受清廷怀疑,离军返乡。后来赵尔巽调四川,陈渠珍是他的学生,受他器重,又跟他一起随军再度到四川去了。1909年,英军从印度侵犯西藏,达赖逃到北京向清廷求援,清廷派一旅士兵入藏。陈渠珍“慕古人立功绝域之风”,便参加了由晚清边疆重臣赵尔丰带领的入藏军队。赵尔丰此时年已七旬,“须发皆白”,而“胆气绝伦”,“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瑟缩之状”。
进藏两年半时间内,陈渠珍带兵先后收复现川藏线一带的工布、山南、翠南,进攻波密,完成了任务。于驻扎波密之际,遇辛亥革命发生,清帝逊位。消息通过英文报纸辗转传到西藏后,军中发生内讧,军队被哥老会成员把持,“川人大团结”。陈渠珍不得已率湘西兵卒一百一十五人,觅道青海、甘肃,期冀返乡。高原绝域,人迹罕逢,步行万余里,历时七余月,其间绝食五月,绝火二月,冰天雪地,狼伺于侧。穷途险状,极人世之至艰危,生还之望屡绝。到达西安时一百一十五人仅剩下七人。陪同陈渠珍出生入死、肝胆以对的十九岁藏女西原,也在西安长逝。令陈渠珍“肝肠碎断”(陈渠珍1935年写成记录这段经历的《艽野尘梦》,近年有多个版本刊印)。
经历了这样的生死大难,陈渠珍回到凤凰,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存养,修复身心,经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数度存招,才于1914年重入军中任事,时年三十二岁。
时序这时已从清到了民国。
湘西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地理环境秀丽险要,汉、苗、土等多民族杂居,特别是军队在当地生活中占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从清朝开始实行了近两百年的绿营制度,指满清政府在八旗军制之外,以招募当地汉人、平定当地治乱的兵役制度。湘西地处苗汉交界,交哄变乱,起灭无常,加以地理上万山深阻,道路险峻,客兵不利。清政府便于凤凰、永绥、乾城、保靖、古丈等县设置绿营,利用土著,以充屯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百余年来,相沿不改。”军事与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和交织,养成了别处所绝难见的生活图景、性格构成。风尚劲直,民情朴厚。
辛亥以后,湘西绿营更名为防军,易刀为枪械,也有外来的杂牌军进入,但基本建制未变。沈从文在自传中曾说: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

陈渠珍入军任事后,从组织成立教官团入手,整顿军队。当时在军中任一名小文书的沈从文见证,自从陈渠珍上任后,“力图自强,日有振作”。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军队,“一切可完全变了”。“枪械,纪律,完全不同过去那么马虎,每个兵士仿佛十分自重,每个军官皆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那指挥官虽自行伍出身,一派文雅的风度,却使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笔下既异常敏捷,做事又富有经验,好些日子听别人说到他时就使我十分倾心。”   
经过六年实践,1920年陈渠珍从田应诏手中接过湘西军政大权,任湘西镇守使,开始全面治理湘西。
从1914年到军中任事,到1934年交出兵权到长沙任闲职,这二十年,是陈渠珍戮力奋斗,在乱世中为湘西拚打来一段好时光。
满清灭亡后二十多年,中国政坛极度混乱、各地军阀混战。湘西的地理位置,并非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小,本可让它在一个大局面中被忽略。但当神州赤县全面烽火四起,南(广州)北(北京)对立,东(中原)西(云南)对立,它却成了大军过境常要扫荡和践踏到的地方。湖南的腹部位置,又让湖南政坛上的势力变换如走马(谭延闿、汤芗铭、谭浩明、程潜、唐生智、何键……)。而湘西,就成了草芥般的战场。一个又一个仗在附近开打,地方打穷了不说,每仗下来还有散兵游勇,占山为匪,造成湘西匪患层出。陈渠珍殚精竭虑所做的,就是力争不让湘西子弟为各方做无谓的牺牲,也力保湘西不成为各方的战场。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贵州响应,成立护国黔军,讨伐袁世凯,向湖南挺进;袁世凯派遣第六师中将师长马继增率部来湘西堵截;仗要在湘西打,湘西本地的力量也成为双方要争取的对象。陈渠珍深感力量渺小,乡民贫弱,向田应诏献计中立。结果从战场上捡来了枪支几千,子弹几万发,没有损失一枪一卒。
1917-1918,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讨伐北方黎元洪政府,开始第二次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结果,政局上是使湖南落入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手里,底下,是大批军械散落民间,有的沦入流氓、散勇之手,湘西匪患成灾。
1920年,赵恒惕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湖南总司令,成为驱张战争的主要功臣。当时湖南境内湘军大致分为谭延闿、程潜、赵恒惕三派,赵的实力最强大。他为了能从北洋政府手中获得独立,采用熊希龄提出的设想,提倡联省自治来结束湖南军阀割据的局面。陈渠珍认同这个主张,于是一方面剿匪(剿抚并用,打小灭新,敲山震虎,对大股的土匪尽量收编),一方面热心地筹划起了湘西自治。他的战略,是尽可能让湘西变成世外桃源,变成《礼运·大同篇》中的世界。
据《侠骨儒心》及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载,陈渠珍曾派人考察过阎锡山的山西自治,南京陶行知的燕子矶小学及晓庄师范学校等,邀请易培基、梁漱溟、李云杭等来湘西协助自治,其中多少强调了山西自治对陈渠珍的影响。但从陈渠珍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看,阎锡山对他起到的应是外在的参考作用,更大和直接的影响,应该来自早年在川藏时期耳闻亲见赵尔丰的施为,埋下了种子。
陈渠珍曾著数万言的《赵尔丰轶事》,为赵尔丰在川藏的作为立传。“改西康为行省,杜外人窥伺”,“平康三策,拓地三千余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诸大政,皆纲举目张,种牛痘、办教育,优待学生,“一时风行草偃,番人子女争以求学为荣……”他赞美赵尔丰:“虽清祚已终,大功未蒇,而其创造精神之伟大,有足令人惊叹者。”对比那些抱“人生几何,幸勿自苦”观念的官吏,陈渠珍发出“判若云泥”的感叹。
湘西自治着力于四方面:教育、慈善、实业、团务,正可看出赵尔丰的影子。
《陈渠珍遗著》中收录陈渠珍湘西自治时期公文若干,原以为此举怪哉,疑其充数,担心读来味如嚼蜡,没想却遭遇“与家乡父老秉烛夜谈”(黄永玉形容沈从文《长河》语)般的诚恳风味。
民十一年十月(1922年10月),陈渠珍颁《颁发乡自治真义的训令》,讲国家的局面,世界的趋势,和湘西的处境,提出“自治”乃救治之道:

共和肇始,岁逾十年,祸乱相寻,讫无休息,言治之流,各标一义,此尚集权,彼尊分治,纷纭纠结,无术调停。迹其谬误,二者为均,一重中央,一在各省。地点虽殊,官司则一。岂知共和关键首在庶民,庶民集合始乎乡党,今但欲以官为理,以上相陵,揆诸国体,已极乖戾,矧今时局又渐有异,人民觉悟所在皆然,若不因势利导,必耳昌言自决,迨其勃发,益难施功。

从这个训令中看,陈渠珍是了解世界局势的,且对于“共和”国体有自己深切的认识——“共和关键首在庶民”。他抛开“中央”、“地方”这些利益集团,直接授权于民,强调一切从民出发,才能“基础既固”,“国是自定”,也才能从政争的乱象中求得自救之道。他说:

本统领身列戎行,巡防此境,既不愿卷入政争,又不忍膜视民命,远察大势,近体俗情,回环审度,冀明机要,结果所知,实未有如乡自治之为最急……

以湘西之穷,之乱,之未“开化”,陈渠珍却敢于信任百姓,做自治的鼓励,让人感慨。
民十二年五月(1923年5月),又颁布《颁发乡自治白话通告的训令并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陈渠珍先说:“吾国数千年来,人民屈服于官治淫威之下,久已失自动能力。今欲促成人民自动,必先使人民了解自治真义……”训令县令及开明士绅,希望他们务必让人民了解自治真义,无论偏陬僻壤,乡愚妇孺,都须去逐日逐处认真宣讲。
同时,他以白话写成《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以胡适之倡导的“明明白白说话”的白话写来,讲对自治的理解、倡导,情意真挚,苦口婆心。忍不住想抄录得长一些:

我们防区十县地方,连年以来兵灾、匪患、水旱、虫荒,人民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本统领驻防以来,虽尽力维持,认真剿匪,但大股土匪已平,小股土匪仍然不免。过细推究起来,都是由于人民太无职业,以致谋生无路,饥寒相迫。又加以智识太浅陋了,只顾一时之利,不顾地方之害,也就糊糊涂涂同着一般坏人去打夥行劫……我们要想一个塞源培本的方法,使地方人民安土乐生,无盗匪滋扰,就只有办乡自治一个法子……世间断没有历任都得好官的道理……所以官府是万不可靠,乡自治是一定要办的……你们看现在带兵的人,多是拿着军队来争自己的权利,毫无顾念地方的心思。本统领因为是十县的公民,所以任劳任怨,贴钱替地方筹办乡自治,为十县谋永久的福利。人人都有个良心的,你们这几年所受的兵灾、匪灾、同官府的苛虐,都是知道的……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人民既是自己有了权,又何事不可办!只要不侵官府的权,凡是教育、实业、慈善、团务各项,都可以万众一心,努力去办。有办不去的地方,本统领便尽力来帮助你们。总而言之,你们要想地方无土匪,人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就要办自治。若是……存着一种依赖的性质,如今太平日子是遥遥无期的。只怕自今以后,你们的生活一天艰难一天,地方的土匪也就一天利害一天。到了那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悔就迟了。我这几年,为地方的事心血也用尽了,嘴唇也说破了。我十县的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如果再不猛省,再不努力,错过这种机会,我也就无法救护你们了!

《陈渠珍遗著》中现收录公文六十三件,事不分巨细皆有,重要的有以上列举关于“自治真义”的解说,关于筹办教育、慈善、实业、团务四大要案说明;细的如《修理街道、沟渠的训令》、《禁止乡长私设法庭受理民事诉讼的训令》、《有关学习经费、小学之推广等问题的训令》、《成绩优异、家境贫寒之学生准免交学费的指令》、《议长、议员非先行辞职不得被选任其他公职的训令》、《困难农民欠债可以延息的告示》……多有人情。
这一时期,陈渠珍一面在地方上进行自治的各项建设,湘西出现了升平景象;另一方面他总结多年来带兵和人生经历,进行军队建设,著《军人良心论》。若说《艽野尘梦》是一奇书,《军人良心论》亦是一奇书,虽然全书以“军人”冠名,是一本军人的教科书,却大部分不涉军事,只于良心一节,于身心修养之道,用白话反复详说。全书主体部分以问答构成,共一百八十一问。从“天地为甚么生人生”开始,自天地,到人生,到人心,到军人修养,环环相扣:人是含有甚么目的而生的呢?衣食住用的生活,何以还不算稳固?何谓因果?何谓损益?何谓恒久、至诚、自然?“我执”的害是怎样?良心是甚么?军人的良心,要如何才能发挥出来?……如果说《艽野尘梦》是情感之书,《军人良心论》则是信仰之书。陈渠珍在其中梳理表达了自己的宇宙观、知识论、伦理观和军队建设理论。他的军队理论在“人民军队”理论提出之前,有相近之处,更有肝胆肺腑历历在前的真率:“有良心的人拿枪,才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军人存心是处处求人民利益,不顾自己牺牲的。土匪存心,是处处求自己利益,不顾别人痛苦的。”“军人的武器不是枪”,而是“良心”,军人靠什么来保护人民?也是“良心”。“如果人民有甚么痛不了的事,就要舍命去救他,才能成仁,才算是军人。”

在陈渠珍专心建设与著述之际,外面的世界并未安宁。“革命快二十年了,国家还是一团乱麻。”
1925年,北伐战事又起。川军借道北伐,因孙中山逝世中止,于是发生了川军滞留湘西与四川交界地的局面,给地方造成沉重给养负担,民怨载道。后来省府发来堵剿令。结果,一些地方川军取胜,洗劫空城,一些地方陈渠珍部队苦战获胜,但多年苦心经营的建设成果遭到破坏,商店、工厂这些他精心维护的核心群体损失惨重
1926年,北伐军再度从广州出发,分左中右三路推进。与黔川接壤的湘西,又有被借道或被重兵驻扎的可能,如果再打一仗,所有的经济基础会被完全打烂,拿什么来搞自治?
1927年“4·12”,因蒋介石发动政变,北伐遭到挫折,同时,也使湘系三派卷入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之中。陈渠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九师师长。
一个月之后,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接替唐生智任湖南省主席,将湖南置于白色恐怖之中。此后,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成立红军,进入湘西永、桑边区,陈渠珍又多了一方需要对付的力量。这期间,陈渠珍和贺龙打了交道。因陈渠珍的核心价值是湘西的和平与建设,所以对剿共一事,既不愿牺牲惨重去赢取胜利,对对方也没有深仇大恨去痛下杀手。因此,与贺龙似乎建立了一种惺惺相惜的英雄默契。有“剿共不剿贺”之说。几次冲突,让红军退入洪湖。后来红军主力撤退入贵州时,取道湘西,何键再次令陈渠珍阻击,也是冀图消耗陈的兵力。

由于“剿共不力”,更因何键对这个不乖驯的湘西统领常思剪除,终于在1934年,陈渠珍为湘西和平大局计,与何键达成协议,一面保部下顾家齐继任,一面辞职移居长沙,任省府委员的闲职。时年五十二岁。
在长沙的一年多时间,陈渠珍回顾生平,写下了记录西藏之行的《艽野尘梦》(附篇《亡姬西原、琼林合葬墓志》、《赵尔丰轶事》、《西藏见闻杂记》)。这期间,他也曾接到贺龙从延安的来信。
陈渠珍多年来厕身军政界,却“未参加任何党派”。他的个性、不愿牺牲湘西的立场和治军有方的实力,让他与中央政府历任湘事主管关系紧张,似乎是官场中的情理之事。但1936年张治中接替何键任湖南省主席,与陈渠珍“不知怎的竟一见如故”,那种管鲍之交,才真正让人动心感叹,恬淡无私的品格是为上者一种多么宝贵的盛德。张治中信任陈渠珍对湘西的了解、珍惜和治理能力,充分肯定他在湘西做出的成绩,任命他重掌湘西行署,收拾自他离开后苗民起义和匪患频仍的湘西局面。
陈渠珍回去后一边安定叛乱,随中日战事起,又协助张治中收留安顿内迁人员,并特别提出收留教育文化界力量,冀图为湘西造福。至今在吉首还有国立八中的旧址及纪念碑。朱镕基及夫人劳拉都曾在这里读书学习。
长沙大火后,张治中调重庆,薛岳继任。薛岳个性轻浮暴躁,且听信何键,对陈渠珍有成见,致陈渠珍对前途绝望,在张治中安排下赴重庆见蒋介石。但他个性清高耿介,有乡野气,认为一官半职非自己所求,不肯和诸大人物周旋,终于辞去了本兼各职,回归一介布衣。为避薛岳加害,又迁居四川南川,于乡间从事耕种纺织,离乡背井一住就是六年。
1945年7月日本投降、薛岳离开湖南,陈渠珍才回到老家凤凰。这时他已六十三岁。
回凤凰三年多,陈渠珍带领一家人勉力从事农业生产。他当时一家共十七口,加上亲戚故旧多年住在他家的还有七口,吃饭也是大问题。大局仍然动荡不宁,1949年湘西麻阳张玉琳闹匪患,一时各县匪患都起来趁机作乱,湖南主席程潜又派人来凤凰,请陈渠珍一定要出来担任沅陵行署。在此后短暂的时期,他一面控制了匪患,同时接受了共产党方面派来人员的劝说,一面接洽苗区领袖,办妥了为大军入黔让道之事,并于11月宣布和平起义。
时序由民国进入了共和。
1950年4月,陈渠珍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6月,他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却又差点被杀头(建国初曾杀过两批“不安定”力量,沈从文大哥沈荃即在这第二批中被枪毙),被毛泽东批示保下来,中共中央1951年1月5日关于陈渠珍的指示中说:“……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1952年2月于长沙病故。终年七十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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